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和是四姐妹中最小的壹個，因學識淵博而頗有名望。她與德裔美國漢學家傅漢思結婚後，於1949年1月移居美國康涅狄格州的北港口。人們會因藝術、書法及中國戲曲史方面的問題來向她請益；遇到需考釋或校正的各類問題，從書畫的題跋閱讀到版本鑒定，從解釋壹首古詩中的典故，到辨識十八世紀某件奏折上君王的手跡，大家也都會請她解答。老輩學者們如果經過新英格蘭地區，壹定會到她的居所稍作停留。充和才思敏捷，學養深厚，且將嚴謹和靈活集於壹身，她談吐中的機鋒和雙關語，常能給人很大的樂趣。
當充和還是七八歲的孩子時，她的姐姐們就知道這個妹妹和她們不同。她們承認小妹妹的學問根基更紮實，也更有自信，就連充和寫的詩歌也更新穎且富於原創性。
充和童年時遠離自己的兄弟姐妹，幾乎總是獨處，只有在特殊時期才有幾個同伴，這些情形必然會影響到她的工作方式、思維方式和她寧靜的氣質。
三歲前，她就學會了背唐詩，然後又讀了幾種啟蒙書，為繼續攻讀“四書”打下基礎。七八歲時，充和開始學作對子，然後就學習寫詩。充和每天要學習相當長時間，她也很少有分心的事。所有這些讓她養成了學者的習氣，也讓她有時間自在幻想。
考北大前壹年的九月，充和就到了北平，參加姐姐兆和的婚禮，之後她決定留在北平，家人和朋友都勸她參加第二年夏天的大學入學考試，她自己也覺得不妨壹試。
充和並沒有花太多時間來準備入學考試。考試內容包括四個領域——國文，歷史，數學和英語，其中的前兩門，從她六歲開始，合肥的家庭老師們就已經為她打好了基礎。她在父親的學校中學了壹年英語，然後在上海中學裏又學了壹年，她覺得這門語言並不難掌握。她就是搞不掂數學。十六歲以前，她從來沒接觸過數學，突然之間，她就要面對證明題和代數方程式。她看不出學數學意義何在，也不明白該從何入手。
那壹年，有數千名學生從全國各地來到北平，爭奪全國最好的五所學校那幾百個錄取名額。考試的當天，家人為充和準備了圓規和曲尺。“我沒用，”她說，“因為我簡直連題目都看不懂。”她的數學考了個無可爭議的零分，但她的國文卻得了個滿分，結果考試委員會破格錄取了她。除了充和之外，北大中文系當年只錄取了壹個女生。
充和在北大這所名校就讀的收獲，並不如想象中的大，雖然這裏不乏名師：胡適和錢穆教思想史，馮友蘭教哲學，聞壹多教古代文學，劉文典教六朝和唐宋詩。但充和說自己學習成績不夠理想。當時很多學生參加了激進的政治活動，無法靜心向學，而充和寧願將時間花在學習戲曲上。
清華大學就在北大旁邊，有位專業昆曲老師每周壹次在那裏開設非正式的昆曲課，充和與在清華讀書的弟弟宗和定期去上課。
抗戰期間，充和與兆和壹家住在西南的小鎮呈貢，小鎮上住著好幾位文藝界的傑出人物，但是來訪客人更喜歡在充和、兆和的住處逗留。充和會吹笛子，所以彈琵琶、彈古箏的人都喜歡上她那兒去。詩人和書法家們也喜歡聚在充和的房間裏，他們喜歡這裏的氛圍，也喜歡充和的筆、墨和硯臺。充和說，即使手頭再緊，有些東西她還是很講究：“我不愛金銀珠寶，可是筆、硯都得是最好的。”
充和跑到大西南來，是因為沈從文幫她在這裏找了份工作。沈從文沒有進入聯大之前，在壹個三個人組成的教科書編選委員會裏工作，教育部任命他主持編選文學部分之後，他推薦了妻妹充和編選其中的散曲章節。教育部給充和下了聘書，充和也接受了。用壹般的標準很難衡量充和的學歷，她上過北大，但是沒有拿到學位：1936年她生了病，醫生診斷為肺結核，所以她被迫退學。康復後，她在南京《中央日報》當了壹段時期的副刊編輯。隨後戰爭開始了。在充和回到蘇州直至戰爭開始前的短暫歲月中，她的才學顯然已經有口皆碑了。
充和在教科書編選委員會的工作時間不太長，壹年後，教育部就取消了這個項目。充和並沒有太失望，當然，她需要工作，因為和姐姐們不同，她是單身，必須自食其力，但她決不願意倉皇求職或是匆匆嫁人。
很多人在這時拜倒在充和的石榴裙下。其中壹個是卞之琳，他壹生都愛戀著充和，這件事盡人皆知。他寫了很多信給充和，即使他已經知道充和不會選擇他，甚至在充和嫁了人之後，他仍然堅持寫那些信。他還收集充和的詩歌、小說，並在她不知情的情況下，拿到香港出版。
充和的追求者中，還有壹個不修邊幅的方先生，是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專家。方先生也給充和寫信，不過用的全是甲骨文，學問大如充和者也沒法明白：“他壹寫就是好幾張信紙，我相信壹定寫得很有文采，可是我看不懂。”
充和喜歡保持單身女性的身份，自由自在，不必在意社會對已婚女性的期待。
1940年間，重慶政府又給了她壹份工作，這次是為教育部新建立的禮樂館服務，幫助政府重新訂正禮樂。充和的職責是從五世紀的《樂誌》中挑選出適合公***大典使用的樂章來，請作曲家配曲。這份工作很對充和的胃口，她過去就很難忍受各種典禮，現在可以對它們加以改良了。
