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潯商和徽商發展演變的歷史軌跡，可以發現它們的興盛都離不開以下幾種因素的***同影響。 從主觀上看，經營方略是決定商幫興衰成敗的內在依據。潯商之所以能夠在清末民初稱雄於以上海為中心的商業舞臺，是因為它和徽商壹樣實施了壹些科學的經營方略。
1．誠信經營，以質取勝。
誠信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之壹，也是徽商所奉行的壹項基本經營原則。徽商大多把誠信經營看成是贏得顧客青睞，保證生意興隆的必要前提，或認為“以誠待人，人自懷服，任術禦物，物終不親” ，或強調“人寧貿詐，吾寧貿信，終不以五尺童子而飾價為欺”[ii]。徽商不僅對顧客誠信無欺，對待商業合作夥伴也同樣恪守誠信。如明代徽商張光祖“協其弟懋學居貨於臨江清江鎮，怡怡雅飾，壹錢不私，銖積寸累，雄產鄉邑”，結果“弟服其德量，無敢欺翁。”[iii]徽商的誠信經營，還體現在他們對商品質量的高度重視上。他們懂得“質量就是信譽，質量就是生命”的道理，因此在經商時壹般都不以次充好，以假牟利，而是註重以質取勝，即以優質商品和服務去爭取顧客和利潤。例如，明代徽商汪處士做生意時經常告誡夥計“毋以苦雜良”[iv]，也就是不許在商品中摻偽作假。而徽州茶商在茶葉的收購、加工、包裝等各個環節上都嚴格把關，狠抓質量。他們拒絕收購死、爛、斷折、紅蒂的毛茶，而只收購細嫩、結緊的優質毛茶，然後將其送入茶坊加工精制，接著對成品茶用錫罐和彩畫板箱進行精美包裝，結果投入市場後深受歡迎，“獲利殊巨”。[v]
潯商和徽商壹樣，也以誠信經營為基本原則。如潯商的代表人物劉鏞對待商業合作夥伴就恪守誠信之道。他初入絲業時和邢賡星合資開辦絲行，但業務主要由他料理，邢死後，他壹如既往料理絲行業務，而讓邢的子孫坐享分成，最後又公正無私地和邢家分割資產。在商品買賣上，劉鏞也奉行誠信原則，註意從大處著眼，不在蠅頭小利上計較得失。他認為：“於錢財出入，寸宜寬，尺宜緊。寸不寬，則所得者分，而必為眾怒之的；尺不緊，則所失者寸，而即為啟悔之由。”[vi]又如，潯商的另壹代表人物顧福昌在商業經營中以“忠信可行，蠻貊信然”著稱；[vii]其孫顧叔蘋認為“壹個人不可無錢，不過錢要賺得正大，用得光明”；其曾孫顧乾鄰則將“以誠待人，以信為本”作為處世經商的信條[viii]。再如，清末上海絲業領袖陳熙元（南潯人）因為“出以誠篤，（故）中西絲商倚之為長城”[ix]，另壹南潯絲商金竹庭亦“以誠信為洋商所欽服”[x]。
和徽商壹樣，潯商的誠信經營也表現為以質取勝，以質取利。例如，清末南潯絲商周昌熾對湖絲生產工藝進行改良，創制出可和機械繅絲比美的“輯裏幹經”，壹時間風行於國際絲綢市場，獲利甚豐。南潯絲商梅履中、梅履正兄弟生產的“繡麟”、“黑獅”、“飛馬”、“梅月”系列品牌經絲因為質量優異，先後在1909年金陵南洋勸業會、19911年意大利工業品展覽會、1915年巴拿馬太平洋國際博覽會上獲得頭等商勛、超等獎、壹等獎、金質獎章、壹等褒獎等多項榮譽，結果銷路大開。
2．實行多元化經營。
