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的冶煉和鐵制工具的推廣
在商代，鐵的使用已經開始了。1972年底，在河北槁城臺西商代遺址中出土壹件鐵刃銅鉞。這件兵器，在銅質的鉞身前部嵌鑄以鐵質的鉞刃，刃部經科學鑒定，證明為經過鍛打的鐵。這鐵不是人工冶煉的，而是來自隕鐵(隕星炸裂墜於地面的隕石中，有含鐵質較多或是純鐵的叫隕鐵)，因當時尚不知人工煉鐵，所以隕鐵的使用在社會生產上沒有實際意義。
近年考古發現在三門峽虢國墓地出土壹銅柄鐵劍，學者們認為這是西周晚期我國發現最早的鐵器真品。西周末春秋初，秦襄公(前777年—前766年在位)時代的詩《詩·秦風·駟》有“駟孔阜”之句，說駕車的四馬，色黑如鐵，特別肥碩。以鐵形容馬的顏色，說明鐵已經使用並為人們所熟悉。那時候的鐵是熟鐵，通常叫“塊煉鐵”，是礦石在800～1 000 °C的條件下，由木炭還原得到的，出爐時是含有大量雜質的固體塊。這種鐵有幾個缺點：壹是煉完壹爐後，不能從爐裏流出，取出鐵塊時，爐膛要受到破壞，不能連續生產，生產率低，產量小。二是需要反復鍛打，才能制造壹些形狀簡單的器物。三是含碳量很低，質地很軟。由於上述缺點，這種鐵不可能普遍應用。從目前出土的鐵器看，至遲在春秋後期，我國已發明了生鐵冶煉技術。生鐵是在1 150～1 300 °C的條件下冶煉出來的，出爐時呈液態，可以連續生產，可以澆鑄成型，含碳量高，質地比較硬。這就使冶煉和成型效率以及產品的產量和質量都大為提高。所以由塊煉鐵到生鐵，是煉鐵技術史上壹次飛躍。歐洲直到公元14世紀才煉出了生鐵，比我國晚了1 900年。江蘇六合程橋出土的春秋晚期的壹件鐵塊，經科學分析，是白口生鐵。這是到現在為止我國出土的最早的生鐵實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生鐵實物。
鐵制工具的推廣，從文字記載看，《國語·齊語》有這樣的內容：“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chú，鋤)。”“美金”指青銅，“惡金”指鐵，是用來鑄造生產工具的。可見，春秋中期齊國已使用了鐵制農具。《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年)記載：晉國用鐵鑄刑鼎，鼎上鑄有範宣子所作的刑書。鑄鼎的鐵是作為軍賦向民間征收的。可見當時晉國民間鐵已不少。要把刑書鑄在鐵鼎上，不是件簡單的事，即使這部刑書文字不多，總該有壹些條文，這個鼎不會太小，所需流動狀態的鑄鐵也不會太少，否則，就不可能鑄成功。可見至少到春秋晚期，中原地區鑄鐵冶煉技術已經比較成熟。
從出土文物看，江蘇六合程橋春秋晚期吳國墓、湖南常德德山楚國墓、長沙楚墓，還有山西侯馬北西莊遺址等出土的鐵器，都是春秋晚期的遺物。計有鐵塊、鐵條、鐵削、鐵(qiāng，古代的壹種斧子)、鐵(bó，鋤田去草的農具)、鐵、鐵鏵、鋼劍等。這些鐵器，有的是用塊煉法煉出的熟鐵鍛造的，有的是用生鐵鑄造的。根據地下發掘，結合文獻記載，春秋時期鐵農具已在相當範圍內得到使用。當時壹些銅制工具(如銅鋤、銅鏟等)和大量用木石骨蚌等原料所制農具都還在生產領域中起著壹定的作用。雖然鐵器的使用在春秋時期還處於初期階段，但它卻標誌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已進入壹個新的階段。鐵器作為壹種新的生產力因素，為開發山林，擴大耕地，發展水利交通，促進社會生產創造了條件。