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波斯古典宗教詩的信仰之源
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世界上最古老的壹神教的先知瑣羅亞斯德受到伊朗雅利安多神教的啟示，在改革古伊朗宗教的基礎上確立了襖教的基本教義，從此直至公元7世紀中期阿拉伯人入侵波斯之前，以襖教教義為中心的意識形態壹直統禦著古代波斯人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文學的發展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祆教思想的引導。在祆教壹神信仰孕育發展並最終確立的過程中，波斯古典詩歌的傳統形式初見端睨。瑣羅亞斯德在創建宗教理論體系的最初階段，曾將壹定數量的宗教贊美詩，並同宗教儀式、伊朗和中亞的古代民間歌謠、神話故事和歷史傳說等編人襖教的經典文獻《阿維斯塔》。這些宗教贊美詩可以視為波斯最早的、尚處在萌芽時期的古典詩。這類古典詩與宗教信仰的聯系最為緊密，其內容直接反映了襖教的世界觀和道德規範及其信仰特征。瑣羅亞斯德本人就是古典詩歌的創作先驅。據載，祆教聖書《阿維斯塔》中《亞納斯》的詩歌，大多為他親自所作。詩中突出地表現了祆教的教義：
這些我問妳——主啊，宣示出真相!
誰是父，那“神聖”的第壹個先人?
誰來制定了日、星所行的軌道?
誰，是誰教月亮圓滿了又殘缺?
這些，與別的，帝啊，我都想知道。
這些我問妳——主啊，宣示出真相!
誰在下面安牢了大地，在上頭
教天不倒塌?造成水、木的是誰?
誰拿迅疾駕上了雲霾與風飆。
誰，胡茲達啊，是“善思”的創始者?
這些我問妳——主啊，宣示出真相
誰，仁慈的，創造了黑暗與光明?
誰，仁慈的，將睡眠與醒覺創造?
誰劃分出早晨與中午與夜間，
來提醒明智的人，莫忘了天責。
這裏所說的“主”是襖教中的創世之神阿胡拉馬茲達。瑣羅亞斯德在詩中向主神發問，其內容基本圍繞著祆教的宇宙觀，即“從無形的、精神的宇宙到有形的、物質的宇宙”。[1]另外，善良、仁慈等壹些與倫理道德相關的概念也在詩歌中出現，體現了襖教的基本特點之壹—對善神的狂熱崇拜，強調“以善言、善思、善行行事”；[2]而“善”最突出的象征物是火，因而同時反映出襖教信仰者對火的頂禮膜拜。由於波斯古典詩歌最初以記錄並傳播襖教教義為基本目的，其核心必然是創作者建立在壹定神學觀念上的情感表達。宗教信仰成為詩
人創作的源泉，這種本質上的特征決定了波斯古典詩歌其後的發展方向。與上述情形不同，中國古代最早的詩雖然也包含有關原始神靈祭祀的贊頌詩、祈禱詩，但其產生的根源在於對本民族祖先的功德和靈跡的歌詠，對社稷之神的崇拜與感恩。中國古代的頌神詩所贊美的對象與原始農耕文明及早期先民的巫術活動有關，是建立在人們實際生活基礎上的藝術形式，其源於現實生活的性質表明了人們對神的崇拜遠未上升到“信仰”的高度，也未曾受到系統宗教神學思想的影響。因此，中國古典詩歌的宗教色彩非常淡薄。《詩經》的《大雅》和《頌》中，歌頌神靈的詩歌大都與歷史或傳說直接相關，也有關於宗廟禮儀的樂歌；《楚辭》中的《九歌》是戰國時代屈原將保存在楚國的原始巫術祭祀活動中演唱的祭歌進行記錄整理的結果；《天問》壹篇的內容雖然與瑣羅亞斯德《聖書》中的部分內容相似，但兩者在詩歌創作的意圖上完全不同：《天問》是通過對上天的詰問表達了詩人對自然和傳統觀念的大膽懷疑，詩歌的背後隱藏著詩人對自身命運的感慨，因而可以說是從詩人本身的情感出發進行構思與創作的；而瑣羅亞斯德創作《聖書》的目的，在於形象地傳達“神的啟示，上帝的誡命”，[3]很少含有個人主觀上的情感。可見，宗教信仰與波斯古典詩歌的形成過程是“源”與“流”的關系，從而導致波斯古典詩歌的主體在藝術上始終堅持著對信仰的絕對忠實。相反，中國古典詩歌從誕生之日起，就相當自覺地對人的現實生存投註了極大的熱情和關註。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古典詩歌是人本位的、詩人的詩；波斯古典詩歌卻是神本位的、宗教的詩。
