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族歷行土葬。這壹傳統與農業地理條件及其文化相關。漢族興起於中原，這裏土地肥沃，視土地為生命之本，所謂“天為父、地為母”。《易經》“天者無所不覆，地者無所不載”之說。在農業民族看來，土地具有“生育”功能。人死後，埋入地中是使死者看得到安息並使靈魂寄居的場所，因此也有必要保存屍體於土中，以待靈魂的歸來。
據考古學家現有的資料表明，中國最早的土葬距今1.8萬年前的山頂洞人。但這只能證明那時已有了土葬，而並不能否認其它葬式（如火葬、野葬等）是否也同時存在，甚至何者是更主要的葬式。要知道，山頂洞人尚不是農業居民。
仰韶人已是穩定的農業居民，在公元前4000年前後的仰韶文化遺址給我們留下了大量有規劃的整齊的公***墓地。這壹土葬傳統為夏、商、周所繼承。土葬的起源和原始人對土地的某種（文化）認識相關，這壹葬式在爾後的農業民族那裏被強化，作為通行的葬式固定下來則與穩定的定居農業相聯系。
進入文明社會，土葬又最能體現死者生前的社會地位，最能寄托人的“追思”、“孝壹類情感，並作為人心治理的壹類手段（如儒家的“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焉。”），因而受到歷代王朝的保護。等等這些原因便造成了漢民族根深蒂固的土葬文化傳統
在中國古代，不僅漢族歷行土葬，諸如匈奴、突厥、回紇、苗等也都以土葬為主要葬式
我國形式的演變
殯葬形式的演變，壹是殯形式的演變，二是葬形式的演變。
它們既反映了人類對自居存在的認識的變化，同時也反映了社會財富、等級關系對殯葬的滲透、影響。
作為殯的形式、我們通過民俗學和考古學等資料得知。古人從來是將喪事當作壹類社會活動乃至娛樂活動來進行的。他們無壹例外地要在喪事中熱熱鬧鬧地大辦壹番，諸如吊唁、巫術、跳屍（娛屍）、唱祭、祈禱、送殯等，盡情地渲泄。後世發展出飯含、小殮、大殮、喪服、摔盆以及守制等。中國歷朝對此都有許多相應的禮制規範。
作為葬形式的演變，最突出的是厚葬。它表現在墳墓、墓前擺設、陪葬物等方面，它所極力要顯示的是社會等級貴賤的區別。
夏、商、周三代以前，“墓而無墳”（《禮記.檀弓上》），即墓上不起墳堆，也不立碑，但墓中的陪葬品習俗則早已有之，且在殷墟就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實物資料。
春秋戰國之際，開始出現墳。《禮記.檀弓上》載：孔子合葬他的父母後，解釋他為什麽要造墳：“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謂四處奔波之人），不可以弗識（zhi，留標誌）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四尺約合現在壹尺左右。由於是壹個小土堆，壹場大雨就被涮平，家人只好又重新堆土，可見起墳的原初意義是留有明顯標誌，以便祭奠。到戰國時期，就普遍流行墳丘式的墓葬，而且越修越壯觀。《墨子.節葬下》描述當時的厚葬是“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丘隴必巨。”各國君主、貴戚為了示威、示尊、示富於天下，也紛紛在墳丘上大肆炫耀攀比。《史記.秦始皇本紀.集解》載：秦始皇動用72萬人為自己建造墳墓，“墳高五十丈，周回五裏余，號曰‘皇陵’，至今尚在。陵者，山陵也。後世奢侈帝王皆效法之。”
