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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國古代設計史

包裝與人們的生產、生活關系十分密切,它的出現主要緣於人類生存、生活的需要。遠古時期,由於生產力水平極為低下,古人僅依靠雙手或簡單的工具獲取必需的生活資料,在這壹漫長過程中,他們對自然事物有了壹定的認知,或許受到自然之物的啟發,逐漸學會了利用植物藤條紮捆所獲取的物品(主要是食物),也學會了利用植物葉、果殼、獸皮等來盛裝、轉移所獲之物。從嚴格意義上講,這雖然不能算作真正的包裝,但從唯物主義發展觀來看,它們應是最具原始形態的包裝。自包裝產生後,在漫長歷史歲月的發展演變中,包裝的功能不斷地被拓展,由最初始的紮捆、包、裹、盛裝,到便於儲存、保護商品,再到美化商品、促進銷售等功能。需要強調的是,包裝上述功能的拓展是與社會發展和物質產品的增加緊密聯系在壹起的,同時也與材料的發現和利用,技術的發明與改進密切相關,前者是社會需求的表現,成為包裝功能拓展的源動力,而後者成為包裝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壹、科技進步對包裝的推動作用材料是任何造物活動中最為重要的因素之壹,沒有材料,任何造物行為均不可能實現,材料是造物活動的基礎。而技術則是造物活動中最為關鍵的因素之壹,它是造物行為實現的保障。縱觀我國古代包裝的發展歷程,不難發現,科技進步對古代包裝的不斷發展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這裏我試從陶瓷、青銅、金銀、漆器、造紙術及印刷術等方面稍加闡釋:從考古發掘的史料來看,陶器出現前,人類的造物僅局限於簡單的生產工具,如木器、骨器、石器等,而尚無包裝之用的器物,當時主要利用自然之物進行極為簡單的包裹或盛裝。而隨著原始人類認識能力的提高、造型觀念的增強及設計藝術能力的進步,遠古人們創造性地實現將黏土轉變成陶器,逐漸出現了具備、保護、存儲、轉運等功能的包裝容器,如壺、罐等,不僅如此,在造型方面,這些包裝容器漸漸地實現了從單壹到多樣的轉變,在功能方面則漸具實用性和功能性,可以說這是古代包裝發展史上壹次質的飛躍。作為陶器壹脈相承而又更為進步的瓷器,自商代出現的原始瓷——“青釉器”始,各類瓷器就以質地細膩堅硬、良好致密性、較弱吸水性等良好的包裝適性,相繼被應用於包裝,更為重要的是,隨著制瓷技術、工藝的精進,瓷質包裝以其良好的表面裝飾性能,成為古代包裝中最為廣泛而重要的門類之壹,可以說這是古代包裝發展史上壹次新的跨越。青銅是人類科技歷史上壹項偉大的發明,也是人類進入金屬時代的標誌。青銅是銅、錫、鉛的合金,就物理性能而言,與陶相比較,青銅具有熔點低、易成型;硬度大、耐磨、耐腐蝕和不易被碎等特點。以上這些特點不僅豐富了包裝材料的選擇,而且大大拓展了包裝容器造型和裝飾的設計空間。據考古資料顯示,我國原始社會末期出現的青銅器,在進入階級社會以後,逐漸取代了陶器而成為主要的器物。[1]在包裝容器方面,青銅包裝的實用性有了壹定的提高,如密封性、穩固性及裝飾性等,其藝術性也是以往包裝所無法比擬的。此外,在裝飾方面,它們更加富含強烈的精神性、思想性,將政治、思想和文化觀念融入其中,如此古代包裝出現了集功能性、精神性為壹體的人造之物,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古代包裝外在裝飾與內在文化融合為壹的造物、創符之道。

據考古資料顯示,在我國的商代就出現了貴重金屬金銀制品,至西漢金銀器器物開始出現,這標誌著我國古代造物工藝技術進入更高的階段。對於古代包裝而言,稀有的金銀為包裝的宮廷奢華風格提供了物質的可能,另外,金銀良好的延展性、金屬光澤以及日益精進的加工工藝,使得古代包裝容器在造型、裝飾方面有了更為廣闊的表現空間,同時也使得古代包裝的表現形式更趨多樣化與藝術化,其藝術價值是以往包裝所無法企及的,如法門寺地宮出土的八重寶函,不僅制作工藝極為復雜,裝飾工藝相當繁復,極盡奢華,而且將古代的“系列化包裝”演繹得相當完美。[2]在技術的發明和完善改進方面,造紙術及印刷術對於古代包裝的發展極為重要,起到相當深刻的推動作用。自造紙術發明後,並隨著制造技術的改進,不同性能的紙張相繼被發明,其中有些被應用於包裝,如防水紙、防蟲蛀紙等。