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成立初期，溥儀等人還住在故宮裏。按照南京臨時政府與清政府議和代表商定的清室優待條件，溥儀等人還居住在故宮。民國政府每年撥發400萬兩白銀，供溥儀等人日常使用。
照說，這400萬兩白銀也是壹筆巨款，完全足夠溥儀等人開支。然而，溥儀等人過慣了豪華奢侈的生活，而且當時國民政府財政吃緊，經常不能按期交付“清室優待費”，所以常常入不敷出。另壹方面，在出國留洋的引誘下，也為自己留好後路以防不測，他開始了監守自盜的行徑。
但是，畢竟是做賊心虛，不敢公然將紫禁城所珍藏的國寶毫無顧忌地公開運往宮廷之外，於是，他挖空心思，想出壹個兩全之策，既要將宮中寶物盜出宮外，又不至於露馬腳。采取的是以“賞賜”溥傑為名的手法，使得盜運國寶的行徑披上了“合理”的外衣。恰值溥傑在宮中“伴讀”，每天均要出入紫禁城，為他們的盜運之舉提供了作案的方便條件。
從1922年9月4日正式開始“賞賜”。他們把盜運的目標首先放在宋、元版珍貴善本書上。
溥儀在盜運善本書得手之後，便把貪婪的目光盯在了歷代的法書名畫上，因為溥儀深知這些名跡的珍貴程度。可以這樣說，溥儀對書畫等藝術品還是頗有興趣的，這主要是受其客觀的政治環境所致。溥儀在遜位後的12年間，仍在北京紫禁城裏稱孤道寡“關上家門做皇帝”，既無軍國大事，亦無朝政過問。溥儀無事可為，便要找點事情做壹做，於是便開始了對宮中珍藏的歷代書法名畫的清理和鑒賞。
清代自嘉慶以來，國事多故，也開始走上了衰弱之路。道光、鹹豐、同治、光緒諸朝的皇帝已被內憂外患的國事攪得焦頭爛額，無暇顧及他們本不感興趣的書法藝術，真令人懷疑他們對宮中歷代名跡從未展閱過。對此，溥儀的回憶是最好的說明：“我16歲那年(1921年)，有壹天由於好奇心的驅使，叫太監打開建福宮那邊壹座庫房，庫房封條很厚，至少有幾十年沒有開過了。我看到滿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有嘉慶年的封條，裏面是什麽東西，誰也說不上來。我叫太監打開壹個，原來全是手卷字畫和非常精巧的古玩玉器。後來弄清楚了，這是當年乾隆自己最喜愛的珍玩。乾隆去世之後，嘉慶下令把那些珍寶玩物全都封存，裝滿了建福宮壹帶許多殿堂庫房，我所發現的不過是其中壹庫。”
所以在宮中的書畫藏品中也就看不到嘉慶之後諸位皇帝的鑒賞印記，倒是末代皇帝薄儀令羅振玉篆了“宣統禦覽”、“無逸齋精鑒璽”的印文，交由王福廠刻成，再令清理、鑒賞字畫的大臣們將其鈐在書畫作品原件之上，與其說溥儀當時有什麽鑒賞才能，倒不如說他懷有壹種不可告人的意圖，促使其如此所為的。
意圖之壹便是沽名釣譽，附庸風雅。因為早在乾隆九年(1744年)即對清宮書畫藏品進行了第壹次鑒定整理工作。以所貯宮殿為序，按書、畫冊、卷軸分類，逐件鑒定，區分上等、次等，用千字文編號，分詳簡逐壹著錄；上等品鈐"乾隆禦覽之寶”、“石渠寶笈”外，加鈐“乾隆鑒賞”、“三希堂清鑒璽”、“宜子孫三印”，稱“五璽”。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又進行了第二次鑒定整理工作，鑒藏的印跡除原來“五璽"和貯藏宮殿印記外，加鈐“石渠重編”和“石渠定鑒”，稱“七璽”，乾隆遜位後，又添鈐“太上皇帝”、“古稀天子之寶”、“八徵耄耋之寶"等大璽。至嘉慶二十年(1815年)，進行了第三次鑒定，所鈐嘉慶諸鑒藏印亦仿乾隆五璽、七璽格式。
溥儀覺得既然列祖列宗都已鈐璽蓋印，他便效仿著也堂而皇之地蓋上自己的鑒賞章。
