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67年，元至正丁未年九月，以鹽販子出身、盤踞江浙的張士誠政權在朱元璋部的進攻下宣告滅亡。這標誌著環顧宇內，朱元璋已幾乎沒有強大的對手，其統壹中國的偉業基本奠定。蘇州城被圍長達數月之久，因為之前朱元璋已剪除蘇州的羽翼，蘇州孤城實處於外無援兵、內無糧草之絕境，史籍上描寫當時城內“資糧盡罄，壹鼠至費百錢，鼠盡至煮履下枯革以食”。但在這種困境中，張士誠仍然拒絕投降，曾謀劃多次突圍均未成功，於城破時上吊自殺，為沖進張府的朱元璋軍士所救，然後被作為最大的戰利品，送往南京。在凱歌聲中，隨同張士誠及其文武官員壹起被押解去南京的，還有蘇州、杭州、嘉興、松江（今上海）等地的官吏家屬和外郡流寓的百姓，計二十余萬人。在老對手面前，階下囚張士誠還是頗有骨氣的，閉著眼睛，既不說話，也不吃飯，賜給衣冠也不接受，最後被賜死（或曰自殺）。
張士誠原先統治的以蘇州、杭州、嘉興、松江為主的江南地區，現在歸入了朱元璋的版圖。但“江南”帶給朱元璋的，卻不僅僅是勝利者的喜悅。洪武初年，壹次微服私訪讓朱元璋大發感慨：“張士誠小竊江東，吳民至今呼為張王。我為天子，此邦（吳地）呼為老頭兒。”吳地的奢華讓他厭惡，吳地的民風更讓他不懂，這樣壹個江南是他這個新天子所不能容忍的。於是，登基不久，朱元璋對江浙地區的整飭就開始了。
整飭全面而系統，整飭的動機，則不單單是經濟上的，更有政治和文化的深謀遠慮。什麽樣的深謀遠慮呢？壹言以蔽之，就是削弱這壹地區的異己意識，鏟除對王朝統治可能構成威脅的基礎。由於歷史視界的狹隘，朱元璋對江南的嚴厲整飭又帶有壹種傳統的、以農業社會為基礎的道德理想，包含著對於工商業發展而產生的社會變動的恐懼和仇視。
朱元璋對江南的整飭，首先是從經濟的壓榨開始的。 明初江南重賦之謎所謂“江南重賦”，是指明朝在江南地區的蘇州、松江、湖州、嘉興四府，賦稅特別苛重的壹種現象。對江南實行重賦，是朱元璋制定的政策。在明代的各個歷史階段，在朝在野的官紳士庶對這壹政策都有激烈爭論，改革的呼聲居高不下，但終明之世，“江南重賦”並未有實質性的調整。
在開國奠基後，朱元璋為什麽要對江南地區科以重賦？這是個歷史學界存在很大爭議的問題。長期以來有壹個流傳甚久的說法，即此乃朱元璋個人泄憤的產物。在朱元璋奪鼎的艱辛歷程中，他最大的競爭對手，除了元王朝和“以強恃”的陳友諒，就是“以富恃”的張士誠，而蘇、松、湖、嘉壹帶正是張士誠的大本營。朱元璋消滅陳友諒，移師進攻張士誠所占據的蘇州城時，向來被視為民風柔弱的蘇州人曾作殊死抵抗。所以，前人多認為，為發泄對支持張士誠的江南軍民的不滿，朱元璋登基後，便故意對張士誠原轄的地方加征重賦以示懲戒。清人所修的《明史》就采信了這壹說法。
但這壹說法遭到了壹些歷史學家的質疑。韋慶遠先生是攻治明清史的專家，著有《明清史辨析》、《明清史新析》等著作多種，他所撰寫的《明初“江南賦稅畸重” 原因辨析》就是質疑陳說的壹篇論文佳作。韋先生重點從江南賦重的歷史淵源、明初社會經濟情況等方面入手，力圖說明，“江南重賦”政策並不是朱元璋個人主觀意識決定下的產物，而是當時社會現實的客觀需要。而韋先生反駁舊說，最有力的壹個論據是：如果說江南重賦是因為朱元璋對江南軍民支持張士誠不滿，那麽他為什麽不對曾經支持陳友諒的江西、武昌軍民也壹樣施以重罰？須知，陳友諒當時對朱元璋的威脅遠遠超過張士誠，陳才是朱的頭號死敵。
韋先生的文章，從學理上講，是無懈可擊的，尤其是那最後壹個駁論，更幾乎讓舊說無立足之地。不過，分析歷史事件，固然需要充足的史料和敏銳的識見，但同時應該對事件中的人物心理有深刻的體察，這也就是前人曾經說過的，“論史要能攖人心”。而如果考慮到這壹點，韋先生的論文又不免可議之處。