多元化經營是壹種常見的現代企業經營策略，其含義是指企業或企業家把有限的資金分散投放到多個行業，形象地說，就是“把雞蛋分開放在多個籃子裏”。實行這種經營策略，既可以開辟新的利潤增長點，賺取更多的利潤，又可以分散經營風險，增強企業的生存發展能力。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徽商和潯商都未能明確提出有關多元化經營的理念和見解，但從其實際投資取向來看，兩者又都具備了多元化經營的潛在意識。明清時期，徽商在經營鹽、典當、茶、木業等主要行業之余，亦廣泛投資於糧米、布、墨、紙、絲綢、草貨、瓷器、錢莊、飲食、藥材、書籍、染料、航運、古玩、酒、醬園、幹貨諸業，結果不僅獲得了可觀的經營業績，還有效規避了經營風險，使得徽商由狹小的區域市場向全國市場甚至海外市場進軍，最終成為壹個舉世聞名的強大商幫。從某種意義上說，徽商的這種投資取向就是實施多元化經營策略的體現。崛起於清末民初的潯商也是如此。他們在依靠絲綢貿易發家之後，大多能夠居安思危，逐漸調整經營方向，將資本從單壹的絲綢貿易向鹽業、典當、錢莊、地產、藥材、醬園、雜貨等傳統行業和繅絲、棉紡、面粉、造紙、電力、采礦等近代工業，銀行、信托、證券、保險等新式金融業，鐵路、輪運等新式交通業，娛樂、旅遊等新興服務業轉移，結果不僅壹再化解了中國生絲出口萎縮帶來的商業風險，而且培植了更多的利潤來源，還使自身成功地從傳統商人轉型為近代工商資本家。
3．營造良好的企業外部環境。
企業外部環境是指企業賴以生存、發展的各種外在因素的總和，包括國內外的經濟、政治、文化、法律法規、民眾心理、科學技術、地理環境、自然資源等等。在壹個良好的外部環境中，企業能夠順利地生存和發展；在壹個惡劣的外部環境中，企業往往難以生存和發展。因此，為了企業的順利生存和發展，高明的企業經營者必須善於趨利避害，設法為企業創造壹個良好的外部環境。徽商和潯商中的很多人都是這樣的企業經營者，他們都註意為自己的商號或企業營造壹個良好的外部環境。而他們營造企業外部環境的主要途徑也是相似的，就是都通過向官府捐輸錢財、培養子弟讀書入仕來為其商業活動換取政治保護傘。
徽商成功的壹大捷徑，就是通過向明清官府捐輸錢財來換取壹官半職的虛銜和鹽業等特許商業的壟斷經營權，進而牟取商業壟斷利潤。徽商還不遺余力地培養子弟讀書入仕，以替其商業活動提供壹個巨大的徽籍官員保護網和助推器。事實上，徽商也做到了這壹點。如僅在清順治二年（1645）至嘉慶十年（1806）這160年中，兩淮徽州鹽商就在其子弟中培養出進士85人，舉人116人，貢生55人。[xi]這些取得功名的徽州鹽商子弟步入仕途後，又為其家人壟斷兩淮鹽業提供了長期的政治庇佑。比如，嘉慶、道光年間的徽籍尚書、軍機大臣曹振鏞就為弟在揚州經營鹽業提供了過硬的政治靠山，因此之故，當時“淮北人多賴”其弟。[xii]
和徽商壹樣，潯商在清末也通過向官府捐輸錢財、培養子弟讀書入仕來為其商業活動換取政治保護傘。例如，潯商的代表人物劉鏞經商有兩條秘訣：壹是“官府裏要有人”，二是“後代要讀點書。”[xiii]為此，他不僅通過向清政府捐輸錢財為自己換得了國子監典簿、花翎員外郎、藍翎光祿寺署正等官銜，還以“詩書簪拔其後”[xiv]，培養四個兒子分別考得附貢生、進士、廩貢生、國子監生的功名，其長子劉安瀾，次子劉錦藻還分別獲得工部郎中和候補知府的官銜。再如，創制“輯裏幹經”的周昌熾本人雖未獲得任何功名和官銜，卻明白要通過培養諸子讀書入仕來為商業活動打造政治保護傘的道理，因而培養其子周慶賢、周慶森、周慶雲通過科舉考試獲得了舉人、附貢生等功名和候補知縣、國子監典簿、直隸知州等官銜。
4．重視市場營銷。