意圖之二是簡潔而明確，摸清底數，以便“賞賜”為盜運出宮作準備。
清宮所藏的法書名畫，主要分貯在乾清宮、養心殿、重華宮、禦書房等處。
宮中的書畫，立軸有錦套，冊頁有綾錦包袱，手卷也有為宅專制的淡黃或淡青花綾包袱，白軟緞作裹，上面鈐印墨色所報書畫的品名、作者的姓名、年代，以及評定等級在內，每件均為專用，不得混淆。除此而外，每件作品都定制有白玉撇子，正面浮雕圖案，裹刻品名，並填赤金，文字與包袱皮裹壹致。每件書畫都有楠木匣盛裝，其長短大小是根據書畫本身的體積訂做的。各處收藏的書畫原先用的事大立櫃，多為紫檀制成，有的高達屋頂，存放相當方便，提取也不太費事。另外，每件書畫品名上加壹個編號，提取時按號查找櫃架。在溥儀的“賞賜”目錄中絕大多數的作品都記有字號，最多的為“靜”字號，次為雖列號而缺編字的，再次為“永”字號、“長”字號、“海”字號。
雖然神武門、北上門等出入紫禁城的大門仍由民國步兵統領指揮的“內城守衛隊”把守，但溥儀覺得這還是不能對他實施盜運書畫的計劃構成威脅，因為成功地運出善本書的行動，壹直在對他起著打氣鼓勁的心理作用。既然善本書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盜運出宮，那書畫的盜運又有何難呢?
溥儀仍然是仿照盜走善本書的辦法，首先選擇手卷的冊頁，因為它的體積較小，看起來不顯眼，不至於引起警衛的註意，較容易蒙混過關。同時壹向由太監攜帶的黃絞袱出出進進，跟著溥傑壹道，值勤的人員司空見慣，熟視無睹，也就不予理睬也懶於過問，於是就聽之任之，暢通無阻了。
溥儀第壹次“賞賜”給溥傑的書畫竟達10件。從同年12月9日起，他們見守門的警衛馬馬虎虎、麻痹大意，形同虛設壹般。於是他們便乘機增加了每次盜運的件數。15件，20件，25件，賊膽越來越大，簡直是肆無忌憚。12月27日的“賞賜"，壹次竟高達30件，其中包括：(明)唐寅《野航雨景》、(元)趙孟頫《樂誌論書畫合璧》、(宋)馬遠《溪山秋爽圖》、(宋)趙伯駒《蓬瀛仙鶴圖》、(明)文征明《赤壁賦圖》、(明)仇英《五百羅漢圖》、(元)黃公望《溪山無盡圖》。
1923年1月5日後的“賞賜”中，有好幾次竟達到35件之多。就是用這種逐次遞增，分批盜運的方法，溥傑、溥佳這兩位“皇帝”的伴讀幾乎每天從紫禁城回去，都帶走幾大包書法名畫。開始還是幾天分兩次來“賞”，隨後幹脆就壹次“賞”出，其真正的企圖就是要把宮內這壹批書法名畫全部盜出。
由此可知，溥儀在他的所進行的“賞賜”活動中也在采取多方面手法，不但是掩耳盜鈴欺騙自己，更為狠毒的是壹不做二不休，幹脆來個消滅罪證，不列入清單，撕去原來的偽裝，變本加厲、無所顧忌，暗中竊取，連負責管理看守的太監們也被蒙混過去，留下的只能是壹筆整理不清的糊塗賬。
溥儀盜運國寶的計劃絕非僅限於法書名畫卷冊部分，他是要把故宮中能盜運的國寶全部偷出宮外，據為己有。經過兩個多月連續不斷的“賞賜”，原藏的書畫卷子，已基本上被洗劫壹空，至於冊子，所剩下的也十分有限，僅有畫軸還沒有動手。這些未動的畫軸和極小部分的冊頁，並非是溥儀壹夥“良心”發現而舍不得動手，而是客觀上存在著不易克服的具體困難，主要是畫軸的體積太大，有的還太長，無法進行包裹，明晃晃地往外拿又唯恐露馬腳。正在研究安全又保險的新的盜運方法之時，就遇上動蕩的政治時局和國內的形勢發生了劇變。
1924年，占領北京的馮玉祥國民軍把賄選出的“大總統”曹錕軟禁在故宮武英殿後側的“延慶樓”，紫禁城外的“內城守備隊"已被馮玉祥的國民軍改編，並加強了對紫禁城的兵力和監護。在這種形勢之下，溥儀原擬的密謀計劃，顯然遇到了強大的阻力。所以說，是時局的突變迫使溥儀等有所收斂，暫時停止了盜運活動。只要時局再變，來了可乘之機，溥儀他們還會想出新的花招，直到把所有的書軸盜盡為止，這才是他的最終目的。