誠如韋先生所說，“陳友諒當時對朱元璋的威脅遠遠超過張士誠，陳才是朱的頭號死敵”，其時陳友諒聲勢極盛，從實力上講在朱之上，鄱陽湖雙方決戰，雖然最終的大贏家是朱元璋，但以斯時形勢之險惡、勝負之反復，朱氏實在只是運氣好壹點，“幸勝”罷了，對這壹點，朱元璋本人也毫不掩飾。而到了朱元璋進攻張士誠的時候，形勢卻迥然不同，這時只要稍有智識者，就會對戰局的走向壹目了然：消極應戰、茍延殘存的張士誠哪是如日方升的朱元璋的對手呢？這從朱元璋戰前的動作也能窺出端倪：他對張是百般勸誘，指望兵不血刃，而對陳友諒，卻根本未存勸降的奢望，原因就在於，他認為以張士誠的實力，只有向自己投降壹途。然而，事實卻大大出乎朱元璋意料，張士誠硬是在重兵圍困之下，死扛了近壹年，張士誠本人對他的招降也表示輕蔑!僅以常情常理分析，朱元璋在滅陳和滅張這兩大戰役中，其心理是大大不同的。滅陳，因為是“幸勝”，只會有滿心的喜悅，滅張，壹個為他所藐視的對手卻負隅頑抗，讓他付出了沈重的代價，怎不令他惱羞成怒呢？這就好比下棋，壹個人面對高手，如果贏了，即使勝來不易，他也會非常暢快，但如果壹個向來為自己所瞧不起的對手卻偏要戰至壹兵壹卒才肯認輸，雖同為勝利，那心理和情緒卻顯然有天壤之別。從這壹視角分析，不是陳友諒，而是張士誠及其所轄江南地區讓朱元璋感到羞憤，最後連累江南民眾背負重賦，就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了。
作為文化的江南在中國歷史上，“江南”不僅僅是壹個地理概念，更是壹個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概念。
自南宋以來，江浙沿海的城市經濟日趨繁榮，元統治者更是趨近“功利”，大力倡導海運，鼓勵商業，直接導致了兩個結果，壹是元末江浙地區商品經濟高度繁榮，二是給以“崇本抑末”、“重義輕利”為基本特征的傳統文化註入了新的特質。同時，因為元朝統治者管理相對粗疏，對民間風俗變化不太放在心上，清規戒律較少，江南文化在經濟發達的基礎之上，也隨之得到了蓬勃發展。元末大亂，張士誠割據江浙，他實行的仍然是元王朝的統治政策，所以，雖在戰亂之中，但江南地區偏安壹隅，文化並未受到摧殘，反倒呈現出壹種奇異或曰畸形的繁榮態勢。
提到元末江浙地區的文化，不能不說到兩個人物，壹個是大詩人楊維禎，壹個是從富商到文人、又是文藝贊助者的顧瑛。這兩個人又因為顧瑛所構築的私家園林“玉山草堂”而緊緊連在了壹起。
顧瑛，字仲瑛，又名阿瑛，別號金粟道人，從小生於官宦之家，祖父任職元廷時，定居江蘇的昆山界溪。因為統治者對商業和貿易的重視，元朝的士風發生了壹些變化，最突出的是不再視商賈為惡俗。顧瑛得風氣之先，十六歲時就在商海中搏擊，不到十年，顧瑛再回昆山時，已壹躍成為蘇州地區屈指可數的巨富之壹。
成為巨富後的顧瑛開始了人生中新的重要選擇：壹是脫離商界，將產業交給兒子打理，自己則潛修文藝；二是在昆山構築玉山草堂，草堂內不僅有園池亭榭之勝，更有主人耗費大量財力搜集來的古書名畫、鼎彜珍玩，從而使這個草堂成為文人最理想的遊賞休憩之所。此後數年間，顧瑛依仗其雄厚財力，廣邀天下名士，日夜在玉山草堂與賓客置酒高會、嘯傲山林，以文采風流著稱於東南。“玉山雅集”遂成為中國文化史上壹個十分顯赫的符號。
據統計，“玉山雅集”前後約有壹百四十余位文化人參加，詩人、古文家、學者、書畫家眾角齊備，另外還有助興的樂師和歌伎、舞姬，真是高朋滿座，勝流如雲，其規模之宏大、內容之豐富實為空前，以致“四方之能為文辭者，凡過蘇必之焉”。他們或飲酒賦詩，或品鑒古玩，或揮毫潑墨，或清談名理，或寄情山水，或觀賞歌舞，無不盡興而罷，可謂極世俗人生之樂事。