二、波斯古典哲理詩的宗教意味
富於哲理性是波斯古典詩歌的壹大特點。波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著對智慧的喜愛和崇拜。人們善於將許多具有睿智哲理的格言點綴在詩歌之中，從而增添了詩句的情趣和思想深度。又因阿拉伯人的入侵，波斯傳統祆教的主導地位被伊斯蘭教所取代，因此，貫穿古典詩歌創作的主流意識形態也隨之偏向穆斯林的信仰。但是，襖教的影響力並未完全消除，因而古典哲理詩同時受到這兩種宗教的作用，其內容也涉及了兩方面的基本教義。
“波斯詩歌之父”魯達吉(850-940)：所處時代，是伊斯蘭教在伊朗傳播近200年，但他仍然堅持古代襖教的理念，在詩中提倡祆教所確立的道德準則。他在哲理詩中強調了判斷人完美與否的四個條件：
人世間有四件珍寶
能使人們擺脫憂愁，充滿歡笑。
健康的身體，高尚的品德，
良好的名聲，聰明的頭腦。
魯達吉的哲理詩還體現了祆教體”的闡釋，反映了鮮明的善惡觀：
飼養毒蛇即使百般精心，
最後它也會以負義代感恩。
惡人的本性無異於毒蛇，
不要只看外表就把他憐憫。
另壹位著名詩人海亞姆(1048-1122)的哲理詩也從側面反映了宗教思想壹貫宣揚的正義、克己禁欲等內容：
(其壹)
清晨，露珠附上郁金香的花容——
綠茵上的紫羅蘭也向它致敬。
我的正義如含苞待放的花Jt~--
它已準備好綻露自己的美容。
(其二)
明智之士心中的每壹個秘密，
都應放到蒼鷹的利爪中藏匿。
珍珠由落入貝中的水滴形成，
而它隱藏著大海心中的秘密。
薩迪(1208-1292)的哲理詩更加充滿了宗教道德訓誡
(其壹)
若想登高不能驕傲狂妄，
謙遜作梯才能步步向上。
(其二)
人說寬其過失獎其功績，
壹念之差懲罰不能太急。
鮮花與芒刺***存，這是真理，
見了芒刺，莫將鮮花拋棄。
盡管不同歷史時期的詩人在宗教觀念方面有所不同，但他們所創作的哲理詩都毫無例外地在各自信仰的引導下，借助哲理性的言辭傳達某種教義。與波斯古典哲理詩相比，中國古典詩歌中純粹的哲理詩並不多見。這在很大程度上緣於中國古典詩特有的表達方式。詩人往往采取寓情於景、托物喻理的手法表達自己對世界、對人生的看法。因此，在中國古典詩歌中，能夠看到的僅僅是帶有壹定哲理意味的詩句。這些詩句的哲理性可以說是詩人情感抒發的附
屬品，而不像波斯古典哲理詩中格言警句的哲理性。例如：
壹日復壹夕，壹夕復壹朝。
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
顯然，這些詩句所發出的哲理是詩人在特定時代、特定環境下基於個人遭遇而產生的對人生的真實感悟和理性思考。在這裏，詩歌完全成了展現詩人心境的壹種手段，或是壹種途徑，與波斯古典哲理詩相比，更加人性化，但也因此而缺少了波斯古典哲理詩中深刻的道德倫理內涵。因此，閱讀中國古典詩歌中富有哲理意味的詩，人們能更多的找到自己與詩人在思想觀念深處的契合點，並以此為基礎與詩中體現的哲理產生***鳴，最終達到欣賞品鑒的目的；而對於波斯的古典哲理詩，則需要保持謙遜，用心領悟詩人要傳達的道理，詩總是要求讀
者有壹顆至誠、敬仰的心，要求讀者去“仰望”。另外，波斯古典詩歌在闡釋哲理時大多直言不諱，帶有訓誡、教誨的性質，而中國古典詩則顯得頗有蘊藉，言簡而意深。在這期間，宗教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客觀上將波斯古典哲理詩塑造成了神化的道德的載體，詩要宣揚的不僅是宗教思想影響下的人生觀、世界觀，還包括由宗教觀念確立的行為規範。換句話說，詩在不經意間成為宗教發揮社會功能的重要手段。在中國，詩可以言誌，可以“興、觀、群、怨”，但在客觀上不承擔傳播宗教道德或神學思想的義務；詩是作者的精神消費品，是個人情感的集中體現，而非宗教思想的物化產品。由此可見，與中國古典哲理性詩歌相比，波斯古典哲理詩更具有宗教意味。
