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解釋：塗料名。又稱“搪瓷”。用石英、長石、硝石和碳酸鈉等加上鉛和錫的氧化物燒制成，塗在銅質或銀質器物上，經過燒制，能形成不同顏色的釉質表面。既可防銹，又可作為裝飾。如搪瓷、景泰藍等均為琺瑯制品。
出處：《紅樓夢》第五三回：“這荷葉乃是鏨琺瑯的，活信可以扭轉。”琺瑯，壹本作“琺瑯”。 清 沈初 《西清筆記·紀庶品》：“時始禁止琺瑯作坊，內府琺瑯器，亦有付錢局者。” 清 二石生 《十洲春語》卷上：“如宴客綴錦閣下，攜十錦琺瑯杯，宣牙牌令。”
康熙琺瑯彩瓷
制作設施
要在宮廷內制作畫琺瑯器，首先要有制作設施——琺瑯作。康熙時期的琺瑯作主要有武英殿琺瑯作（康熙五十七年廢除）、養心殿琺瑯作、圓明園琺瑯作，由於缺少《清內務府造辦處 各作成做活計檔》資料，當時制作規模暫時無法考證。
歷史資料
比較早的康熙畫琺瑯歷史資料是：“五十五年九月十壹日：廣西巡撫陳元龍（陳元龍（1652——1736年），字廣陵，號乾齋，世稱廣陵相國，亦稱海寧相國，清代相國（宰相）又稱閣老。）奏摺帝賜‘禦賜琺瑯五彩紅玻璃鼻煙壺壹個'，陳元龍‘愓感涙零'。”可知至少在康熙五十五年，造辦處已經制作出玻璃胎畫琺瑯，並用其賞賜眾臣。
康煕五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廣東巡撫楊琳上奏摺：“廣東人潘淳能燒法藍物件、奴才業經具摺奏明、今又査有能燒法藍楊士奇壹名、驗其技藝、較之潘淳次等，亦可相幫潘淳制造。奴才並捐給安家盤費、於九月二十六日、......法藍匠二名、徒弟二名、俱隨烏林大、李秉忠起程赴京訖。再、奴才覓有法藍表、金剛石戒指、法藍銅片畫、儀器、洋法藍料、並潘淳所制法桃紅顏色的金子攙紅銅料等件、交李秉忠代進。尚有已打成底子未畫、未燒金鈕杯、亦交李秉忠収帯、預備到日便於試験。”
其中涉及的人物“潘淳”，在《廣州市誌.工藝美術工業誌.第四章 織金彩瓷業》曾提起該人：“（廣彩）17世紀中後期，大部分使用五彩的紅（幹大紅）、麻（紅黑配成的深赭石色）、黑、金和琺瑯彩的月白、黃、粉綠等9種色料。後潘淳研制出桃紅（金紅），豐富了琺瑯彩的顏色。”
這裏需要提及的是由於廣州在清代屬唯壹對外開放門戶，許多外國人都由此進入我國，因此致使廣州的琺瑯制作在國內水平很高，舉足輕重。宮內造辦處的琺瑯作匠人大多是由粵海關選入，稱為“南匠”。並且在乾隆後期，宮內造辦處停止制作琺瑯彩瓷後，這裏成為琺瑯彩瓷制作點，依然制作琺瑯彩瓷。
從康熙琺瑯制作資料來看，五十五年之後相關資料較多來推測，很可能該時期畫琺瑯制作較成熟。康煕五十七年六月，廣西提督総兵左世永得到禦賜琺瑯鼻煙壺，左世永稱其“精工無匹、華美非常”。
康煕五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兩廣總督楊琳上奏摺提及他送畫琺瑯匠陳忠信至宮中。“本年五月十二日到有法藍西行醫外科壹名安泰、又會燒畫琺瑯技蕓壹名陳忠信。奴才業會同巡撫公折奏聞,於六月十八日、遣人伴送赴京在案。......。”
真正提到瓷胎琺瑯的確鑿歷史資料可參考：康煕五十九年二月初二日，曹頫（曹寅之子）奏摺內朱批、諭曹寅：“近來妳家差事甚多，如琺瑯磁器之類先還有旨意件數，到京之後，送至禦前覽完才燒。今不知騙了多少磁器，朕總不知...。”康熙時期，由於畫琺瑯制作還不成熟，因此，畫琺瑯不能在瓷胎釉面上直接施釉，而是施在素胎面上。當時的琺瑯彩瓷胎必須由景德鎮制作（除偶爾使用永樂舊胎外）、由浮梁（即景德鎮，因橋梁多稱其“浮梁”）昌江順流直下、入鄱陽湖、經九江關、過江寧府（南京），然後沿大運河北上進京。曹寅自祖輩皆為玄曄家包衣（奴仆），當時織造、海關許多要職都由統治者委任自家包衣管理。曹家三代身居江寧織造，且好瓷，可能涉及禦廠琺瑯瓷胎事宜，導致康熙訓斥。
根據歷史資料：“康煕五十九年十二月初五日：康熙帝賜西洋使臣嘉楽、琺瑯碗二個及其他。”該碗確鑿資料也不見遺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