造紙術對古代包裝的推動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其壹,極大地豐富了包裝容器造型形式。古代有些紙張具有較好的柔性及耐折度,可加工成不同造型的包裝容器,如紙袋、紙盒等。陸羽的《茶經》有關於紙袋的相關記載:“紙囊:以剡藤紙白厚者夾縫之,以貯所炙茶,使不泄其香也。”;“既而承熱用紙囊貯之,精華之氣無所散越,侯寒末之。” [3]囊者,袋也。另據《新唐書》記載,在唐代就開始使用厚紙板制造紙杯、紙盒等包裝容器。其二,廣泛地拓展了包裝物的範圍,使得包裝趨向民間化、生活化,拓展了包裝的便利功能。有關史料記載,古人常采用紙包裝存儲、運輸壹些日常生活物品,如茶葉、藥品、水果等。而作為古代另壹項重要科技發明——印刷術,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包裝的美化、促銷功能,而且完善了包裝的構成要素,同時也使得包裝裝潢成為獨立的個體服務於包裝,這點自北宋以後體現得尤為明顯。如現保存於歷史博物館內的“劉氏商標”,上面雕刻著“濟南劉家功夫針鋪”的標題,中間是白兔搗藥的圖案,於圖案左右標註“認門前白兔兒為記”,下方則刻有說明商品質地和銷售辦法的廣告文字:“收買上等鋼條,造功夫細針,不偷工,民便用,若被興販,別有加饒,請記白。”整個版面圖文並茂,白兔搗藥相當於店鋪的標誌,文字宣傳突出了針的質量和售賣方法。二、傳統經濟結構與包裝的關系包裝自原始社會出現以後,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這壹漫長的歷史歲月中,其發展十分緩慢,沒有出現質的飛躍,究其原因,在於傳統的經濟結構。自夏王朝建立後,我國便進入了奴隸制社會,奴隸制條件下的經濟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奴隸主完全占有社會生產資料,從而迫使無數奴隸為其從事生產,主要提供各類奢侈品滿足奴隸主的生產、生活的需求,因此,其物質資料的生產不是以社會、市場的需要為目的的,這樣使得產品交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換言之,即社會產品難以進入流通領域實現其價值,在奴隸制度下,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分配遵循的是產品的使用價值,而不是產品的價值。[4]這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嚴重阻礙了產品包裝的發展,壹方面,奴隸主完全占有社會生產資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不同消費群體的存在和市場交換規模的出現,從而制約了包裝風格多樣化的產生。另壹方面,社會生產不以社會、市場需求為出發點,妨礙了社會市場的發育、形成,使得產品難以進入流通領域,阻礙了包裝功能的拓展。春秋戰國時期,我國社會發生了革命性的轉型,由奴隸社會逐漸過渡到封建社會,自此至1840年,我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相結合,而以自然經濟占據主導地位。伴隨著封建社會第三次社會分工的發生,商業從產業中脫離出現形成獨立的行業。相對奴隸制社會而言,封建制社會的商業有了長足的發展,然而在傳統“重農抑商”政策的壓制下,商品經濟壹直未能脫離於自然經濟而成為社會的主導。盡管封建社會在壹定時期內的商品經濟壹度發達、商業資本壹度變得十分活躍、商業壹度出現繁榮局面,甚至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如自唐中後期坊市制度崩潰,市場曾壹度多元化、自由化。然而由於商品生產並沒有得到相應的發展,是商業使產品變成商品,而不是商品以自己的運動形成商業。[5]再者,廣大下層階級消費能力低下,對市場需求十分有限,無法刺激商品生產地發展。以上兩方面使得經濟運行鏈條的生產、消費兩環節十分薄弱,極大地限制了產品的多樣化生產及多元化市場的形成,從而間接地妨礙了商品包裝多樣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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