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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茫茫的草原》中的女性形象_茫茫的草原像什麽

摘 要:《茫茫的草原》是瑪拉沁夫作品中壹部優秀的長篇代表作。作品以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為我們展現了內蒙人民在中國***產黨的領導下如何取得民族自治勝利的鬥爭畫卷。作品中眾多女性形象的塑造使得作品具有了獨特的審美價值。

 關鍵詞:《茫茫的草原》 女性 形象

 瑪拉沁夫是我國當代蒙古族作家中的領軍人物。在六十年的創作中,他創作了四十多篇中短篇小說和壹部長篇小說——《茫茫的草原》。1957年《在茫茫的草原上》(1963年經作者修改後改名為《茫茫的草原》)上部出版,小說反映了內蒙草原人民在民族自治和解放戰爭初期,在中國***產黨的領導下獲得解放的故事。同十七年其他文學作品壹樣,這部作品是時代“***名”的產物,裏面有較強的時代政治色彩。人物形象的塑造難免會在這種框範下顯得有些“套板”。但瑪拉沁夫作為壹個具有深厚文學素養的作家,在塑造女性形象的時候還是“情不自禁”地保留了人物鮮活的生命特征。《茫茫的草原》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分為以下兩類:

 壹、女性領導者形象

 女性作為領導者在十七年文學中非常常見。因為國家的解放不僅意味著政治上的解放,而且也體現為女性的解放。中華人民***和國的成立,標誌著幾千年來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廣大婦女獲得了翻身解放。國家頒布了壹系列憲法和法律,保障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以及社會家庭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壹樣的平等權利,婦女成了國家的主人。所以很多作家都有意識地在作品中設計女領導者的形象,以表明新中國解放的徹底性。

 《茫茫的草原》中塑造了***產黨工作隊政委、蒙古女八路——蘇榮這壹領導者形象。蘇榮是瑪拉沁夫塑造的眾多女性領導者中最鮮明、最突出的壹個。這壹人物具有政治/性別的雙重身份。

 首先,從政治角色上來看,她是壹位忠於黨的領導、堅決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的領導幹部。她壹來到特日克村就按照黨的民族政策在蒙古牧民中展開宣傳,團結群眾、發動群眾,同時團結壹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即使對蒙古族的上層階級也以團結為主。在蘇榮的外貌特征上瑪拉沁夫也寫了“兩條男人的粗眉”“邁著男人壹樣的步子”這些類似於男性的特征,這無疑是在強化蘇榮作為領導者的政治身份。同敵人的幾次“交鋒”更是充分顯示出她作為政治領導者的成熟與老練。壹次是工作隊剛剛進駐村子的時候,大牧主普日布找來幾個蒙古民間著名的祝詞歌手為工作隊表演獻寶馬的“頌馬演唱會”。這次獻馬名義上是歡迎工作組的到來,實際上是想給工作隊壹個下馬威。蘇榮以壹個政治領導者的冷靜和睿智壹次又壹次化解了危機,最後還反過來“將”了反對者壹軍,對群眾進行了壹次反內戰和爭取解放的宣傳。這都顯示了女性在政治身份上具有同男性壹樣的平等,女性的智慧是非凡的。所以蘇榮被人們稱為“草原的驕傲”“草原女英雄”。

 其次,從性別來看,她又是壹個具有女性特征的普通女人。如果說從政治角度來塑造蘇榮這個女性領導形象多少帶有受主流政治傾向影響的類型化特征的話,那麽從女性自身特質這個角度來塑造這個女領導者,則又使她具有了豐滿的血肉。她具有蒙古族女性的勤勞品質,作品中曾多次寫到她“牧婦似的”給小羊羔餵奶等情節;她也會在無人的夜晚思念丈夫和孩子;在遇到困難和挫折時也會有軟弱的微光劃過,她也需要男性對她的幫助等。這些都是女性特質的壹個集中體現。而也正是這壹特質的大量書寫使得蘇榮這壹形象才沒有成為政治的符號,而很多評論家都對十七年時期出現的女性領導者形象的“雄化”特征進行了反思,但在瑪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中我們卻看到了不同於“女英雄形象被男性敘述主體的修辭塑造成為壹種在性別和英雄特征上都難於辨認或自相矛盾的人物”① 的獨具魅力的女領導者形象。

 二、女性普通牧民形象

 在《茫茫的草原》中,除了塑造像蘇榮這樣的女性領導者形象之外,作家瑪拉沁夫更多的是塑造了大量普通的蒙古族女性牧民形象,特別是青年女性形象,這是作品中最具審美價值的形象。瑪拉沁夫非常善於描寫草原女性,對草原女性命運的關註是瑪拉沁夫小說創作的壹個顯著特點。在《茫茫的草原》中瑪拉沁夫對草原女性的描寫較之他的其他作品更為豐富多彩。他在作品中塑造了眾多普通女性,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遭遇。總的來看這些普通女性牧民形象有以下兩個方面的特點:

 1.她們都是悲劇命運的主人公

 瑪拉沁夫以強烈的女性關懷意識為我們塑造了處在社會底層的普通女性牧民。她們受著階級和男性的雙重壓迫,卑微地行走於蒙古的歷史舞臺。

 首先,從階級地位上看,作品中描寫的主要女性都是屬於社會底層的勞動階級,她們受蒙古貴族的壓迫和剝削。作品中描寫了大牧主貢郭爾依仗自己的權勢任意掠奪女性的罪惡。篤日馬原本有美滿幸福的家庭、溫和體貼的丈夫,被貢郭爾霸占後她陷入了痛苦絕望的深淵,變成了壹個冷酷的宿命論者;斯琴原本和戀人鐵木爾青梅竹馬,可是貢郭爾的好色貪戀破壞了這對戀人的幸福;剛蓋亞老太太在蒙古舊社會過著孤苦無依的生活……這些都反映出在舊社會時期蒙古女性在階級地位上的不平等,她們是被壓迫、受損害的主要群體。

 其次,從性別差異上來看,這些女性都是傳統男權社會控制下的犧牲品。人類社會進入父權制社會之後,女性就漸漸失去了自身的存在。她們成為男性的附屬品和屈從者,她們被構造,沒有選擇的權利和能力。

 由於蒙古地區的地理位置使得文化的發展和內陸地區有壹定的差異,所以蒙古族女性的這種存在困境就更加明顯。篤日馬在被貢郭爾霸占後曾努力抗爭、逃跑,但當這壹切都無法改變命運時,她選擇了屈從。如果說這種屈從只是表面的,而不是內心的,那麽我們可以說她不是真正的男性的犧牲品。但是瑪拉沁夫卻驚人地向我們表現了壹個底層女性在男權意識壓迫下所形成的心理扭曲。篤日馬痛恨貢郭爾,是他破壞了自己的家庭幸福,是他使自己陷入了絕望的深淵,成為壹個受欺淩、不被人關心的人。但是這並沒有使篤日馬覺醒,相反在這種殘酷的生活困境當中,她形成了壹種超乎常人的忍耐力。波伏娃曾說:“聽天由命態度帶來的是女人被人驚羨的忍耐度。”② 她在這種長期的忍耐中變得冷漠而沒有同情心,漸漸走向了壹種極端的心理扭曲。當貢郭爾喜新厭舊又擄來斯琴後,篤日馬就把自己的所有不滿都投射在同她具有相同命運的夥伴身上。她甚至認為就是斯琴的到來使她“失寵”了,這種“薄命認桃花”的心態描寫是如此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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