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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隋唐時期和明清時期的雕塑

唐代雕刻藝術的成就,首先表現在石窟藝術方面。壹些重要的早期石窟,唐代都續有大規模的開鑿。其代表性作品為雕成於高宗、武後時期的龍門石窟奉先寺石刻造像。本尊盧舍那大佛面相莊嚴、睿智,氣度非凡,是唐代盛期強大國勢與充滿活力與自信的時代精神在雕塑藝術上的反映;弟子、菩薩、天王、力士形象各自體現著宗教藝術類型化表現的具體要求,9尊造像之間的組合關系、尺度的權衡、動靜的呼應,為適應大型雕像與膜拜者之間距離與觀賞角度而在造像身軀比例上所作的調整,以及雕刻手法的流暢、自然,都表現出古代雕刻家斬山造像,創作大唐代雕塑家創造了壹系列與時代審美風尚相壹致的宗教藝術形象。陜西、河南、山西等地出土的與真人等高的石雕菩薩立像,敦煌莫高窟第159、194等窟的彩塑菩薩像,都女性化了,造型以當時貴族婦女形象為參照,豐頤長目,體態婀娜,纓絡遍體,表現出超出了宗教氛圍的富貴氣息。性格、氣質迥異的弟子,神情威猛的天王,筋肉暴突、孔武有力的力士,作現世裝束的虔誠供養人,也都是此壹時期在宗教人物形象創造上的新發展。

唐代陵墓石刻群的主要部分集中於陜西關中地區,***有19位皇帝的18座陵墓和許多陪葬墓。其中有14座陵因借山勢,以增強整體布局的宏大氣勢,是雕刻群與自然環境有機結合的成功範例(見唐代陵墓石刻)。石刻內容早期諸陵差異較大,乾陵(高宗、武則天合葬陵)以後,逐漸規範化。配置於神道的石刻主要由華表、飛馬、朱雀、鞍馬及馭者、石人、碑、蕃酋群像、石獅等所組成,在雕刻手法上註重整體的單純、完整和置於山崗之上的影像效果,以數量上的參差、重復,體量的變化,形成節奏感,作用於謁陵者的心理,在行進過程中,不斷增強對於整個陵區的崇高印象。石刻代表作品有獻陵的石犀,昭陵的六駿(見昭陵石刻),順陵(見順陵石刻)、乾陵的石獅,莊、泰、建諸陵的石人等。唐代晚期諸陵規模縮小,石刻造型矯飾、平庸,失去早期的恢宏氣度。

唐代盛期還曾在都城建造過紀念性雕刻。如武則天在洛陽以銅鐵材料鑄造的天樞紀念柱,立體部分高達百尺,四周有石獅、麒麟環繞。

俑類作品在隋唐時期也達到新的藝術高度。制作材料有泥、木、瓷、石等多種材料,以黃、褐、藍、綠等釉色燒制而成的三彩俑數量眾多,特別能夠代表俑類作品新的塑造水平。在侍女、文吏等形象的塑造上,作者十分熱衷於表現人物處於具體情節之中的特殊神態和動作。婦女形象由早期的窈窕轉向豐腴,面相圓潤,神情恬適、慵懶,長衣曳地,是唐代藝術中表現婦女理想美的典型樣式。以佛教天國形象塑造的鎮墓俑,神采飛揚,動中有靜,誇張而有分寸。對於馬與駱駝等動物形象,註重描寫具體性與生動性,多表現處於精神亢奮狀態中的動勢(見唐三彩)。此外,在隋唐時期,許多金銀器上的錘、鑲嵌浮雕紋飾、青銅鏡上的花紋,也十分豐富、生動,並常有壹些現實生活內容或神話題材的描寫。有些紋飾受到波斯等國藝術的影響。隋唐雕塑藝術對周圍鄰國也有重要影響。

明、清兩代建築雕刻的精華薈萃於故宮建築群和天壇(見天壇)、北海、頤和園、圓明園等皇家壇廟、園林。故宮天安門前的華表、石獅,宮廷內主體建築三大殿白石須彌座上浮雕雲龍、雲鳳的望柱,圓雕的螭首,能燃香的銅龜、鶴等,都對烘托宮殿建築的莊嚴、輝煌,增加局部藝術氣氛起著重要作用。作為此組建築有力結束的保和殿後長近17米、寬3米多的下層石雕禦路, 浮雕著蟠龍、海水江涯與各種圖案,布局宏偉,雕刻精謹,是明清石雕藝術的傑作。建於大同、北京故宮、北海的琉璃九龍照壁,故宮內的鎏金銅龍、鳳、麒麟、獅、象等動物雕塑,也各以不同的材、質和豐富多樣的造型點綴和調節著宮殿群的氣氛。

明清陵墓石刻保存較完整,主要有南京明孝陵石刻、北京明十三陵石刻群,河北遵化的清東陵、易縣清西陵多組石刻群。其內容和配置沿襲宋陵而有所發展。清代裕陵等陵地宮內的門、壁、券頂上刻有精細的浮雕佛像和各種圖案。兩個時代的雕刻風格,明代較渾樸、有力,清代追求精巧而易流於瑣細。

宗教雕塑主要為寺廟彩塑和小型的木、石、金銅佛像。明代優秀造像有陜西藍田水陸庵塑壁,山西平遙雙林寺的天王、力士、羅漢、渡海觀音等(見平遙雙林寺彩塑)。清代小型嘛教金銅佛中也多有精品。

明朝時期玉、石、竹、木、陶瓷、金屬、牙、骨等材料制作的工藝美術品和民間建築、器用裝飾中有很多非常優秀的雕塑作品,如福建德化的瓷塑觀音等。清末天津張明山的民俗題材和肖像泥塑達到很高的寫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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