為限制墳墓規模的無限制攀比，並使“貴賤有差”，各朝代也在禮、法上予以規定。如《漢律》規定：“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開元禮》規定：壹品官坑高壹丈八尺，二品以下，每低壹品減二尺，六品以下八尺。宋、元、明、清大體沿用此規定。同時，帝陵的墓中建得如同宮殿，稱為“地宮”；地上也修有宮殿式建築，如同皇宮。明十三陵和清東陵是迄今保存得較完好的帝陵及其宮殿式建築。
與巍峨的墳墓相配套的，是墓前神道兩旁陳列著的石刻群。（宋）高承《事物紀原》曰：“……秦漢以來，帝王寢有石麟、大象、辟邪、馬之屬。人臣墓有石人、羊、虎、柱之類，皆喪飾墳隴，如生前儀衛。”說得很明白，這些東西是要使死者“如生前“壹樣顯赫於人的。墳已成為等級和財富的代表。
我國民族的殯葬風俗
少數民族的葬式風俗多種多樣，主要有以下幾種。
1．水葬：是中國古代南方的壹些少數民族中的喪葬形式，它是將死者投於水中，任其漂流。這些民族壹般都生活在深谷大河之畔，以漁業為生，視江河為自己生命的源泉與歸宿，因而棄死者於水中。由於這壹葬式有汙水源，逐漸受到禁止，後來消失。
2．天葬：又名露葬或鳥葬，是我國歷史上壹些少數民族奉行的葬式。天葬以藏族地區最為普遍。其儀式是：人死後，覆以衣被，獻以酥油，延請喇嘛念經超度；
出殯時送屍體至喇嘛寺，將屍體置於專設的天葬臺上以飼鷲鷹，以被食盡為吉祥，號曰“升天”。我國古代，蒙古族、南嶺以南、契丹族都普遍實行過天葬。
3．懸棺葬：是我國古代南方少數民族的壹種特殊葬式，它是將木樁釘在懸崖峭壁上，然後將煢木擱置於木樁之上，或者將棺木放在天然或人工鑿成的巖洞之中。 懸棺葬的葬地都是選在面臨江河的絕壁高巖之上，其葬具有兩類：壹類為壹般棺材；另壹類為船棺，長度為2-3米，寬約半米多，形似壹只船。
據史料和考古發現，我國兩湖、贛、皖、浙、閩、臺、兩廣、黔、川以及陜西等的高巖絕壁的山區都曾有過懸棺葬的習俗。懸棺葬的人們認為，屍體放在懸巖絕壁的高處可以得到很好的保護，防止人、獸的侵擾；同時他們以為“彌高者以為至孝”；他們還相信把棺懸於高巖上，“子孫高顯”，萬事趨吉。這些民族希望通過這種方法讓祖先的靈魂來保佑、降福於自己。
中國歷史上的殯葬改革
佛教的傳入與火葬
所謂殯葬改革，是指人們對殯、禮、葬式和喪事活動規範的改變。因為人們的壹切活動都是根據某壹觀念而進行的，所以也涉及到人們觀念的改革。在中國殯葬史上，最引人註目的是土葬和火葬、隆喪厚葬和簡喪薄葬的對立；以及近代西方思想傳入後所引起的變化。人們的對於死亡的西方思想傳入後所引起的變化。於其中，人們的對於死亡的觀念表現得最為充分。佛教的傳入和火葬就是壹個明顯例證。
已如前述，中原地區的漢民族（或農業民族）傳統流行土葬，以致將焚屍視為奇恥大辱和最嚴厲的刑罰之壹。如：戰國時期燕軍圍攻齊國即墨城，掘齊人冢墓，焚其屍，齊人“望見皆涕泣，俱欲出戰，怒百十倍。”（《史記.田單列傳》）但我國古代周邊的壹些少數民族卻流行火葬。