三、波斯古典愛情詩的宗教情結
在古代波斯，宗教信仰不僅滲透到詩人的理性世界，同時也對他們的心性世界
產生了巨大影響，從而導致與宗教觀念密切相關的抒情詩的大量湧現。代表波斯古
典抒情詩最高藝術水準的詩歌，應當是古典愛情詩。談到波斯的古典愛情詩，不能不
涉及伊斯蘭的“教中之教”——蘇菲神秘主義。早期的蘇菲主義要求對真主的純潔
信仰，主張教徒禁欲苦行。到9世紀前後，波斯產生的壹批蘇菲理論家逐步創建了蘇菲神秘主義的理論體系。伊斯蘭蘇菲派信徒主張通過壹定形式的苦修，克己禁欲，敬主行善，“濾凈自己的心性”、“在‘寂滅’中和真主合壹，在合壹中獲得永存”[4]隨著蘇菲神秘主義成為波斯中世紀古典詩歌的主要研究對象，並以8世紀後期蘇菲神秘主義對愛情內容的接納為契機，從10世紀起，波斯古典詩歌中出現了大量抒發對真主愛戀的題材。這種現象在根本上是由蘇菲神秘主義教義中崇尚與真主“合而為壹”的理想境界所決定的。波斯古典詩歌史
上聲名顯赫的幾位大詩人，都是“蘇菲情詩”的集大成者。海亞姆、涅紮米、阿塔爾、牟拉維、薩迪、哈菲茲、賈米等，都有膾炙人口的傳世佳作。與古典宗教詩、哲理詩相同，古典愛情詩創作的原始意圖仍然沒有脫離宗教信仰的影響，只不過特殊地、具體地表現為通過抒寫人世間的情愛來詮釋蘇菲主義的“神愛”。在這壹過程中，詩人往往采用大量比喻、隱喻、象征、雙關等藝術手法，將愛情詩的核心部分營造成為人神融合的完美境界，用來表達對真主的無限向往。這種特點在《瑪斯那維》詩集中就有所體現：
壹個美人通宵的拿愛術傳授予金星、月亮；
施展了魔法，她用雙目封閉起天宇的雙目。
向妳們的心裏看!回教徒啊，任是什麽來臨，
總沒有心能融入我，我久已與她合體了。
波斯古典愛情詩在很大程度上傳達了詩人與神合壹的最高理想，這是整個波斯民族在壹個特定歷史時期的普遍理想，它距離詩人的生活較遠，帶有很大的幻想性和神秘色彩。強有力的宗教意識形態引導詩人走向神性世界的信仰，反映在愛情詩中則是對神愛的堅定信奉和熱情贊美。因此說，波斯古典愛情詩在壹定程度上也是為宗教服務的詩歌。
中國的古典愛情詩則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景觀。總的來說，詩人在表現這類題材時，抒發的是此時此地的真切感受。每壹首愛情詩，其所指對象各有不同，要表達的個人情感也十分復雜，但總的來說是詩人在“有我”之境中的審美體驗，沒有受到宗教意識的幹涉。所以，中國古典詩歌能夠沿著文學發展的道路發展，體現出純文學的美感，而這恰恰是波斯古典愛情詩的壹大缺憾。因此，中國古典愛情詩所承載的情感不及波斯古典愛情詩那樣厚重、濃郁，而是給人壹種清新雋永、親切可依的美感。從文學創作與接受的角度看，兩種古典愛情詩也
有較大差別：波斯古典愛情詩為了突出真主的美麗與高尚，智慧與力量，往往不惜重墨，對被信仰的真主極力贊美，大膽歌頌；而中國古典的愛情詩則側重表現詩人自身關於愛情的美好願望，或者是抒發由愛而產生的離愁別緒，往往含蓄委婉，語言精練，意味悠長。閱讀中國的古典愛情詩，有助於更好地把握波斯古典愛情詩的整體審美傾向：
關關睢鳩，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相思苦，佳期不可駐。
塞外征夫猶未還，江南采蓮今已暮。
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
中國古典愛情詩的蘊藉，是壹種淡淡的情思，其詩如茶，飽含閑適之意趣。波斯古典愛情詩受蘇菲主義影響，神秘主義往往導致“不可知”的詩意境界，愛由“人愛”轉向“神愛”，給人壹種難以捉摸的困惑。品味這兩種風格迥異的古典愛情詩，很難相信它們***同植根於古老東方文化的傳統。因而，地域的差異性和民族文化的差異性對研究不同的文學觀念有著十分重要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