溥儀盜運出宮的書畫精品的珍貴程度，用言語是難於表達，更是無法估價的，其中有東晉王羲之《破羌帖》、《曹娥碑》、《二謝帖》，唐歐陽詢《行書千字文》，唐玄宗李隆基《毛應佺知恤詔》的親筆墨跡，宋徽宗趙佶《後赤壁賦》，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親筆原稿等等。在繪畫方面，有東晉顧愷之《洛神圖》、《列女仁智圖》，隋展子虔《遊春圖》，唐閻立本的《職貢圖》、《步攆圖》，宋李公麟《女史箴》、《九歌圖》、宋代馬遠、夏圭以及馬麟各自畫的《長江萬裏圖》等。
至於溥儀從北京故宮中盜運出的珍寶、古玩、金銀器皿則無記載，但據壹些當事人的回憶和從後來的流散情況看，數量也不少。溥儀的堂弟溥佳幼年時曾作為溥儀的英文伴讀，經常出入宮禁，他曾回憶說：“溥儀出宮的前兩天，我們趁養心殿無人的時候，從保險櫃裏取出些便於攜帶的珍珠手串等物，分裝在兩個小手提箱內，準備帶出宮去。”
溥儀從小就喜歡玉器，見得多自然也就對玉器有壹定的鑒賞水平，溥儀從北京故宮盜運的珠寶翠玉中以玉飾為最精，價值也很昂貴，其中玻璃翠玉有許多，大小形狀不等，都是難得的珍品，還有重幾十克的金剛寶石、印尼產貓眼石、紅寶石、翡翠等等珍寶。
1924年11月5日，溥儀帶著皇後婉容、淑妃文繡以攜帶生活用品、首飾為名帶著部分珠寶玉器，乘坐著民國政府準備的 汽車 ，由鹿鐘麟、張璧陪同，駛出紫禁城，到達前北海沿的醇親王府他的生父載灃家。溥儀看到王府門前及四周布滿了荷槍實彈的國民軍士兵，就徑直向王府走去。此時溥儀是壹種什麽樣的心情，無人知曉，人們只是看到他緊緊地閉著嘴，神情嚴肅沮喪，帶有壹絲無以名狀的失落感。但失落之中仍有幾分欣慰之色。原來溥儀想到了他和溥傑從北京故宮中盜運出的奇珍異寶，雖然曾在醇親王府內集中存放壹段時間，但慶幸的是已全都轉移到天津日租界那個安全所在，這就足以保證他壹生的榮華富貴。
溥儀盜出的國寶是怎樣運到天津的
溥儀、溥傑等從北京故宮盜出的國寶，在醇王府內集中存放了壹段時間便全部轉移到天津的租界內。對此溥儀的堂弟也是他的宮中伴讀盜運國寶的局內人溥佳的壹段自述所言所據：
因為早在1922年前後，由於北京經常受到戰火的威脅，深恐溥儀壹旦不能在宮內居住時，就無處可以避亂，就由我父親(載濤)在天津租界代溥儀買了壹所樓房。
這批國寶運往天津時，又費了壹番周折。這些書籍、字畫，***裝了七八十口大木箱，體積既大、數目又多。在出入火車站時，不但要上稅，最害怕的是還要受檢查。恰巧當時的全國鐵路督辦孫寶琦是載掄(慶親王載振胞弟)的嶽父。我找了載掄，說是醇親王府和我們家的東西要運往天津，請他轉托孫寶琦辦壹張免驗、免稅的護照。果然很順利地把護照辦妥，就由我把這批古物護送到了天津，全部存在戈登路166號樓內。有了這批稀世之珍來作溥儀將來生活和留學的雄厚資本，所以認為去天津居住最為相宜，可以說是有恃而無恐。
1925年2月23日，溥儀來到天津，不久便將戈登路所存全部國寶移到張園，後又移到靜園。
存放在天津的國寶是如何運往長春的
後來，溥儀在偽滿洲國皇帝寶座表面上坐穩之後，當然不會忘記他在天津所收藏的那批國寶，這是他在經濟上最大的寄托和所擁有的無價財富。運不運到偽滿洲國來?即便是運又是怎麽個運法?在天津有他父親載灃以及若幹親信看守著這批珍寶，又有日本警察署為之撐腰，當然不會出現什麽差錯。運到“新京”來，放在溥儀的身邊，心裏總會平穩些，但運來之後又怕發生意外，日本人會不會打這批國寶的主意呢?