解放以來，北起遼寧，南至廣東，東至山東半島，西到陜西四川，包括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的廣大地區的戰國中期遺址，都有鐵器出土，而且種類多，數量大。在河南輝縣戰國魏墓中，出土58件鐵農具，有犁鏵、?、鋤、鍤、鐮、斧等，其中兩個“∨”形的犁鏵，雖還沒有翻土鏡面的裝置，但已能起破土劃溝的作用。課本上的《戰國時代的鐵制農具》即為輝縣出土的鐵器。鐵農具的廣泛使用，排斥木、石農具而取得主導地位。這就便利了砍伐樹林、興修水利、開墾荒地和深耕細作，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牛耕
原來中原地區使用稱為耒耜的腳踏耕具，耕作的人用手把著耒耜的柄，用腳踏著刃部，把鋒刃刺入土中，向外挑撥，才能把壹塊土掘起來。耕地就是把土壹塊壹塊地挨次掘起來，耕作的人需要掘壹塊，退壹步。這種後退間歇的耕地方法，用力多而效果差。傳說早在商代就用牛駕車，也有人根據甲骨文“犁”字初文的象形，認為商代已有牛耕，但論據不足。到了春秋時期，牛耕已經使用則是毫無疑問的。這樣耕地就變為連續向前，用力少而效果好，這是耕作技術的壹次重要改革。春秋戰國時期牛耕開始於東方，商鞅變法後，秦國後來居上，也普遍使用牛耕。當時還開始用馬耕田，商鞅為了重視農業，規定：“盜馬者死，盜牛者加。”《鹽鐵論·散不足篇》中說：“古者”，人們用馬代勞，行則拉車，“止則就犁”。漢人說的“古者”，當指戰國和秦。畜力與鐵器的結合，給精耕細作提供了條件。
農業技術的進步和農業科學的興起
春秋戰國時期農業技術有了顯著進步。耕作技術用當時的話說叫“深耕易耨”，耕田要深，除草要快。灌溉方法，中原地區已普遍用桔橰來灌溉，代替過去抱著汲瓶來灌溉的原始方法。戰國時期農民已知施肥，《荀子·富國篇》有“多糞肥田”的話，說明當時深知施肥的重要。不僅知道施用動物糞肥，還懂得使用草木灰和綠肥，把野草割來焚燒成灰或灌水使之腐爛，用作肥料，改良土壤。對積肥施肥的重視，是提高農業產量的壹個重要因素。歐洲要到10世紀和11世紀，才開始施肥，比我國晚了1 300～1 400年。戰國時期已經重視選擇優良品種，“長鬥石，取上種”，就是說要提高糧食產量，必須選取上等品種。人們已開始對土壤進行研究，主張先分辨土性，挑選適宜種植在某種土壤裏的農作物來播種。戰國時代農業的顯著進步，開創了我國農業精耕細作的優良傳統。那時候，人們已經知道用人力來改變土壤的現狀。就是耕地要根據土地的幹硬或濕軟而分先後，幹硬的土地必須先耕，濕軟的土地可以後耕。高旱的田要註意保墑；低濕的田要註意排水。為了給農作物的生長創造優良條件，壟要廣而平，溝要小而深；苗必須縱橫排列成行，以利通風；肥地留苗要密，薄地留苗要稀，肥地苗稀就會增加無效分蘗，薄地苗密就會因水肥供應不足而夭折。這些做法都是符合農業科學原理的。當時的人還掌握了耕種時節的重要性。“得時”的小麥生長發育好，植株粗壯，穗子大，色澤深，麥粒重，蟲害少，出粉率高，品味香，吃了耐饑有益；“先時”的小麥苗生太早，易受病蟲害侵襲；“後時”的小麥苗生得脆弱，穗結得稀疏，色澤也不好。故強調耕種必須及時。
戰國時期農業產量的提高
由於鐵農具的普遍使用，水利灌溉事業的發展和農業技術的進步，特別是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單位面積產量有所提高。據李悝對戰國初年魏國農產量的估計，壹畝地普通年景可產粟壹石半，折今畝產九鬥。據《史記·河渠書》記載：凡受鄭國渠水灌溉的土地，每畝可收壹鐘。壹鐘是六石四鬥，折今畝產三石八鬥四升，在二千多年前戰國晚期的生產條件下，產量的確是很高的。
都江堰
