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期的青銅器主要分為禮樂器、兵器及雜器。樂器也主要用在宗廟祭祀活動中。禮器是古代繁文縟節的禮儀中使用的，或陳於廟堂，或用於宴飲、盥洗，還有壹些是專門做殉葬的明器。青銅禮器帶有壹定的神聖性，是不能在壹般生活場合使用的。所有青銅器中，禮器數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禮樂器可以代表中國青銅器制作工藝的最高水平。禮器種類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類。這壹時期的青銅器裝飾最為精美，文飾種類也較多。 壹直以來，雅安被譽為歷史文化底蘊豐富的城市之壹，它具備了必要的條件：遠古而不可探究的舊石器時代遺址，出土大量文物的麥坪“新石器時代”遺址。到了春秋、戰國的青銅時代，多種文化在這裏的交融與沖突，更為雅安留下了許多文化遺跡和歷史謎團。那時的雅安，是什麽樣的？現在，隨著考古進程的發展，雅安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文物種類眾多、精品紛呈的面貌呈現在世人眼前。“開口”說話的出土青銅器文物，為我們描繪了壹段征戰、融合、替代的文化發展進程。 謎團壹：雅安部族邦國興衰史談論起雅安的青銅時代，或許還得從石器時代說起。新石器時代晚期，人類已經進入了農耕時代的早期。那時候的農業生產力，足已養活更多的人類。富足的生活，讓人類擁有私產成為可能；而私產的多寡，也讓人類產生了階級劃分；隨著階級的積累和強化，以部族首領為核心的“國家”出現了。回首雅安，當時的國家或許有青衣羌國（現蘆山）、笮（現漢源）、徙（現天全）等。這些部族國家誕生於何時，是誰在稱王，他又是怎麽治理國家的？由於沒有文字的記載和本土文化文物的缺失，我們已經無法知曉答案。我們只能猜測，和中原的氏族國家壹樣，他們已經從“禪讓制”變為“世襲制”。但小小的、誕生在雅安本地的部族邦國--青衣羌國、笮、徙等，在更強大的對手面前，失去了發展自己本土文化的空間--具有雅安土著特色的文物，並不曾發掘出現。在出土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墓葬和文物中，雅安地域內已經明顯受到了古蜀文化的影響。沿著古蜀國的壹些歷史脈絡，我們可以揣測關於雅安的人類發展。現在史學界認為，古蜀國大抵成立於距今4000年到3200年之間，相當於中原的夏代到商代晚期。《華陽國誌》記載：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雖為“王”，但今天的學者認為實為“部族酋長”。此時，人類文明已經從石器開始進入金屬生產時代。但雅安地域內，由於發展的滯後，尚處於石器時代晚期。笮、徙等部族國家也許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形成。出土文物表明，那時的雅安地域，受古蜀文化影響明顯。距今3200年至2600年之間，是中原的西周到春秋時期。古蜀國的政治文化中心轉移到成都。寬廣的成都平原，造就了古蜀國的青銅文明。而在這時，雅安地域內的部族國家也被帶入了青銅時代，越來越多的青銅器在這壹時期出現在雅安人類的生產生活中。可以想像，面臨壹個強大的國家，弱小的笮、徙等為了生存只能選擇依附它。距今2600年至2300年之間，是中原的春秋後半期和戰國時期。古蜀國的青銅文化迎來了壹個高峰期。這壹時期，在雅安境內出土的大量帶著巴蜀文化印記的青銅兵器、青銅罍、巴蜀印章等文物印證了這壹高峰。也正是在這壹時期，來自中原的楚文化開始在雅安地域內出現--他們為了黃金、礦產的開采和東運而來。謎團二：嚴道緣何是文化拼爭之地雅安成了各種文化交流、拼爭的重要之地。嚴道，似乎是兩種文化拼爭的核心之地。在滎經縣嚴道古城出土的眾多墓葬和青銅文物中，不但能看到來自中原楚文化的身影，也能看到古蜀國印記的文物。本土文化、楚文化、古蜀文化三種勢力在這裏交織。今年年初，壹座戰國晚期的木槨墓在滎經嚴道古城遺址被發現。