參加“玉山雅集”的名士中，就有像詩人楊維禎、畫家倪雲林等這樣的壹代文化巨子。楊維楨在玉山草堂所做的最騰播人口也最讓人詬病的壹件事是所謂“妓鞋侑酒 ”。當年，這個大才子到底是將酒杯置於妓鞋中，還是直接以妓鞋盛酒，據說曾引來好事者津津有味的考證，其實在我看來，這個驚世駭俗的動作更像壹個行為藝術，他具體是怎麽做的壹點兒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行為藝術的表演者要借此表示他自己乃至整個江浙文人對僵硬禮法的蔑視，張揚壹種新的價值。什麽樣的新價值呢？壹言以蔽之，就是對人性的包容和尊重。在楊維禎們看來，普通人那些世俗的欲望實在沒什麽可恥的。我們看到，過去被文人鄙視的市井生活，尤其是行商坐賈的逐利生涯，在文人筆下第壹次顯得那麽明麗和健康，昔日總要以“發乎情止乎禮”來規範的男女情愛，也開始回到人性的常軌。“為郎歌舞為郎死，不惜真珠成鬥量”，楊維禎筆下的少女，已不再是嬌弱的病態，而更具粗豪、本真之美；“郎去愁風水，郎歸惜歲華。吳船如屋裏，南北***浮家”，詩中商人之婦流露出的對丈夫真摯的情感，還需要如白居易那樣的文人去格外恩賜和憐憫嗎？舊文人門檻很高，可是在楊維楨這裏，卻沒有各種身份的限制，他遍交各個階層的人士，和他詩文唱和的，有制筆者，甚至還有替人理發的手藝人，他所編的壹部詩集中，某位商販的作品居然赫然在目。缺乏新的價值觀的支撐，沒有對世俗生活的熱愛，文人就會永遠自以為高人壹等。
商人地位的提升也是元末江南文化中值得註意的壹個特點。商人被貶抑的社會不能稱作正常，崛起的商人階層如果缺乏對文化的熱情，不準備使自己獲得除金錢以外的尊重，也是壹個不健全的社會。而元末富商們，他們幾乎都有壹個***同的追求，即急欲使自己獲得壹種文化的認同。他們不僅舍得為“附庸風雅”而大把花銀子，更迫切希望使自己和整個家族真正風雅起來。於是，在元末江浙地區，由富商主持的如顧瑛“玉山雅集”壹般，純粹私人性質的“文藝沙龍”壹時蔚為大觀，文人們在這裏被待為上賓，商人們也從文化上獲得了極大的提升，中國歷史上難得的士、商良性互動的壹幕，終於在元末的江南上演了。
而像這樣壹個“文化的江南”，卻是從鄉野裏崛起的朱元璋所無法理解的。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就是民風淳樸、士農工商按儒家傳統規定的秩序各安其位的小農社會。而商業文明發展以後必然帶來的社會流動性的加大，又使這個新天子深深恐懼和仇視，他認為這是不利於其控制的。因此，他既要從經濟上壓榨江南，力圖鏟除這壹地區由於工商業而帶來的社會富庶與奢華，同時，作為文化的江南也是他要竭力扼殺的。
“文化的江南”風流雲散史料證明，朱元璋對江南的民風和士風早存不滿。據《明實錄》記載，早在明朝建國前，朱元璋就曾經這樣訓誡歸順的張士誠舊將：我所用的將領多半是濠泗、汝穎、壽春、定遠（現均歸安徽省）諸州之人，他們勤苦儉約，不知奢侈，不像妳們江浙人，因為富庶就耽於逸樂。現在妳們既然歸順於我，就壹定要把過去的習慣和毛病好好改掉。
統壹天下後，江南雖然已是新天子朱元璋的“王土”之壹，江南百姓也無壹不是他的“王臣”，但他對江南和江南百姓的疑懼卻是並不隱諱的。
明王朝對江南實行的重賦政策是其壹；在攻下蘇州數月之後，朱元璋下令強迫大批蘇州富民遷徙至臨濠（今安徽鳳陽），這些人甚至被禁止回鄉掃祭祖墓，違者受到嚴懲。這些都是從根本上拔除文化江南的要著。