火葬，又名火化、焚化。《墨子.節葬下》載：“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和熏上，謂之登遐（升天為仙），然後成孝子。”儀渠也作“義渠”，今甘肅慶陽縣西南。這壹帶的火化風俗甚至可以追溯到原始時期。如1945年在甘肅臨洮縣寺窪山的史前遺址時，出土了壹個盛有人類骨灰的灰色大陶罐。但是，這些少數民族壹旦受到中原更先進的漢文化的影響，也多逐漸接受土葬了。
中原地區，較大規模地流行火葬是東漢佛學東移，人們的死亡觀念發生了較大變化之後。佛教視肉體為“不潔凈”之物，是靈魂的牢籠；它那無窮的欲望阻礙人的靈魂進入壹種高度寂凈狀態；為求得靈魂的超脫，軀體無須保留，火化之是最徹底的辦法。僧徒死後依教規必須焚化，後擴大到民間，甚至皇室成員也有火葬。如五代後晉皇帝石敬塘，其妻死，皇兒便焚其骨“穿地而葬焉。”
宋代以後，火葬在相當地方成俗。如《水滸傳》中就有武大郎死後被送至化人廠去焚化了。這表明當時已有了專門的火葬場。當然，這壹葬式的普遍流行也和壹些地方的人多地少相關。如《宋史.禮誌》載：河東“地狹人眾，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河東即今山西。《馬可波羅遊記》載，元朝時我國北至寧夏、西到四川、東到山東、南到浙江的廣大地區盛行火葬。
唐中、後葉，韓愈以儒家“道統”繼承人自居率先反佛，指責當時的社會僧徒甚眾，不事稼穡，巧言遊食，不事君臣，父子夫婦之禮（即不承擔應有的社會義務），大有悖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的中國文化。
到宋、明理學興起，儒學再次復興，與佛教的廣泛傳播相伴隨的火葬自然也就在被指責撻伐之列了。
宋太祖建隆三年（692年）曾敕令：“近世以來率多火葬，甚違典禮，自今宜禁絕”（《東都事略.太祖記》。南宋高宗時大臣奏，要求朝廷采取措施，“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宋史.禮誌》）。但資料顯示，宋、元兩朝時民間的火葬仍極流行。且由於火葬不占地、省錢、省人力，故頗為相當壹些地方的貧苦民眾所接受。
據《金史》載，此時的北邊的女真人流行火葬，稱為“燒飯”。
明、清兩代，對火葬之禁尤嚴，視為“有失人倫”。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下令，禁止浙江等處的水葬和火葬，違者治以重罪。《明律.禮律》規定：“其從尊長遺言將屍燒化及棄置水中，杖壹百。”即便是去世長者“有遺言”也不許，可見當時浙江壹帶對火葬乃至水葬頗為根深蒂固，並無畏懼、厭惡之感。《明律.刑律.盜賊》則強行規定：其子孫毀棄（即火葬、水葬）祖父母、父母及奴婢、雇工人毀棄家長死屍者斬。無遺言而孫人等擅行火葬、水葬要殺頭，這是相當嚴厲了。《明史.禮誌》規定：“若貧無地者，所在官司擇寬闊閑地為義冢，俾之葬埋。或有宦遊遠方，不能歸葬者，官給力費以昆之。”
至此，殯葬又壹次被提高到“人倫”即道德和社會治理的高度予以考慮，其理論源頭仍是孔子的“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焉，”
中國歷史上隆喪厚葬與簡喪薄葬的對立
隆喪厚葬，指喪事中停殯日長（又稱久喪）、隆重奢侈、宏大的墓室和高大墳墓、陪葬物豐盛（乃至人殉）的殯葬習俗。與之對立的則是簡喪薄葬。