隨著墓葬出土的還有畫工十分精美的彩繪陶瓷、壹把用玉石鑲嵌做裝飾的佩劍以及10多件漆器。其中，出土的青銅劍佩劍，形制筆直，裝飾紋樣也比較簡潔，與楚文化出土的佩劍同出壹脈。這並不是楚文化第壹次在考古工作中被發現。1984年，壹次轟動全國史學界的考古發掘中，在滎經大量的巴蜀土坑墓葬群中出土了1500多件文物。在那次發掘中，專家們發現了壹件帶有“成都”銘文的青銅矛。這件大概鑄造於公元前475-221年，與古蜀文化聯系密切的青銅兵器，比史書記載的成都得名於秦漢時期要早200多年。遺憾的是，在進入青銅時代後，雅安的本土文化萌芽被強大的楚文化和古蜀文化所湮沒。嚴道，緣何會成為文化拼爭的核心之地？古代滎經所處的地理位置特殊，曾是“南絲綢之路”的邊關重鎮，也是中央政權控制“西南夷”的橋頭堡和軍事要塞。因此，滎經自古以來就受到各朝政權的重視。青銅罍在滎經縣的出土，進壹步證明了滎經（古嚴道）在古代邊區的重要政治地位。罍，是壹種禮器。在古代，祭祀和打仗是國家的頭等大事，正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作為禮器中的重器，罍象征著國家權力和高貴身份，在祭祀天地、鬼神和祖先等典禮場合必不可少，同時也是貴族鐘鳴鼎食的高雅點綴。滎經縣博物館藏有壹個戰國時期的青銅罍，被稱為該館的“鎮館之寶”。該青銅罍為古蜀王國遺存，距今已有兩千多年歷史。罍上頂蓋及腰部有四耳，按四方布置。罍身腰部以上三分之壹處雕有白色紋飾，雖生有部分銅銹，但銅雕紋理仍清晰細密，圖案完整可見。罍身腰部下深色部分四面雕有圓形旋轉紋飾，在外來光源照射下，“黑底白花”之上可見罍上反射的青銅光澤。據介紹，這件青銅罍采用了戰國時期最先進的鑄造工藝--失蠟鑄造技術，並鑲嵌綠松石。無論是形制、造型還是工藝都稱得上是巴蜀文物的精品。而中原兵器和巴蜀兵器的出土文物，則向我們描繪了壹段只能存於想像中的風雲跌宕的戰爭史詩。滎經縣博物館館藏三把巴蜀青銅劍。這批青銅劍兩長壹短，皆為當時古蜀王國軍隊的單兵近身武器。劍刃呈單向三棱形，薄而堅固，其上有棱帶空體鏤花。而作為古蜀軍隊長砍殺兵器的巴蜀戈，在滎經縣亦有出土。館藏的巴蜀戈式樣不同，而其中紋飾最細、最具古蜀兵器代表的，當屬“虎頭紋飾”戈。“虎頭紋飾”戈的上鋒部較寬，鑿有單向棱槽。中段留有方孔，以綁縛繩索固定木質長柄，其上刻有精美的猛虎圖案。這種猛虎圖案在已經出土的古蜀王國兵器中比較常見，為當時較為流行的壹種武器裝飾，寓意本方士卒威猛如虎，既有威懾敵人的作用，又為自己的子弟兵平添了幾分昂揚之氣。與之“抗戰”的是來自中原的“盧氏戈”“楚直劍”等。在滎經縣博物館館藏的“盧氏戈”，在戈後部伸展出的無鋒部分上刻有銘文“七年，盧氏命韓歲厥工師司馬隊作余”乃是戰國七雄之壹的韓國所造。當時韓國所造兵器技純精良，其他各諸侯國都普遍裝備了該國生產的兵器，因此這支戈亦有“中原戈”的名號。至於這支出現在遙遠西蜀地區的中原武器，究竟是古蜀在和中原各國的交戰中繳獲的，還是由後來南下滅蜀的秦國虎狼之師帶入蜀地的？至今尚無定論。中原與古蜀國在嚴道的征戰中，似乎誰也沒有占到更多的便宜。在嚴道之地，中原文化難以推進，古蜀文明也難以拓展。兩種文化的拼爭便在雅安，在嚴道沈澱下來。謎團三：精美青銅器“雅安造”？雅安地域內的古人類何時迎來了第壹件青銅器，同樣是壹個歷史謎團。在考古發現中，雅安地域內出土的最早青銅器在商、周時期，此時的雅安地域內，由於發展滯後，尚處於新石器時代晚期朝青銅時代過渡的階段。石器和青銅器***存於雅安人類的生活之中。出土的大量早期青銅器中，兵器占據了很大壹部分。不僅僅是雅安的部族國家之爭，更強大的國家和勢力的拼爭也在雅安這裏展開。他們之間或許征戰紛紛。早期，青銅器更多運用於戰爭。也許，青銅冶煉技術的普及，使青銅器逐漸出現在生活生產、祭祀儀式中。那麽，諸如青銅罍等精美青銅器，會不會是“雅安造”呢？“只能說，有這可能。”曾有清華大學的教授研究這壹課題。他希望對出土青銅器的材質進行科學分析，而辨析這些材質的原產地、鑄造地，但因各種原因，至今無定論。但楚文化進入雅安之時，楚國青銅冶鑄業除了掌握熟練的冶煉技術外，鑄造技術已日趨成熟。楚人此時博采眾家之長，將吳越的冶煉技術和中原的鑄造技術結合起來，生產出大量優質的青銅器，在鑄造工藝上全面掌握並推廣了分鑄焊合技術，並且獨創了失蠟法和漏鉛法鑄造工藝，從而使自己的鑄造工藝表現出了第壹流的鑄造工藝水平。