除此之外，朱元璋對江南人士還充滿了強烈的不信任。據考證，朱元璋在位三十壹年，蘇州知府竟然換了三十次，而且這三十人當中，遭到“左謫”、“坐事去”、 “被逮”、“坐贓黥面”、“坐法死”等嚴厲懲罰者就有十四個。尤其是洪武七年發生的蘇州知府魏觀被誣謀反冤案，更牽連大批江南名士掉了腦袋。朱元璋對江南士人的猜忌壹直到晚年也沒有改變，洪武二十六年，他下詔：“浙江、江西、蘇松人毋得住戶部”，個中原因正如明末人謝在杭所分析，因為戶部是管理天下錢糧的地方，而江浙賦稅又最多，所以朱元璋特別害怕江浙人進入戶部當官後給他玩貓膩；史書上說，在朱元璋當政時期，“浙東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傾其宗”。
在朱元璋的強力打壓下，元末發展起來的文化的江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壹個外觀殘破、精神枯滯的江南。
明朝建立後，作為文化江南代表人物的幾個知識分子，除了楊維禎被召見又放還，不久病死外，其他人幾乎都沒有得到善終。玉山草堂的主人顧瑛父子被勒令遷徙後，於洪武二年在窮困中客死於安徽鳳陽；明初所謂“吳中四傑”，高啟受魏觀案牽連被腰斬；楊基因別人進饞言，被罰苦工，卒於工所；張羽因事牽連流放嶺南，召還，知道不會有什麽好結果，於途中投江自殺；徐賁也是因小故被逮下獄死。與“吳中四傑”交遊的尚有其他六人，加起來號稱“北郭十友”，也全都沒有好下場。
雲蒸霞蔚、活潑潑的元末江南文化從此風流雲散。
許多人對此是不甘心的。“吳中四傑”之壹的楊基在世時，曾經向壹個朋友打聽故鄉的情況，朋友告訴他“吳中風景，大異往昔”，他不禁百感交集，寫下了壹首非常深沈的詩：
三年身不到姑蘇，
見說城邊柳半枯。
縱有蕭蕭幾株在，
也應啼殺城頭烏!
這樣壹個衰敗的江南，即使是城頭的烏鴉，也要興起濃厚的今昔之感!
江南的復蘇，要等到明中葉以後了。直到明弘治、正德年間，隨著政治上的松動和經濟上的發展，蕭條已久的江浙地區才重新恢復了活力。壹本叫《寓圃雜記》的筆記記載：“吳中自號繁華，自張氏之據，雖不被屠戮，人民遷徙實三都、戍遠方者相繼，……邑裏蕭然，生計鮮薄，過者增感。正統、天順間，余嘗入城，鹹謂稍復其舊，然猶未盛也。迨成化間，余恒三四年壹入，則見其迥若異境，以至於今，愈益繁盛……人性益巧而物產益多，至於人才輩出，尤為冠絕。”在這裏，江南城市的演變軌跡是壹清二楚的。人才每代都有，關鍵在於統治者采用什麽樣的政策。
值得註意的是，弘治、正德兩朝，統治者明孝宗、明武宗都不是什麽雄才大略的英主，明武宗更被指為荒淫的庸君，而恰恰是在他們的手下，江南經濟和文化才又得到了恢復性發展。為什麽會有這樣壹種吊詭的現象？與其說是他們的措施多麽得當，毋寧說根源正在於他們幾乎沒有采取什麽強有力的措施。皇權統治者控制力的削弱，對壹個企圖代代相傳的專制王朝可能是個壞消息，但於激發民智和社會進步卻是充分利好。
註意這壹段：商人地位的提升也是元末江南文化中值得註意的壹個特點。商人被貶抑的社會不能稱作正常，崛起的商人階層如果缺乏對文化的熱情，不準備使自己獲得除金錢以外的尊重，也是壹個不健全的社會。而元末富商們，他們幾乎都有壹個***同的追求，即急欲使自己獲得壹種文化的認同。他們不僅舍得為“附庸風雅”而大把花銀子，更迫切希望使自己和整個家族真正風雅起來。於是，在元末江浙地區，由富商主持的如顧瑛“玉山雅集”壹般，純粹私人性質的“文藝沙龍”壹時蔚為大觀，文人們在這裏被待為上賓，商人們也從文化上獲得了極大的提升，中國歷史上難得的士、商良性互動的壹幕，終於在元末的江南上演了。
當富裕的商人和知識份子、藝術家結合，像不像中國版的文藝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