徽商和潯商的經營方略還有壹個***同之處，就是都高度重視市場營銷的作用。他們經商不是死抱“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傳統營銷理念，消極地坐等顧客上門，而是多方開拓市場，四處推銷商品。徽商雖然是中國舊式商幫的典型代表，但已能像現代商人壹樣利用叫賣、現場表演、印發宣傳材料、請人代為推銷等廣告手段來促進商品銷售。[xv]兼具中國新舊商幫特色的潯商的市場營銷策似乎比徽商稍勝壹籌。壹方面，他們主動走出故土，利用參加國內外商品博覽會、交易會的機會向外商散發中英文對照的精美傳單，宣傳湖絲的悠久歷史，介紹湖絲的壹流品質；另壹方面，他們還采用邀請外商到故土參觀考察，並在報紙上發表新聞報道的方式來擴大湖絲在國內外市場上的知名度。例如，1923年潯商就邀請***計20余人的美國絲商代表團去湖州和南潯考察湖絲生產，並在著名的《申報》上發表長篇通訊，詳細報道美國絲商代表團的考察行程。[xvi] 鄉土經濟結構是地域性商幫興起的前提條件之壹。從歷史上看，湖州和徽州的鄉土經濟結構可謂大相徑庭，前者以絲綢工商經濟為主，後者則以農業種植經濟為主。湖州和徽州的鄉土經濟結構雖然差異較大，但都對兩地地域性商幫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只不過前者對潯商所起的是正向的孕育和促進作用，後者對徽商所起的則是逆向的逼迫和促進作用。
唐宋以前，湖州的鄉土經濟結構本以農業種植經濟為主，但南宋時該地的絲綢工商經濟開始發達起來，並形成了和農業種植經濟分庭抗禮的態勢。當時，“湖絲遍天下”的說法和“蘇湖熟，天下足”的民諺幾乎同步流行。到了明清時期，湖州絲綢工商經濟更加發達，已成為當地鄉土經濟結構的主體。當地農家幾乎無不從事蠶桑絲綢生產，南潯、雙林、菱湖、練市等村落則發展成為全國聞名的絲綢工商業市鎮，吸引“各直省客商雲集貿販（於此）”，將湖州絲綢產品轉銷到國內各大商埠及海外市場。在外地客商的影響、帶動之下，湖州本地的第壹批絲商應運而生。他們不僅在湖州和外地客商坐地交易，還到鄰近的江南商業中心蘇州建立吳興會館，開始結幫從事絲綢貿易，其中的個別冒險分子如蔡興源、陳義昌、梅鴻吉等甚至在鴉片戰爭前就私自從海路販運生絲到廣州、香港和洋商進行交易。[ii]與鴉片戰爭之前在湖州商貿活動中唱主角的外地客商相比，湖州本地的第壹批絲商雖然人數較少，資本也不多，可他們是湖州近古發達的絲綢工商經濟直接孕育出來的商人，也是鴉片戰爭後湖州地產商幫潯商的先導，其中的年輕人後來還成長為第壹代潯商的重要成員。
明清時期，徽州的鄉土經濟結構的主體是農業種植經濟，但其水平十分低下，根本不能滿足徽州人的生存發展需要。這是因為徽州處於崇山峻嶺之中，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之說，而此“半分田”又大多散布於陡峭的山坡之上，地力貧瘠，“所出糧不足（供徽州人）壹月(之需)”[iii]。另壹方面，人口卻不斷增長，使得徽州人均耕地面積不斷萎縮，從明萬歷時的2.2畝減至清康熙時的1.9畝，再減至道光時的1.5畝。[iv]而根據清代徽籍學者洪亮吉的估算，明清時期“壹歲壹人之食，約得四畝” [v]耕地才行。可見，徽州當時的農業種植經濟非但不能讓徽州人發家致富，就是連起碼的溫飽生活都不能維持。這就迫使徽州人“大半以賈代耕”[vi]，進而對徽商的興起產生了逆向的促進作用。所以，徽州地方文獻《歙問》說得好：徽州人“無常業（即農業）而多賈，亦其勢然也。” 