李冰約於公元前256～前251年被秦昭王任命做蜀郡守。岷江上遊高山深谷，水流湍急，壹到成都平原，流速突然減慢，所夾帶的泥沙石子隨即沈積下來，淤塞河道。每年夏秋水勢驟漲，灌縣(在今四川)以下常常泛濫成災。雨季過後，又會出現幹旱。為了灌溉農田，變水害為水利，李冰總結前人治水經驗，因勢利導，依靠當地人民群眾，在岷江出山流入平原的都江堰市，興修了都江堰水利工程。
都江堰水利工程由渠首和渠道兩大系統組成。渠首工程包括都江魚嘴、飛沙堰、寶瓶口三個主要部分。都江魚嘴是建在岷江中流的分水建築工程，它把岷江水壹分為二，東邊的叫內江，供灌溉渠用水，西邊的叫外江，是岷江的正流。又在都江堰市城附近的岷江南岸，鑿開玉壘山腳，形成壹個被隔開的石堆即離堆和壹個狹小的進水口就是寶瓶口。內江水通過寶瓶口流入密如蛛網的渠道系統。大小水口都安置“鬥門”，需水時打開鬥門，水多時可關閉鬥門。“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華陽國誌·蜀誌》)。夏季岷江水漲，都江魚嘴淹沒了，離堆就成為第二道分水處。緊接內金剛堤和離堆之間修築了飛沙堰，用以調節內江水量，洪水猛漲時，內江水可漫過飛沙堰流入外江，確保內江灌溉系統的安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是壹個以灌溉為主兼具防洪、運輸功效的綜合水利工程，既解除了岷江泛濫之災，又便利了航運，灌溉農田三百多萬畝，使成都平原成為“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旱澇保收的“天府之國”(《華陽國誌·蜀誌》)。都江堰地點選擇恰當，工程布置合理，配套嚴密完整，修建就地取材，整個系統自流灌溉，用功省而效益大，兩千二百多年來壹直造福於人民。都江堰總計分支河渠五百二十多條，渠道總長約壹千壹百多公裏，解放前工程失修，灌溉面積縮小至二百余萬畝。解放後大力整治擴建，現在灌溉面積已擴大到八百多萬畝。它不僅是中國水利史上的壹顆明珠，在世界水利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手工業的發展
春秋以前，工商業主要是由官府經營的，勞動力是奴隸，私營工商業者極少。春秋中葉以後，隨著土地私有制的逐漸建立和封建生產關系的產生，工商業部門也逐漸離開官家的豢養，向私人經營的方向發展，出現了以生產商品為主的私營手工業和獨立個體手工業者。他們壹般在自己家內從事生產，也有的在城市市場內設立作坊店鋪。春秋戰國之際，以技巧聞名的公輸般(班)就是這樣壹個獨立手工業者。後來他被奉為匠師之祖。與此同時，官商已不能再壟斷貿易，私商的勢力日益強大。如鄭國大商人弦高，在販牛途中聽說秦國大軍已來偷襲鄭國，來不及趕回報告，就自稱是鄭國派來的使者，獻12頭牛和4張皮革來犒勞秦軍。由於他的隨機應變，矯君命而犒秦師，使秦軍誤以為鄭國已獲悉秦國的軍事行動，有了準備，便取消了這次偷襲。另外如越國大夫範蠡、孔子的弟子子貢都是有名的大富商。孔子周遊列國，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子貢在經濟上的幫助。從工商業的發展和工商業者身分地位的變化，可看出在工商業領域內逐漸擺脫奴隸制的控制與束縛，封建關系的新因素也日漸增長。
