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考古資料顯示，在我國的商代就出現了貴重金屬金銀制品，至西漢金銀器器物開始出現，這標誌著我國古代造物工藝技術進入更高的階段。對於古代包裝而言，稀有的金銀為包裝的宮廷奢華風格提供了物質的可能，另外，金銀良好的延展性、金屬光澤以及日益精進的加工工藝，使得古代包裝容器在造型、裝飾方面有了更為廣闊的表現空間，同時也使得古代包裝的表現形式更趨多樣化與藝術化，其藝術價值是以往包裝所無法企及的，如法門寺地宮出土的八重寶函，不僅制作工藝極為復雜，裝飾工藝相當繁復，極盡奢華，而且將古代的“系列化包裝”演繹得相當完美。[2]在技術的發明和完善改進方面，造紙術及印刷術對於古代包裝的發展極為重要，起到相當深刻的推動作用。自造紙術發明後，並隨著制造技術的改進，不同性能的紙張相繼被發明，其中有些被應用於包裝，如防水紙、防蟲蛀紙等。造紙術對古代包裝的推動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其壹，極大地豐富了包裝容器造型形式。古代有些紙張具有較好的柔性及耐折度，可加工成不同造型的包裝容器，如紙袋、紙盒等。陸羽的《茶經》有關於紙袋的相關記載：“紙囊：以剡藤紙白厚者夾縫之，以貯所炙茶，使不泄其香也。”；“既而承熱用紙囊貯之，精華之氣無所散越，侯寒末之。” [3]囊者，袋也。另據《新唐書》記載，在唐代就開始使用厚紙板制造紙杯、紙盒等包裝容器。其二，廣泛地拓展了包裝物的範圍，使得包裝趨向民間化、生活化，拓展了包裝的便利功能。有關史料記載，古人常采用紙包裝存儲、運輸壹些日常生活物品，如茶葉、藥品、水果等。而作為古代另壹項重要科技發明——印刷術，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包裝的美化、促銷功能，而且完善了包裝的構成要素，同時也使得包裝裝潢成為獨立的個體服務於包裝，這點自北宋以後體現得尤為明顯。如現保存於歷史博物館內的“劉氏商標”，上面雕刻著“濟南劉家功夫針鋪”的標題，中間是白兔搗藥的圖案，於圖案左右標註“認門前白兔兒為記”，下方則刻有說明商品質地和銷售辦法的廣告文字：“收買上等鋼條，造功夫細針，不偷工，民便用，若被興販，別有加饒，請記白。”整個版面圖文並茂，白兔搗藥相當於店鋪的標誌，文字宣傳突出了針的質量和售賣方法。二、傳統經濟結構與包裝的關系包裝自原始社會出現以後，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這壹漫長的歷史歲月中，其發展十分緩慢，沒有出現質的飛躍，究其原因，在於傳統的經濟結構。自夏王朝建立後，我國便進入了奴隸制社會，奴隸制條件下的經濟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奴隸主完全占有社會生產資料，從而迫使無數奴隸為其從事生產，主要提供各類奢侈品滿足奴隸主的生產、生活的需求，因此，其物質資料的生產不是以社會、市場的需要為目的的，這樣使得產品交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換言之，即社會產品難以進入流通領域實現其價值，在奴隸制度下，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分配遵循的是產品的使用價值，而不是產品的價值。[4]這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嚴重阻礙了產品包裝的發展，壹方面，奴隸主完全占有社會生產資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不同消費群體的存在和市場交換規模的出現，從而制約了包裝風格多樣化的產生。另壹方面，社會生產不以社會、市場需求為出發點，妨礙了社會市場的發育、形成，使得產品難以進入流通領域，阻礙了包裝功能的拓展。春秋戰國時期，我國社會發生了革命性的轉型，由奴隸社會逐漸過渡到封建社會，自此至1840年，我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相結合，而以自然經濟占據主導地位。伴隨著封建社會第三次社會分工的發生，商業從產業中脫離出現形成獨立的行業。相對奴隸制社會而言，封建制社會的商業有了長足的發展，然而在傳統“重農抑商”政策的壓制下，商品經濟壹直未能脫離於自然經濟而成為社會的主導。盡管封建社會在壹定時期內的商品經濟壹度發達、商業資本壹度變得十分活躍、商業壹度出現繁榮局面，甚至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如自唐中後期坊市制度崩潰，市場曾壹度多元化、自由化。然而由於商品生產並沒有得到相應的發展，是商業使產品變成商品，而不是商品以自己的運動形成商業。[5]再者，廣大下層階級消費能力低下，對市場需求十分有限，無法刺激商品生產地發展。以上兩方面使得經濟運行鏈條的生產、消費兩環節十分薄弱，極大地限制了產品的多樣化生產及多元化市場的形成，從而間接地妨礙了商品包裝多樣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