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見南子》劇是林語堂根據《論語·雍也》“子見南子”條編寫的獨幕歷史劇，發表在《奔流》月刊1928年10月號上。南子是春秋末年衛國靈公的寵姬，風流嬌艷，好出風頭，名聲不佳。孔子到衛國遊說衛靈公，拜見南子，曾與南子同車出行，子路對此很不滿意。《論語·雍也》篇的原文是：“子見南子，子路不說（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意思是說，孔子拜見南子，子路不高興。孔子指天發誓：假如我做了不正當的事的話，老天爺責備我吧！老天爺責備我吧！
林語堂編此劇有反封建意圖，但戰鬥性不強。二師學生會接受馬宗俊建議，獲以宋還吾為首的學校當局批準同意後，在排練中，對該劇進行了反復研究，針對孔府封建勢力，對該劇進行修改，增加了反對孔府的內容，使之成為既具有很強的反對舊禮教的戰鬥性，又具有對孔子行為進行諷刺的喜劇性。
1929年6月8日，《子見南子》在二師禮堂正式公演。為加強演出效果和對孔府封建頑固勢力的打擊，演出前做了充分的宣傳準備工作。不僅在曲阜全城大街小巷遍貼海報，而且還特意送票給孔府、顏府和孔氏大家地主，邀請他們蒞臨指導。為演出人物形象逼真，還特向孔府借用服飾、器用等道具。老百姓好奇，被邀孔氏族人、聖裔們不知底細，都準時欣然前去觀看。演出開幕前，學生會會長王宗佩致開幕詞並發表演說。當演到孔子拜見南子，南子贈給孔子白璧，孔子接受饋贈，並向南子叩頭道謝，為南子的嬌艷美色所動，魂不守舍，子路忍不住憤怒，欲出言相譏，孔子向子路發誓，表白自己並無邪念，是正人君子等壹系列滑稽情節時，老百姓歡欣鼓舞，而在座的孔氏“聖裔”們卻坐不住了，由羞而惱，由惱而怒，竟至大聲喊叫起來。
孔教會會長孔繁璞、孔氏族長孔傳堉、孔府首領執事官孔繼倫等，經過壹番密謀策劃，糾集封建余孽，以“孔氏60戶族人”名義，越級向國民黨南京政府教育部控告曲阜二師校長及學生會“侮辱宗祖孔子”，又通過國民政府工商部部長孔祥熙將控告狀轉呈蔣介石，同時向曲阜縣政府指控二師進步學生，甚至不惜企圖借助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威脅曲阜二師師生。也就在《子見南子》公演的第11天（6月18日），日本前首相犬養毅來華參加孫中山先生遺體奉安大典後，由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國民政府司法院院長張繼陪同到曲阜謁孔。孔府殷勤接待犬養毅等，“出入皆乘八擡大轎”，“每饌價至二十六元，又饋以古玩玉器等物，每人十數色”（高文浩：《張郁光先生在曲阜二師》，載於《濟寧文史資料》第1輯），還邀犬養毅、張繼到曲阜二師講演，訓誡二師師生要安分守己，不要反對舊禮教，口氣充滿威脅。
蔣介石接到控告書後，親自下令對二師進步師生要予以“嚴究”（同上書），教育部於6月26日下發“訓令第八五五號”，令山東省教育廳“查明、核辦、具報”。時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為蔣夢麟，乃蔡元培系中人。而蔡元培是民主進步人士，時任國民黨中央執委、國民政府委員兼監察院院長，他和蔣夢麟都是反對孔府封建勢力的，且早有反孔言論和舉措，此時更有同情曲阜二師進步師生之意。蔣夢麟不好親自出面，便派能體現自己意圖的參事朱葆勤赴魯，會同山東省教育廳廳長何思源辦理此案。
何思源也有民主思想，久存對孔府封建勢力的不滿，對進步師生也存同情之心。再說他與蔡元培有師生之誼，與曲阜二師校長宋還吾是曹州同鄉，還與他是濟南六中和北京大學的同學，思想都傾向進步。宋還吾任二師校長是他親自委任的，關系非同壹般，因此他對此案采取拖延和抵制策略。何思源的態度引起孔祥熙和張繼的不滿，二人在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上對何思源提出彈劾。迫於國民黨要員的這種壓力，何思源不得不有所表現。但他也同教育部長蔣夢麟壹樣，自己不出面，而派山東省教育廳督學張郁光代表他會同朱葆勤到曲阜調查。
張郁光也是壹個進步青年，當時34歲，濟南人，少時在制錦市小學即師從山東早期的***產黨員魯佛民，思想品格均受其影響很深。中學時在濟南山東省立第壹中學是學生會領導人之壹，積極參加五四反帝運動，20歲考入北京師範大學，積極參加革命鬥爭，1926年參加李大釗領導的“三壹八”愛國運動，曾率同學沖擊段祺瑞的執政府。在國***合作大革命高潮中，參加國民黨，並投筆從戎，到廣州參加國民革命軍，隨軍北伐，1928年回到濟南。因蔣介石背叛革命，在濟南又見國民黨反動派瘋狂鎮壓革命，搜捕殺害***產黨人和革命誌士，特別是看到國民黨山東省黨部主任、國民黨特務CC系大員張葦村之流為虎作倀，肆虐橫行，使他看清了蔣介石國民黨的反革命本質，於是憤然退出國民黨部隊，解甲歸入教育界。“子見南子”案發生時，他任山東省教育廳督學，因思想進步而受何思源器重，故何委派他同教育部參事朱葆勤去曲阜調查“子見南子”案。