冶鐵業是當時最重要的手工業部門。由於多年經驗的積累，人們已有了初步的采礦知識。《管子·地數》說：“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石者，下有鐵。”作於戰國時代的《山海經·五藏山經》，記載有明確地點可查的鐵礦山有三十幾處。《山海經中山經》《管子地數篇》則統計“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這個數字不免誇張，但這時發現的鐵礦山壹定很多了。從今湖北大冶銅綠山發現的戰國銅礦井遺址看來，豎井深達五十多米，用作交通孔道。平巷沿水平方向開拓，是為了開掘礦石。從礦層底部由下而上逐層開拓平巷，在井下初步分選，將貧礦、碎石和泥土填充廢巷，保證提運出的大都是富礦。這些說明戰國時代開礦技術已相當進步，初步解決了井下通風、排水、運載、提升、照明和巷道支護等壹系列復雜的技術問題。
標誌春秋時期經濟上突破性發展的是生鐵冶煉技術的發明。冶鐵技術的進步主要在於改進煉爐和提高爐溫，這非擴大和改進鼓風設備不可。《吳越春秋》說吳王闔閭鑄造“幹將”“莫邪”兩把寶劍時，曾使用“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裝炭”，然後“金鐵乃濡，遂以成劍”。說明當時煉爐上所使用的橐是不少的。戰國時期煉鐵爐用成排的橐來鼓風。規模大的冶煉場有工匠幾百人。考古工作者在臨淄故城中發現了冶鐵作坊六處，其中最大的壹處面積約四十多萬平方米。燕國的燕下都也是個重要的冶鐵地點，在它的遺址中發現冶鐵作坊三處，總面積三十萬平方米。各國都有冶鐵中心，最著名是楚國的宛，所謂“宛鉅(鋼鐵)鐵(shī)，慘如蜂蠆(chài，蠍子壹類的毒蟲)”，說明宛產的兵器質量是很高的。趙國的邯鄲是壹個重要的冶鐵手工業地點，不僅邯鄲人郭縱以冶鐵成業，富比王侯，就是西漢初經營冶鐵手工業的卓氏，其祖先也是趙人，因冶鐵致富的。
戰國時期廣泛使用鑄鐵工具，但早期的鑄鐵，是質硬而脆的白口鐵，很容易折斷。當時勞動人民在生產實踐中創造了把鑄鐵件經高溫退火，使它變為既有比較高的硬度，又有比較好的韌性的可鍛鑄鐵。依照熱處理的條件不同，以脫碳為主的成為白心可鍛鑄鐵；以石墨化為主的成為黑心可鍛鑄鐵。戰國中期以後，鐵器得到那樣廣泛的使用，可鍛鑄鐵的發明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國外的白心可鍛鑄鐵是1722年由法國人首先發明的。黑心可鍛鑄鐵是1826年美國人發明的。此後壹個相當長的時期裏，人們把白心可鍛鑄鐵叫“歐洲式可鍛鑄鐵”，把黑心可鍛鑄鐵叫“美洲式可鍛鑄鐵”。其實我國發明可鍛鑄鐵比他們要早二千多年。
春秋時代齊國的海鹽煮造業和晉國河東池鹽煮造業都已興盛。河東鹽被視為“國之寶”。戰國時代齊燕兩國的海鹽煮造業更加發達，海鹽產量多，流通範圍廣。同時，李冰做蜀郡守時四川的井鹽已開始開發。
紡織業。那時候黃河流域和長江中下遊的農村裏普遍養蠶，都生產絲織物。其中以齊魯等國生產的絲織物比較精美。齊國女紅(工)的紡織技術極為著名，生產出來的絲織物行銷很廣，所謂“冠帶衣履天下”(《史記貨殖列傳》)。當時各諸侯國常用絲織物作賞品，多到壹次達5 000匹。麻織物比絲織物更為普遍，是當時勞動人民的主要衣料，也是當時的主要商品。長沙出土的麻布殘片，比現在壹般棉布要緊密(麻布經紗每10厘米280根，緯紗每10厘米240根，現在棉布中的龍頭細布，每10厘米經紗254緯紗248)，說明當時麻織技術的高超。
漆器工藝在春秋時還附屬於木器業。戰國中期以後迅速發展成壹個獨立的手工業部門。戰國早期漆器木胎還很厚重，往往在精雕的木器上施以彩漆。戰國中期以後，木胎變得輕巧，漆的顏色有黑、朱、黃、紫、白、綠等十多種，往往在器物上用各色的漆畫成各種圖像和圖案。有些日用漆器的邊緣還鑲有金邊或銅邊，即所謂金銅扣。這都說明漆器工藝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