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考古資料顯示,在我國的商代就出現了貴重金屬金銀制品,至西漢金銀器器物開始出現,這標誌著我國古代造物工藝技術進入更高的階段。對於古代包裝而言,稀有的金銀為包裝的宮廷奢華風格提供了物質的可能,另外,金銀良好的延展性、金屬光澤以及日益精進的加工工藝,使得古代包裝容器在造型、裝飾方面有了更為廣闊的表現空間,同時也使得古代包裝的表現形式更趨多樣化與藝術化,其藝術價值是以往包裝所無法企及的,如法門寺地宮出土的八重寶函,不僅制作工藝極為復雜,裝飾工藝相當繁復,極盡奢華,而且將古代的“系列化包裝”演繹得相當完美。[2]在技術的發明和完善改進方面,造紙術及印刷術對於古代包裝的發展極為重要,起到相當深刻的推動作用。自造紙術發明後,並隨著制造技術的改進,不同性能的紙張相繼被發明,其中有些被應用於包裝,如防水紙、防蟲蛀紙等。造紙術對古代包裝的推動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其壹,極大地豐富了包裝容器造型形式。古代有些紙張具有較好的柔性及耐折度,可加工成不同造型的包裝容器,如紙袋、紙盒等。陸羽的《茶經》有關於紙袋的相關記載:“紙囊:以剡藤紙白厚者夾縫之,以貯所炙茶,使不泄其香也。”;“既而承熱用紙囊貯之,精華之氣無所散越,侯寒末之。” [3]囊者,袋也。另據《新唐書》記載,在唐代就開始使用厚紙板制造紙杯、紙盒等包裝容器。其二,廣泛地拓展了包裝物的範圍,使得包裝趨向民間化、生活化,拓展了包裝的便利功能。有關史料記載,古人常采用紙包裝存儲、運輸壹些日常生活物品,如茶葉、藥品、水果等。而作為古代另壹項重要科技發明——印刷術,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包裝的美化、促銷功能,而且完善了包裝的構成要素,同時也使得包裝裝潢成為獨立的個體服務於包裝,這點自北宋以後體現得尤為明顯。如現保存於歷史博物館內的“劉氏商標”,上面雕刻著“濟南劉家功夫針鋪”的標題,中間是白兔搗藥的圖案,於圖案左右標註“認門前白兔兒為記”,下方則刻有說明商品質地和銷售辦法的廣告文字:“收買上等鋼條,造功夫細針,不偷工,民便用,若被興販,別有加饒,請記白。”整個版面圖文並茂,白兔搗藥相當於店鋪的標誌,文字宣傳突出了針的質量和售賣方法。二、傳統經濟結構與包裝的關系包裝自原始社會出現以後,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這壹漫長的歷史歲月中,其發展十分緩慢,沒有出現質的飛躍,究其原因,在於傳統的經濟結構。自夏王朝建立後,我國便進入了奴隸制社會,奴隸制條件下的經濟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奴隸主完全占有社會生產資料,從而迫使無數奴隸為其從事生產,主要提供各類奢侈品滿足奴隸主的生產、生活的需求,因此,其物質資料的生產不是以社會、市場的需要為目的的,這樣使得產品交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換言之,即社會產品難以進入流通領域實現其價值,在奴隸制度下,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分配遵循的是產品的使用價值,而不是產品的價值。[4]這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嚴重阻礙了產品包裝的發展,壹方面,奴隸主完全占有社會生產資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不同消費群體的存在和市場交換規模的出現,從而制約了包裝風格多樣化的產生。另壹方面,社會生產不以社會、市場需求為出發點,妨礙了社會市場的發育、形成,使得產品難以進入流通領域,阻礙了包裝功能的拓展。春秋戰國時期,我國社會發生了革命性的轉型,由奴隸社會逐漸過渡到封建社會,自此至1840年,我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相結合,而以自然經濟占據主導地位。伴隨著封建社會第三次社會分工的發生,商業從產業中脫離出現形成獨立的行業。相對奴隸制社會而言,封建制社會的商業有了長足的發展,然而在傳統“重農抑商”政策的壓制下,商品經濟壹直未能脫離於自然經濟而成為社會的主導。盡管封建社會在壹定時期內的商品經濟壹度發達、商業資本壹度變得十分活躍、商業壹度出現繁榮局面,甚至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如自唐中後期坊市制度崩潰,市場曾壹度多元化、自由化。然而由於商品生產並沒有得到相應的發展,是商業使產品變成商品,而不是商品以自己的運動形成商業。[5]再者,廣大下層階級消費能力低下,對市場需求十分有限,無法刺激商品生產地發展。以上兩方面使得經濟運行鏈條的生產、消費兩環節十分薄弱,極大地限制了產品的多樣化生產及多元化市場的形成,從而間接地妨礙了商品包裝多樣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