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來自氣象學、地理學、地質古生物學、植物學、考古學、人類學、科學技術史等領域的學者以及考查隊員的後輩子孫們會聚壹堂，在距離考查團起程地不遠的地方——西直門外大街上的中國古動物館，隆重紀念80年前的這次偉大壯舉。
紀念活動是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古脊椎動物和古人類研究所、瑞典駐華大使館聯合主辦的。活動主要包括“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80周年”紀念展覽和學術研討會。中國科學院院士王鴻楨、吳新智、張彌曼、翟裕生、醜紀範等專家出席了紀念活動。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所長廖育群、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所所長朱敏以及考查隊員親屬代表在活動開幕式上致辭。他們在致辭中評價道，“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是中國近代史上第壹次在與外國平等合作的基礎上所組成的大型綜合科學考察團，它壹改清末以來外國人在我國境內暢行無阻隨意發掘，致使大量珍貴文物資料流失國外的恥辱歷史。他們所簽訂的19條協議，成為以後外國人來華考察與我國簽約必須遵循的典範，這個協議“開我國與外人訂約之新紀元”(劉半農語——編者註)。瑞典駐華大使林川先生也蒞臨了本次活動，他評價這次科考活動是中瑞友好交往的良好開端。
開幕儀式結束後，來自中國和瑞典的自然科學史學者們作了內容豐富的學術報告。據學者們介紹，“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的考察活動開始於1927年，結束於1933年，考察活動本身及其取得的成果，對中國的經濟建設、中外科技交流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科考隊由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徐炳昶和在世界歷史上備受爭議的瑞典人斯文赫定分別擔任中、外方團長。在所有團員中，中方占10人，瑞典、德國等歐洲團員占17人，他們負責考察地質學、地理學、氣象學、天文學、人類學、考古學、民俗學等項目。這次考察的結果，就中國團員而言，比較突出的包括丁道衡在內蒙發現了白雲鄂博鐵礦，在新疆調查了各地的礦藏；袁復禮在新疆、寧夏等地采掘到大量的爬行動物化石；其中包括新疆二齒獸、布氏水龍獸、赫氏水龍獸、魏氏水龍獸、袁氏闊口龍、袁氏三臺龍、奇臺天山龍和寧夏繪龍等，壹次考察發現如此眾多的爬行動物化石，這在以往還是不多見的；袁復禮、丁道衡、詹蕃勛、陳宗器在考察中都繪制了大量地圖；陳宗器還對羅布泊的輪廓和它的變遷經過做了測量和考察，這是地理學上很有意義的壹件工作；郝景盛則是我國較早在青海和甘南作植物地理調查的使者；黃文弼對吐魯番交河城雅爾崖古墓葬區的發掘以及羅布泊北岸土垠遺址的發現，也是非常出色的考古工作；此外，還有大量民歌和民族語言方面的成就。
為配合紀念活動而舉辦的展覽布置在中國古動物館的壹層展室。所展出的展品都是活動主辦單位的珍貴館藏，許多展品都是第壹次和公眾見面。在這些珍貴的展品中，文獻資料和考察隊員使用過的科學儀器、生活器具是自然科學史所提供和征集來的；在舊中國古生物史上曾經轟動壹時的袁氏三臺龍、袁氏闊口龍、奇臺天山龍、新疆二齒獸、赫氏水龍獸等遠古動物化石則是從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所標本庫中提取的珍貴化石標本。這些珍貴的標本曾歷經風雨，被壹代又壹代的地質工作者精心保護到今天，除飽含的學術價值外，還有壹份厚重的歷史價值。瑞典駐華使館文化處也對本次展覽給予了熱情的幫助。大使館的工作人員為紀念活動的開幕特別放映了考察隊員李伯冷(P. Lieberenz)實地拍攝的黑白紀錄影片以及部分歐洲隊員的圖片和文獻。該展覽將對外展出三個月，對這次壯舉抱有興趣的歷史和古生物愛好者請千萬勿錯良機。
雜感：無論東西，自然的和歷史的原本放在壹起
如果說，我的上述文字能叫做“新聞簡報”的話，那我的壹些雜感而已的東西就只能擱這兒了，新聞文體的確不方便暴露太多個人思想。文中提到李伯冷(P. Lieberenz)拍攝的那部黑白片子看了不能不令現代人有些想法。這部影片的主題自然是這次科學考察，但用來拍攝影片的大部分膠卷所拍攝的內容並不是我們今天所理解的“科考”，而是我們偉大祖國20世紀初葉西部地區遼遠雄奇的地貌和質樸豁達的民風。攝影師忠實地記錄下了當時人們的婚喪嫁娶習俗，喇嘛與信徒們繁縟虔誠的宗教儀式，懶洋洋的王爺及他們妻妾們沈重奢華的衣物，富有蒙古族民特色的摔跤，包頭、哈密和迪化滄桑的城市風貌以及長城線上不盡的風光和淳樸的牧民。攝影師所記錄的這些看似與科學考察無關緊要的東西在今天幾乎都已經被歷史的長河所吞噬和湮滅。電影的每壹秒都是極其珍貴的歷史文獻。哦，這就是了，這些影象是與他們所獲得的化石、地圖、水文資料同樣極為珍貴的東西！
斯文赫定，何許人也，不僅僅是曾經“發現”並“運輸”大量中國文物回家的瑞典人，還是壹名具有豐富社會和歷史知識的地理學家，壹名博學的人。我們不可否認的是，廣博的知識是使斯坦因、斯文赫定這些早期來華“探險”的壹幹人等收獲空前豐富的重要前提。這就象壹個閱歷豐厚的古玩商人，來到壹個物品豐富且規模超級的舊貨市場，而這個市場在壹個過去富庶而現在貧窮的地方，市場上的經營者又是壹群貧窮落後的人，那這個販子的收獲是多麽的顯而易見啊。
這些西方人，在那年月的中國，連天的戰火、內憂外患、民生調敝，加之惡劣的自然和社會環境，能來到這裏，其難度不亞於今天我們到南極洲去考察，但他們所見到的都是以前西方人聞所未聞的東西，機會是多麽的難得，探險多麽的刺激！他們如饑似渴、貪婪地吸吮著這神秘國土上的各種營養，使其文明後來居上；使我們被認為“不科學”的東西成為人家科學的源泉，再經過包裝，冠以“人類學”、“人文地理學”等科學化了的字眼運回中國，我們再如饑似渴、奉若神明地進行壹番學習，這真是壹場很奇妙的遊戲啊。
令我們感到可喜的是，我們現在再出去科考的時候，往往樹立起壹面叫做“綜合科考隊”的旗幟。“綜合”很重要，它至少開始多包容進壹些東西了，但似乎我們“綜合”得還不夠，大多情況下還是自然學者間的綜合，而很少有研究社會科學的學者隨行；並且我們急切地需要壹名象斯坦因、斯文赫定、古董販子那樣的了解眾多知識的領隊。有人說，時代不同了，學科發展了。可我要說，人類自始至終都是大自然的孩子，割裂人與自然的關系去看待自然是不客觀，也是不實際的，割裂各學科之間的關系去看待自然也是不客觀和不實際的。在西方世界裏，自然的和歷史的很早便放在同壹個博物館裏展出；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也曾創造出不朽的科學和高超的技術，而這些科學和技術始終都被包容在“經”、“史”、“子”、“集”當中，這些不是偶然的巧合，這也是看待自然的壹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