正當溥儀還在猶豫打著他的小算盤之時，日本人早已對此確定了既定方針。因為日本人對這批國寶的重視程度毫不遜於溥儀，將其全部運到長春，更有利於對溥儀的全面控制，盡管放在天津日租界相對來講亦可說是掌中之物，但總有壹種鞭長莫及之感。日本人又何嘗不覬覦這大量的國寶，壹到時機成熟，任何時候都可成為囊中之物。
“皇帝禦用掛”吉岡安直按照日本關東軍指令對溥儀提及此事時說：“務必把那壹大批書畫文物從天津運到‘新京'的‘宮內府'來。否則將有人這樣想：‘滿洲國皇帝為什麽要把他的東西不存放在滿洲國內，而偏偏要放在滿洲國國土以外的天津?'這很可能使人懷疑妳仍要回天津去住!”在此威脅之下，溥儀乖乖地將存放在天津的書畫文物分批運到了長春偽皇宮。
1936年6月中旬，溥儀傳諭，命在天津清室辦事處留守的族人溥修護送第壹批國寶來“新京"。溥修奉諭將手卷40件分裝成2箱，在日本人的保護下運到了偽皇宮。
這些國寶的運送過程相當嚴密，每壹個細節都安排得十分穩妥。首先由溥儀派到天津的貼身侍衛官存耆與天津清室辦事處的溥修等人當面按物品詳冊逐箱逐件點收簽封，然後由在天津的日本赤帽社“外加裝置，以期沿路裝卸周全”。運輸則由日本駐天津特務機關長直接負責，商妥鐵道司令部掛車壹輛，並派日本憲兵沿途保護直送“新京”的偽皇宮。
溥儀在天津期間清宮法書名畫的存藏、散失與轉移
中國 歷史 上曾經發生了數次令人慘痛的法書名畫大散失和浩劫。表面上看，發生的原因莫不與朝代的治亂、戰亂或衰亡有著密切的關聯。但如果我們透過那些 歷史 現象稍加考察，就會發現，原來最高統治者的“壹己之私”才是最有力的“推手”。南北朝時聚名畫法書和典籍二十四萬卷而付之壹炬的梁元帝蕭繹如此，中國 歷史 上最後壹個封建王朝——-清朝的末代皇帝溥儀是更為甚者。溥儀在北京紫禁城的“小朝廷”盜取清宮內府的珍寶並秘密運往天津，以及在天津期間為滿足自己無度的揮霍和在日本租界的“小朝廷”浩繁無邊的開支，對視為己有的清宮珍寶肆意變賣抵押，就是有力的明證。
說到溥儀在天津時期內府珍寶的存藏、散失與轉移，就不能不提及當時的天津英租界13號路166號樓。在他出逃至天津的三年前，也就是1922年前後的北京“小朝廷”時，他在半年多的時間裏把以賞賜溥傑為名盜出的法書名畫和古籍就源源不斷地運至天津，存在於這所樓內。
為什麽溥儀要在天津買房以存藏盜運出來的內府珍寶呢?壹是因為地理位置的緣故。天津是北京的門戶，離京也只有壹百多公裏。北京發生的事在天津幾乎可以看得見、摸得著。再說在天津“寫劇本"到北京去“唱戲”(此處指溥儀想借助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搞復辟)也是十分便利的事兒。這也是中國近代史上許多政客、軍閥都曾在天津做過寓公的重要原因。