朱、張二人思想壹致，既能代表教育部長和山東省教育廳長的意誌，體現其意圖，也受自己的進步思想支配，自覺不自覺地對曲阜二師進步師生深具同情，甚至贊許。二人壹到曲阜，孔府“聖裔”們便對他們極盡籠絡拉攏之能事，恭請二人禮居孔府等等，均遭二人婉拒。調查中，他們只去二師學校，不去孔府；對孔府“聖裔”們的糾纏，虛與委蛇；堅決站在進步師生壹邊設法為之開脫，保護進步力量。調查後，他們向教育部呈報的調查報告結論是：孔府孔氏所控，“查無實據”，“該校職教員、學生似無故意侮辱孔子事實”（魯迅：《關於《子見南子》案》，載於《魯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版）。在匯報過程中，二人又逐條說明孔氏汙蔑進步師生原因，指出：孔氏的盛怒，是因數千年來無人敢在曲阜“對孔子有出乎敬禮崇拜之外者，壹旦編入劇曲，摹擬聲容，駭詫憤激，亦無足怪”（同上書）。據此，教育部7月19日下發“訓令第九五二號”，令行山東省教育廳雲：二師師生“尚無侮辱孔子情事，自應免予置議”（同上書）。因此宣布宋還吾無事。
孔府封建勢力對此調查處理結果自然不服，再次上告，並連朱、張二位調查人員壹並告發，責朱、張二人“偏袒壹方”，“查復不實”，二人被二師師生“同化”，因而“隨之雲雲”，“妄附和之”。復呈曰：“朱參事去後，宋還吾更逞其變性，對人談話必曰復仇，廣印答辯書，沿街宣傳，復招集……學生，促令通電全國……如瘋似狂，勢不可遏。”哀嘆：“生逢今日，不幸而為孔氏，又不幸而與第二師範相毗鄰，飽聽口號，熟視標語，今日打倒，明日鏟除……復不幸而又有朱參事之偏袒。”（高文浩：《張郁光在曲阜二師》，載於《濟寧文史資料》第1輯）
國民黨上層反動勢力對此調查處理結果也大為不滿，抓住案子不放。蔣介石由孔祥熙陪同赴青島路過濟南時，特將何思源召至火車站，當面訓斥，令其對曲阜二師進步師生“嚴究”。
面對蔣介石的訓斥，何思源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困境，為了尋找出路，只好求助於其大學時的老師、時任國民黨中央常委、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的蔡元培和教育部長蔣夢麟。蔡元培早就提出過廢止祀孔制度、沒收孔府財產的主張。同蔣夢麟壹樣，對“子見南子”案壹直十分關註，私下為曲阜二師進步師生的舉措高興。7月中旬，何思源借籌辦青島大學之機，邀請蔡師、蔣部長及馬寅初到青島，***商應付蔣介石之策。蔡、蔣二人路過濟南時，已向何“非正式表示，排演新劇，並無侮辱孔子情事，孔氏族人不應小題大做”。（《新聞報》，1929年7月16日）至青島後，經過商議，蔡元培對何思源正式表態：“反動勢力很難消滅，處處都能遇到，妳應該下決心抵制，決不讓步。”（冷銓清、唐旬：《憶我們的老校長蔡元培——訪楊晦教授、趙西博教授、何思源先生》，載於《光明日報》1980年3月5日）何思源得蔡、蔣二位上司的支持鼓勵，對案事繼續采取抵制態度。
面對孔府封建勢力的囂張氣焰，曲阜二師進步師生進行了堅決回擊。當張繼同犬養毅到校講話威脅時，進步師生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犬養毅”、“打倒西山會議分子張繼”等口號，最終將他們二人轟了出去。孔氏“聖裔”向南京政府控告後，二師校長宋還吾於7月8日公開發表了《答辯書》，向全國披露了“子見南子”案的真相，揭發了孔府長期以來對曲阜人民的迫害以及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犬養毅和國民黨右派張繼進行的骯臟交易，駁斥了孔府對二師師生的汙蔑，尖銳指出：“孔氏60戶族人”，“實孔氏特殊之封建組織”，其家長戶首橫暴虐民，包攬詞訟，勒捐功名，無惡不作，“儼然專制時代之小朝廷”，“青天白日旗下，尚容有此制乎”？孔氏之所謂控告，“滿紙謊言，毫無根據”，“縱使所控屬實，亦不出言論思想之範圍，盡可公開討論”，“捏詞誣陷，越級呈控，不獲罪戾，而教育部竟派參事來曲查辦，似非民主政治之下，應有之現象”（魯迅：《關於《子見南子》案》）。7月中旬，曲阜二師學生也通電全國，表示對“惡封建勢力絕不低頭降伏”，呼籲全國同學及各界人士給予支持。當曲阜縣政府接受孔氏的控告，開庭審理“子見南子”案時，二師派出了六七名附小學生冒名頂替出庭為之周旋。原告都是孔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孔教會會長孔繁璞、孔氏族長孔傳堉、孔廟執事孔繼倫等，人多勢眾，氣勢洶洶。結果辯論中被幾個10歲左右的孩子駁得張口結舌，狼狽不堪——理不直必輸，臉面丟在法庭上。但敗訴後，他們仍不甘心，糾集會道門武裝，企圖血洗二師。但二師進步師生毫不畏懼，組織起來，準備迎擊。國民黨曲阜縣黨部怕事態擴大，無法控制，也無法向上司交代，緊急警告孔府冷靜考慮，立即停止武裝行動，否則鬧出亂子，壹切後果由孔府承擔。在此情況下，孔府才未敢輕舉妄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