中國至少從殷商以來就有隆喪厚葬的傳統，從隆商（今河南安陽）發掘的隆商王室、遺族的墓葬，其寬大的墓壙、豐富而精美的陪葬物，以及眾多的人殉（有的壹墓人殉竟多達百余人，被認為可能是商王之墓）表明，當時雄踞中原的殷商人盛行的隆喪厚葬。
隆喪厚葬成為中國殯葬風俗的傳統，經久不絕，有多方面的社會因素：
其壹是中國古代社會財富較豐富，中原地區的農業歷來非常發達，這就為大肆操辦喪事提供了必須的財物。
其二是“孝”文化的影響。自夏、商、周三代，中國的血緣關系的宗法制度壹直就是社會基本的政治、行政、軍事合壹的組織結構，從這種“家即國”、“國即家”的宗法制度中發展出了“孝”文化，其意在時刻申明並強化這壹制度。
其三是中國壹般能獲得較長時期的社會穩定，社會安定幾十乃至壹二百年是常事，使人們將喪事當成壹種社會娛樂、聯系的活動來進行，並以此炫耀自己的社會地位、財富及“孝”心提供了可能。
由於隆喪厚葬需要有相當的財富和社會地位，故歷來的中國社會隆喪厚葬都是由皇室、貴戚、富商大賈率先推動的。如秦始皇陵，目前出土的還只是陪葬墓之壹，已出土的陪葬俑、步兵、車兵、騎兵陶俑就多達近萬件，馬俑五百余匹，木質戰車壹百三十多輛。而且，兵、馬之俑與真人、真馬的高度大小相當。據有人推測，象這樣的陪葬墓的秦始皇陵的前後左右應各有壹座（已挖掘的位置在正東）。如果將秦皇陵全部挖掘，其陪葬品還不知有多少。漢景帝時洛陽賭徒劇孟，其母死，參加送殯者多達官富豪，光所乘的車子就有壹千多輛，轟動洛陽。時人乃至以此觀劇孟的交際能力和為人們所尊敬程度。這壹隆喪厚葬之風歷代沿襲，迄至明、清，即便今日亦大有熱衷者。
但是，由於隆喪厚葬浪費人力、物力，鼓起社會的鋪張奢侈之風，因而歷代都有反對者。早在春秋時墨子就極力反對，並提倡“節葬”，並反對鬼神之說，著有《論衡》壹書。北宋名相歐陽修還提出“祭之豐，不如養之豐也。”後世遂由此演為“厚養薄葬”的主張。同時，中國歷史上也不乏以實際行動反對隆喪厚葬奢侈之風者。漢文這帝遺詔薄葬，改守制三年為二十七日，“出臨三日，皆釋服。”（《漢書.文帝本紀》），即出葬後三日恢復正常的社會生活。漢武帝時，天下奢侈及隆喪厚葬之風日盛壹日，這與漢武帝本人的奢侈和大造墓地有關系，當時有個叫楊王孫的人，家有千金之業，臨終，憤世風之奢靡，隆喪厚葬之費財，囑兒子，死後實行裸葬。即：將屍體裝入囊中，入土後，從腳下抽出布囊，使裸體葬入土壤中，例子說，葬禮是應該有的，但現在的人厚葬實在太過份了。所以“壹味以裸葬，將以矯世也。”（《漢書.楊王孫傳》）。漢末諫議大夫貢禹向漢武帝上書，痛陳厚葬之風對社會經濟的危害性以及民風的腐蝕作用，並強烈地反對隆喪厚葬。他認造成這樣的情況，責任在皇帝帶的頭，“過自上生”，漢武帝，昭帝，宣帝陵的營造都奢侈過度，“大失禮逆無心”。（《漢書.貢禹傳》）。無奈頹風難挽，西漢王朝不久就覆亡了。
各朝代開國之初，民風儉相，社會經濟極待恢復，朝廷為休養生息，故歷朝開國幾代帝王都能大力提倡簡喪薄葬，並大體能行之效。如漢文帝，漢景帝、唐太宗，高宗等都提倡過“薄葬”。但朝代進入中，後期，隆喪厚葬這風就伴隨著整個社會的奢侈之風壹同成長起來。直到該朝代垮臺。新朝代建立，新壹輪循環又重新開始。
這壹隆喪厚葬和簡喪薄葬相互對立的模式大體被歷朝所承襲。
隆喪厚葬又離不開土葬。因而，它總是借助於土葬的形式而肆虐的。
近代西方文化的傳入與殯葬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