另壹個因素就是盜運出宮的珍寶的安全問題， 天津是中國國內外國租界最多的城市 ，當時壹***有英、美、德，日、俄、意等九國租界。其中英租界勢力最大。當時，溥儀及其“小朝廷”與日本人可能尚無實質性的接觸。因此，載濤受命到天津買房也就選擇了舊屬英租界的天津戈登路即13號路166號樓，依仗英帝國勢力為之保鏢。天津的樓房購置妥當，盜取珍寶的準備工作算是告壹段落。於是，唯恐遲則生變的溥儀在1922年正式開始“賞賜”，趁溥傑、溥佳二人每天上午“進宮"陪同溥儀讀書之機，壹個包袱接著壹個包袱地運出了紫禁城，待積至七八十箱之後，再由溥佳出馬奔走，壹路通行無阻，安全運至天津英租界所置樓房中，秘密地藏起來。
溥儀潛逃至天津後珍寶的存藏與轉移
清代是中國最後壹個封建王朝，清內府的庋（guǐ）藏是歷代法書名畫的壹次大集中，基本上把歷來流傳下來的名跡羅致到手，總數在萬件以上，唐宋元的法書名畫近兩千件，明代作品亦存兩千件左右。
溥儀在天津期間存藏的珍寶大致分為法書名畫、善本書籍和珠寶翠玉三個部分。法書名畫和善本書籍都是體積並不顯眼，方便溥傑、溥佳用書包或包袱攜出而不致引起警衛註意之類。其中法書名畫的盜出，首先選擇的是手卷和冊頁，其次是那些體積較小、類似手卷而不帶軸頭的掛軸(條)字畫。這兩個部分具體數量難以準確估計。
從所謂“清室善後委員會”統溥儀“賞賜”的“清單”編印出來的壹本小冊子《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可知從1924年9月28日起至12月12日止，前後兩個半月以上的時間，溥儀通過“賞賜”溥傑、溥佳***盜出書畫手卷1285件，冊頁68件之多。加起來***是1353件，是清內府庋（guǐ）藏晉唐宋元明法書名畫4000件左右的近壹半。這樣的統計可能並不符合當時溥儀所盜出宮外的書畫手卷冊頁的真實數量。因為在“賞賜”清單之外，還有不少隋唐宋元的國寶名品根本沒有登記在清單之上。這種情況是在後來清理過程中才逐漸了解到的。
當時的“清室善後委員會”在民國十四年(1925年)七月三十壹日點查養心殿至呂字五二四號時，所發現的“賞溥傑單”和“收到單”各為壹束，認為兩者“大體符合”的看法，說明“賞溥傑單”和“收到單”上的法書名畫的數量與在“賞賜”手段上采取多面手法盜出而不列入清單的法書名畫的實際數量是存在較大差距的。之所以作出如此推測，原因在於“清室善後委員會”的成員們畢竟都是溥儀的舊時臣工。當他們發現溥儀“賞賜”的清單時，既未報請***和政府聲討追回，亦未能著手徹底清理點查以弄清到底“賞”出多少。可能他們略作清點就對溥儀盜出書畫心知肚明，卻寧願“相信”壹紙清單，走走過場例行公事。否則他們為什麽不得出兩者“完全符合”的結論呢?
