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歷代皇帝當中，沒有比秦始皇更為重要、同時也更富有爭議性的了。今天的歷史學家在討論其豐功偉績的同時，也不免會得出頗為相左的結論。有些學者視其為壹個英雄，認為他為中國尋求政治統壹的悠久傳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另壹些學者則視其為壹個罪人，認為他代表著最典型的不盡王道的暴君。從前的某些漢學研究者難免會在這兩種南轅北轍的觀點中間舉棋不定，因為即便同意秦始皇及其短命王朝對中華文明的巨大貢獻，也不能不承認其暴戾天性及暴殄天物的行徑。[1]在最近幾十年裏，有兩項令人驚喜的發現，豐富了我們對秦王朝及其創立者的研究：壹項是1973年對驪山秦始皇陵墓的局部挖掘，另壹項是1975年在雲夢發現的秦朝法律和行政文書。[2] 除了以上這兩項發現為我們所提供的最新資料以外，我們對秦王朝這個重要歷史時期的研究資料，仍主要來源於漢代歷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就此類研究而言，《史記》中最有價值的章節乃卷六，即“秦始皇本紀”（以下簡稱“本紀”），不過《史記》其它的若幹卷帙，也為我們提供了某些有價值的參考資料。[3]也許正因為《史記》在歷史研究中具有核心性的重要地位，因而司馬遷對秦王朝的記載，也如同秦始皇本人壹樣，已經成為壹個非常富有爭議性的話題。司馬遷對秦王朝的某些記載，由於並不正確或誇大其辭，已經為後人所揚棄。例如，錢穆澄清了司馬遷認為呂不韋（?~前235）是秦始皇生身之父的錯誤，這壹錯誤乃由漢代歷史學家的“好奇”所致；又如，勞榦指出了《史記》中有關秦始皇母親譜系之記載的嚴重矛盾。[4] 蔔德（Derk Bodde）的細致研究，否定了《史記》下列記載的歷史真實性：秦始皇乃私生子；公元前221年以水德為始；公元前219年對山神的懲罰（譯者按，指“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公元前215年預言書的出現（譯者按，指“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公元前212年的殘害學者（譯者按，指“坑諸生四百六十余人於鹹陽”）；公元前211年的流星隕落（譯者按，指“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5] 另壹位學者最近認為，司馬遷對秦始皇陵墓內部構造的描述，乃是基於漢代陵墓建築的並不精密的重構，而非秦代陵墓的建築觀念。[6] 而從更根本的層面上說，種種意見上的分歧，與司馬遷對秦始皇所持的基本態度有關。例如，西嶋定生確信，《史記》對秦始皇存在著十分明顯的、並不公正的否定性評價：“對秦始皇晚年的評價是非常之消極的。更有甚者，秦始皇已經成為毫無道德仁義的統治著國家的暴君的典型。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這壹點已經被指出並引起關註。這種評價傾向已經深入到了司馬遷的腦海當中。”[7] 西嶋定生還分析了司馬遷這種否定性描畫的兩個原因：其壹，漢王朝需要通過對前朝罪行的添枝加葉，來使本朝迅起而代之取得合法化地位；其二，秦王朝對儒生的鎮壓，不管正確與否，通常被視為針對史官群體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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