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和溥傑從北京故宮中盜運出的奇珍異寶，雖然曾在醇親王府內集中存放了壹段時間，但他們慶幸的是已全部轉移到天津日租界那個安全所在，這就足以保證他壹生的榮華富貴。 關於事情的經過，我們還是聽聽當事人溥佳對此的回憶：“這批古玩運往天津時，又費了壹番周折。這些書籍、字畫，***裝了七八十口大木箱，體積既大、數目又多。在出入火車站時，不但要上稅，最害怕的是還要接受檢查。恰巧當時的全國稅務督辦孫寶琦是載掄（慶親王載振胞弟）的嶽父。我找了載掄，說是醇親王府和我們家的東西本要運往天津，請他轉托孫寶琦辦壹張免驗、免稅的護照。果然很順利地把護照辦妥，就由我把這批古物護送到了天津，全部存在戈登號路壹六六號樓內。有了這批稀世之珍來做溥儀將來生活和留學的雄厚資本，所以認為去天津居住最為相宜，可以說是有恃而無恐。” 在日本公使館的三個月中，溥儀得到了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料，他的“野心和仇恨…… 日夜滋長著。我想到這樣待下去是不行的，我應該為我的未來進行準備了”。1925 年2 月23 日，溥儀在日本公使館書記官池部等人的陪同下，悄悄地從北京前門車站上了壹輛三等兵車；溥儀把平素絕不輕易摘下的眼鏡摘了下來，把他那頂帽子深深地往下戴了又戴。這節車廂每到壹站都要上來幾個穿青色衣服的日本便衣警察，到天津時，壹車廂幾乎全是穿青色衣服的人；出站時，溥儀被他們包圍著裹了出去。就這樣，溥儀在日本人的特殊保護下來到了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