“大體符合”是頗有意味的壹種看法，聯系到給出這種看法的人就更值得玩味了。“大體符合”在這裏可能包含著兩種意思：壹是數量確是相當，相差無多；二是數量極不相符，相差可能數十件或數百件之多。相差數十百件之多，在中國歷代傳世的浩如煙海的名家書畫作品中可能算不了什麽。但在清內府4000件左右的法書名畫的庋（guǐ）藏數量上，卻是壹個驚人的數字了。溥儀的“賞賜"原本就是蓄謀已久的暗中竊取，手段必是多面的，“賞賜”只是其中的壹種主要途徑，因此，我以為在當時的時局和形勢下，在當時的時代風氣層面上，“清室善後委員會"的舊時臣工們給出“大體符合”四個字是無可奈何而例行公事的話；對 歷史 而言，對後人而言，則無疑是騙人的鬼話。
盜出宮的宋版書的數量，據溥儀《我的前半生》所雲“二百種上下”，應是有二百個種類的宋版書籍，既有可能是二百本左右，也有可能略大出這個數目。至於珠寶翠玉的件數則可能要多得多。
溥儀和他的“小朝廷“的臣工們想盜竊的內府珍寶原本遠不止這些。直奉戰爭的爆發阻礙了他在進行中的計劃。1924年11月直系軍中的馮玉祥將軍進軍北京，幽禁“大總統”曹錕，改編紫禁城外的“內城守備隊”，並命令部下於民國十三年(1924年)十壹月五日突然闖入紫禁城攆走了溥儀，紫禁城裏的“小朝廷"不復存在，《清室優待條件》也到此取消。溥儀竊取宮中法書名畫的計劃由此中斷。20多天後，他由其父的醇親王府逃往日本兵營，要求“避難”，隨後公然搬到日本公使館。數月之後於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保衛”之下，潛逃至天津，又在日本租界的張彪私宅張園那裏安頓下來，作為遜位皇帝的“新宮”，還成立了所謂“清室辦事處”，北京的皇室中人輪流到天津當差，又形成壹個“小朝廷”。
原來存藏在天津英租界13號路(戈登路)166號樓內的宮中珍寶便搬到了張園。這次轉移在總的箱數和珍寶的件數上應該是原存放在英租界13號路樓內的數量，不會減少，相反應增加了溥儀潛逃至天津時隨身攜帶的壹些珠寶翠玉之類的東西。但由張園遷往靜園時數量究竟減了多少，尚不得而知。在靜園存放了近7年的這批清宮珍寶1932年由日本關東軍司令部中將參謀吉岡安直運至長春偽皇宮，但已不到70箱了。“幾十種”法書名畫、宋元善本的變賣、抵押或賞賜，以及壹些珠寶玉器等的售出和抵押、轉移到長春的清宮珍寶自然就減少了。但真正的清宮珍寶的浩劫還在後頭，這僅僅是我國歷代法書名畫的又壹次浩劫的前奏。
溥儀留津期間珍寶的變賣、抵押和散失
溥儀潛逃到天津後，在日本軍國主義的卵翼下依然過者“小朝廷”的尊榮豪奢的生活。巨大的財源仍滿足不了“小朝廷”浩繁無邊的開支和他無度的揮霍，便開始通過身邊的陳寶琛等人或寶熙，鄭孝胥等舊日臣工，把視為其私人財物的貴重書畫作為商品賣給殖民者和古玩商，換取大量的金錢。
溥儀在天津的數年中，究竟變賣抵押了多少件法書名畫，無案可稽，很難摸清底細。但在天津期間售出的大概有：
(1)王獻之《中秋帖》、(2)王珂《伯遠帖》。這兩件黑跡乃清乾隆皇帝弘歷“三希堂"中之“二希”。據張伯駒在《春遊瑣談》中說到這兩件法書是溥儀在天津時售出，不知何時歸原為琉璃廠古玩商人，曾做過袁世凱的總務局長，後從事銀行業務的郭世五，新中國建立前夕壹度為財閥宋子文據有，後又退還郭氏。
(3)北宋李公麟《五馬圖》。為李公麟傳世之代表作，每段有同時人、“宋四家"之壹的黃庭堅題詩。流傳有緒，屢經名家遞藏和著錄。極具 歷史 價值和藝術價值，同時在中國繪畫史上也極具 歷史 和藝術地位。在天津售出後壹直在日本私人手中秘藏。
(4)傳為北宋李公麟《瀟湘臥遊圖》。為日本菊池惺堂所藏。
(5)南宋趙令穰《湖莊清夏圖》。原流往日本，可能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美國波士頓藝術博物館購得。