徽商是中國舊式商幫的典型代表，其成功的壹條秘訣，就是依靠中國傳統君主專制政府的政治保護來謀取鹽業等特許商業的壟斷利潤。它和君主專制政府的關系是主人和奴仆的關系。主人給奴仆以安身立命的空間，奴仆也絕對效忠於主人，努力為其排憂解難。例如，由於清政府給徽州鹽商以長期壟斷兩淮鹽業的特權，所以，徽州鹽商就以積極納稅、頻繁捐輸的方式來報效清政府，甚至還為其用暴力手段維護統治捐助軍費。據統計，以徽州鹽商為主幹的兩淮鹽商在乾隆年間所納鹽稅已高達400余萬銀兩，到嘉慶年間更增至800余萬銀兩；而在1671至1804年的壹百余年間，兩淮鹽商***向清政府捐輸白銀3930余萬兩，米谷近35萬石；1799至1803年，兩淮鹽商還捐獻700萬銀兩的巨額軍費幫助清政府鎮壓當時如火如荼的白蓮教大起義。[viii]此外，兩淮徽州鹽商還刻意“上交天子”。清代康熙和乾隆皇帝下江南路經揚州時，他們***捐獻出百萬以上巨款供其花費，以博龍顏歡悅。
但興起於清末民初的潯商和徽商不同，它和中國傳統君主專制政府的關系不是主人和奴仆的關系，而是壹種先依附後鬥爭的關系。壹方面，如前文所述，潯商也像徽商那樣向君主專制政府尋求商業活動的政治保護傘；另壹方面，由於時代風雲的變幻，潯商在君主專制政府即將退出中國歷史舞臺之時，又站到了它的對立面，積極支持和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其中的壹些代表人物如龐青城、張靜江、陳其美、周柏年等還是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同盟會的元老，為辛亥革命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潯商和君主專制政府的關系在龐青城身上體現得最為典型。龐青城，本名龐元徵，字清臣，秀才出身，但他後來為表和清政府決裂之心，特改字為“青城”。有必要指出的是，以龐青城等人為代表的潯商和清政府的決裂與鬥爭行為，為潯商在民國年間的繼續發展提供了極為關鍵的政治資本和保障，徽商則由於與清政府的政治依附關系過於緊密，而在鴉片戰爭之後和清政府壹同衰敗下去。 各種同鄉、同業團體的建立既是商幫形成的重要標誌，也是商幫生存和發展的組織基礎。但在不同的社會歷史環境下興起的商幫，其組織的具體形式和性質都有很大的差異。比如，徽商作為在中國傳統社會歷史環境下興起的古老商幫，其組織形式是會館、公所（如徽州會館、徽州木業公所）等商幫的舊式同鄉、同業團體。這些舊式同鄉、同業團體本質上是和以自然經濟為主的中國傳統社會經濟結構相適應的兼有血緣、地緣、業緣關系特征的商幫組織。而潯商作為在中國近代社會歷史環境下興起的年輕商幫，其組織的形式和性質都和徽商有很大的不同。在商幫組織的形式上，潯商除了擁有會館、公所（如湖州會館、南潯絲業會館、上海浙湖縐業公所）等舊式同鄉、同業團體之外，還擁有同鄉會、學會、公學（如湖州旅滬同鄉會、湖州旅滬學會、湖州旅滬公學）等近代化的新式同鄉、同業團體和地方自治社團（如湖社），並擁有或參加了跨行業、跨地域的近代化工商組織——商會（如南潯商會、湖州商會、上海總商會）。這些新式同鄉、同業團體以及地方自治社團、商會是壹種和中國近代社會經濟、政治結構轉型相適應的具有資產階級自治團體性質的商幫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