楚人西遷，極有可能將冶鑄青銅器的技術也壹並帶過來，而古蜀國出土的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等等，大量精美的青銅人像、器皿似乎也昭示著壹個偉大的青銅鑄造技術年代。依附於古蜀國的雅安部族邦國也極有可能掌握了壹定的青銅鑄造技術。同樣，我們還可以推測。當秦統壹中國，在滎經嚴道“鄧通鑄錢”時，不僅是因為這裏有豐富的銅山，也因為這裏擁有不遜於中原的鑄造技術和鑄造工匠。而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寶興縣各地陸續發現壹批戰國至西漢早期的土坑墓葬，後又發現了西漢時期石棺墓群，在這些墓葬和墓群中都出土了大量銅劍、銅矛、銅戈、銅刀、銅鏃、銅鑿、銅鍪、銅釜、銅鑒、銅盤和銅飾等青銅器。這些銅器做工精致，有的甚至還鍍了銀，完全可以和其他地方的青銅器具媲美。考古者起初也懷疑這些出土的青銅器非寶興羌人所造，但隨著考古的進壹步深入，出土了大量的廢品刀劍。該廢品有別於殘品，其殘損非銹蝕或使用等後期因素所致，而是鑄造時未成功的廢產品，即屬被鑄成坯而未加工的兵器。按常理廢品（包括半成品）壹般是絕不會作為流通產品輸送異地去銷售、交換或相贈的，寶興出現廢品刀劍也就不可能是外來之物，這說明在當時的寶興已出現了鑄造技術和工場。由此，可以說當時在雅安生活的人類不僅掌握了青銅器的冶煉和制造工藝，而且其制作水平和制作工藝已經到了壹個相當高的水平。謎團四：巴蜀印章是南絲路的通關憑證？無數的出土青銅文物，讓我們了解了雅安地域的青銅時代，但也給我們留下了無數的歷史謎團。其中，最為神秘的也許便是“巴蜀印章”了。在嚴道古城遺址博物館展廳裏，壹枚枚神秘的巴蜀印章正安靜地躺在展櫃內，出土20年來，它們吸引著無數好奇和探尋的目光。細看之下，這些巴蜀印章沒有文字，只有圖文、符號，都是銅鑄，多數為圓形，少數為方形、矩形、半圓形、橢圓形，個別為“山”形或月牙形。除滎經之外，在我市蘆山縣也曾出土部分巴蜀印章。對於這些神秘的巴蜀圖語，20年來史學界壹直爭論不休。有的歷史學者認為這是古代巴蜀人用來記錄語言的工具；有的則認為它是巴蜀中各部族的徽號；還有的認為是巫師用以占蔔或預言的工具。歷史學者們推論，當時的中央政權開始使用印章這種具有法律的帶有強制性的手段管理各種貿易。巴蜀印章作為合法經營的憑證或通關證明，在嚴道的使用非常頻繁。現在業內專家談及的南絲路，其路線是以成都為起點，分為兩條岔路，學術研究工作也就順兩條岔路並頭推進，而途經雅安的西行之路是南絲路的主幹道。這條主幹道被民間稱為青衣道、旄牛道或者零關道（又寫為靈關道），此道進入現在的蘆山，沿蘆山河南下，經蘆山縣城至飛仙關，往西南經天全東南的兩河口，沿滎經河南下至滎經，越過大相嶺到漢源，經過西昌，進入雲南，陸續進入緬甸、東印度、巴基斯坦等國，直至北非。如今，根據史學界的分析，早在三星堆時期，南方絲綢之路已具雛形。幾位來自不同地域的蜀王，帶來了不同的種群與文明，使得成都平原早在千年之前便成為文明的高地。而他們進入或逃離成都平原的路線，與後來的南方絲綢之路，其實並無太大區別。由此看來，幾代蜀王早於秦皇漢武，成為絲路最早的開拓者。其佐證是，三星堆發現的距今3000多年的古蜀文明，出土的帶有異域風情的文物金面罩、海貝等文物能與遙遠的南亞、埃及聯系起來。而三星堆、金沙出土銅器的銅礦原料（或半成品），應該來自雲南的某個地方，因為雲南是中國銅礦富集區，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早開發銅礦的地區。顯然，只有道路的暢通，才可能有貿易的往來和文化的交流。這或許還不是這條道路的最早雛形，有專家認為“南方絲綢之路”的歷史還可延長到有古人類活動的遠古時代。但就是在古蜀國和雅安部族邦國迎來青銅時代最鼎盛時期的時候，他們突然消失了。公元前316年，經“商鞅變法”而強大起來的秦國，起兵攻蜀，壹並占領了巴國。古蜀國就這樣消失得無影無蹤，只留下千古難解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