(6)南宋鄭思肖《墨蘭圖》。此卷有元明人諸多詩題。入明為諸家遞藏，清初為宋犖（luò）珍秘。鄭思肖開元明之花寫意之先聲，傳世作品絕少，此卷集詩書畫薈萃於壹卷之中，益以元明清名家詩題，極為珍貴。為日本人阿部房次郎所得。
(7)南宋李嵩《西湖圖》。此卷乃《佚目》外之物。原藏家為上海龐萊臣，現藏上海博物館。
(8)金人王庭筠《幽竹枯槎圖》卷。此乃王庭筠傳世孤本。風格上繼承蘇軾、米芾墨戲之筆，下開元代文人畫之先聲，在中國繪畫藝術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9)元趙孟頫《灤菊圖》。趙孟頫的人、馬、山水之作較為常見，唯花卉絕少，尤以寫菊確為僅見。此圖對全面研究趙氏技法，以及趙氏花卉如何繼承並發揚傳統，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10)元張渥《九歌圖》。《石渠寶笈三編》著錄。
(11)元黃子久《江山勝景圖》。
(12)元王冕《梅花圖》。
(13)元趙奕書《梅花詩》。《石渠寶笈》著錄，山本梯二郎所藏。
宣統遜皇歸於我岡部子爵(岡部長景)，子爵求予跋”。
(14)元馬琬《幽居圖》。清代著錄頗多，卷後有日本內藤虎題跋雲“近年由宣統遜皇歸於我岡部子爵（岡部長景），子爵求予跋。”
又據胡嗣璦《直廬日記》手稿(遼寧省圖書館藏)，得知當時美國人購去三件，未記錄時代、作者和圖名。該美國人在購畫過程中，與英國教習合謀想騙走的李成《寒林圖》、《茂林遠岫圖》以及燕文貴《溪風圖》等六件，後在日本使館的幹預下得以歸還。
天津博物館現藏清宮內府書畫作品有：北宋範寬《雪景寒林圖》；南宋趙孟堅《水仙》卷；明項聖謨《且聽寒響圖》卷等近30件。這近30件清宮內府書畫中可能有壹部分是溥儀在天津時售出的，有壹部分則是後來回流到天津，被天津藏家所購買。其中也有壹部分可能是天津藏家通過設在北京琉璃廠的古董店所購買。
溥儀在天津期間變賣抵押的除了法書名畫之外，還有珠寶翠玉及瓷器等。但其中的許多抵押品與他在北京“小朝廷”抵押給北京鹽業銀行有關，有些抵押品則不是從宮中盜出之物。1922年溥儀大婚前後，清室為了籌措大婚經費以及擬赴歐旅費，甚至賑濟日本地震災民費用，曾將清宮珍藏的書畫、瓷器、玉器抵押給鹽業銀行。
1924年5月31日經溥儀嶽父榮源和內務府大臣紹英、耆（ qí ）齡與北京鹽業銀行80萬銀元抵押貸款。第壹批乾隆五十五年鑄制的16枚金編鐘，第二批抵押是金寶、金冊、金塔等金器，期限壹年。溥儀出宮後無力償還，壹部分金器已熔毀，金編鐘1932年運至天津鹽業銀行。其他抵押品玉器、瓷器也有運津行保管的。天津鹽業銀行與北京鹽業銀行關系密切，1928年鹽業銀行總行壹度設在天津，因此溥儀存放在鹽業銀行抵押品，過期後就又可能變賣或處理。天津博物館現藏的壹對碧玉提梁鹵(高約40厘米，寬約20厘米)，十分精美和珍貴，極可能是溥儀在津期間放在天津鹽業銀行的抵押品。
溥儀在津期間所散失的珍寶還包括他賞給近侍的壹些東西。如他為酬答其師傅陳寶琛之外甥劉駿業而賞賜給劉駿業的唐閻立本《歷代帝王像圖卷》(此件歸劉氏不久即歸華北偽政權頭目梁鴻誌所有。隨後轉售日本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美國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所得)和《步輦圖卷》，五代阮郜傳世孤本《閬苑女仙圖卷》三卷。當時還酬有宋拓《定武蘭亭序拓本》壹卷等。從以上作品的 歷史 性和藝術性來看，它們無疑是極具價值的瑰寶。當然，溥儀的酬答如此“豐盛”，與他當時也許並不了解這壹點有關。所幸保管《步輦圖卷》、《閬苑女仙圖卷》的主人，沒有轉售給外人，解放後捐獻給人民政府，後歸故宮博物院庋（guǐ）藏。這也實屬壹場大不幸中的萬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