充和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編選出二十四篇適合的樂章，用最好的書法精心謄寫了兩份。教育部批準了充和編選的篇目後，充和與同事們立即舉辦活動，征求當代作曲家來為這篇章譜曲。這壹部分的工作又花了兩年時間才完成。
充和在這段時間結交的人中，有兩個名人：章士釗和沈尹默。文人之間的這種結交固然源於雙方***同擁有的文學氣質，不過除此之外，他們還有更多的相似之處。他們在學識上水平相當，少有分心旁騖之舉。當他們苦學有成之後，就連娛樂也成為文人雅趣。
學者兼書法家沈尹默後來成為了充和的老師。充和第壹次來訪時，沈尹默讓她寫了幾個字，然後他給出了“明人學晉人書”的評語。到今天，充和還不知道這句話到底是褒是貶。
在沈尹默與充和相識相交的過程中，他寫了很多詩給充和，充和也將自己的許多詩給他看，聽取他對這些詩作該如何修訂的建議。
壹開始，沈尹默客氣地稱呼充和“充和女史”，後來又改口稱她“充和女弟”。在他的影響下，充和將小時候養成的習慣擴而大之：早上早起，臨帖練字至少三個小時，如果有時間還要練更長時間。直到八十八歲，她依然保持這壹習慣。她運筆寫字的手臂和少女的壹樣強壯。
充和在重慶期間，寫出了她最好的詩詞作品。其中有兩首是以桃花魚為題材的。在充和心目中，桃花魚有多重意義：它是“淩空”的隱喻，由於它出現在桃花盛開的時候，所以它也隱喻著春天；此外，桃花魚也暗喻著戰爭期間，許多犧牲在重慶沙洲上的跳傘者。
充和喜歡的其他藝術形式也和“懸”有關。書法家寫字時手腕要輕懸在書桌上方，掌虛指實，運筆自如：可以快而不急，也可以慢而不滯。掌握了運筆的緩急輕重，捕捉到“鸞舞”之姿和“龍騰”之態以後，書法家方可以到達“懸”的境界——“心忘於筆，手忘於書”。
但是戰爭讓她憂心忡忡：她目睹了外甥女的死亡，看到了朋友、手足的苦難。美學要轉換成現實並非易事，有時，壹點小事也會讓她心情不寧。有壹次，章士釗贈她壹首詩，將她比作東漢末年的才女蔡文姬。詩中有兩句讓她很不開心：“文姬流落於誰事，十八胡笳只自憐。”前輩學者的詩中有惋惜她流落他鄉的意思，卻冒犯了充和的感情。她說，文姬是被擄掠到北方，不得不在異鄉過著異族的生活，她自己卻是因為戰爭才離開家鄉，而且即使在最壞的情況下，她也能自食其力，盡自己的所能生活。她的憂傷源於認識到自己離開了過去那個熟悉的世界，而且再也回不去了。
1947年，充和在北京大學教授書法和昆曲，當時她借住在姐姐兆和家中。那年9月，通過姐夫沈從文她與傅漢思相識，次年結婚。
傅漢思出身於德國的猶太人知識分子家庭，戰時成為流亡者。1935年他的家庭離開德國，當時他十八歲。他們在英國待了壹陣子，然後在美國加州定居。漢思獲得了西班牙文學的學位，同時也精通德、法、英、意大利文學。他到中國來，是為著尋求壹番奇遇，也是來挑戰壹種更難的語言。到中國後幾個月，他就認識了沈從文，他常常與沈從文大談中國的藝術和建築，那時他的中文已經說得比較流利了。
從中國回到美國後，漢思就攻讀中國文學，後來應聘耶魯大學，教授中國詩詞。充和在耶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中國書法多年。
壹位文化曲人獨特的世紀回憶， 穿越抗戰與內戰的烽火，浸潤她六十年來海外移居的生涯，記錄眾多曲人以曲會友的盛事，薈萃他們丹青墨韻的精華， 這就是曲壇名家、書苑才女張充和珍藏至今的紀念冊《曲人鴻爪》（三大集）：第壹集存藏抗戰前後吳梅、杜岑、路朝鑾、龔聖俞、陶光、羅常培、楊蔭瀏、唐蘭等作品；第二集存藏1949年至1966年間，身在美國的李方桂、胡適、呂振原、王季遷、項馨吾及身在臺灣的蔣復璁、鄭騫、焦承允、汪經昌、夏煥新、毓子山等作品；第三集存藏1966年以後姚莘農、林燾、趙榮琛、余英時、吳曉鈴、徐朔方、胡忌、洪惟助、王令聞等作品。
今依據近百歲高齡的張充和本人口述，孫康宜筆錄曲人本事，鉤沈演藝傳承，再現當年沙龍諸多令人神往的情景，並對《曲人鴻爪》各家題詞和畫幅做出畫龍點睛的詮釋和導讀。此外，附錄張家舊影、張充和事略年表及其題字存目。全書文字書畫，相得益彰，冀能留住張充和曲人生涯中那些不可磨滅的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以及許許多多的誰家庭院。 老二允和雖然身為女性，卻有著坦率倔強嫉惡如仇的英雄情懷。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允和就不喜歡看戲裏的愛情故事，她喜歡那些性格鮮明勇敢激烈的英雄，而這些英雄裏她最喜歡的是關公。 允和從小“瘦骨嶙峋”，但她依靠自己的大膽彌補了體格方面的缺陷。從小學習昆曲，使她“在幾百人面前演出，我不怯場，出了錯，也不害怕。”允和擅長在公開場合演講，在樂益女中，允和又迷上了幾何概念和數學推理。她的“手急、眼快”，精力充沛和辯才都有了用武之地。她還在學校接觸到哲學、生物、當代政治和體育活動，學習幫助她走出陰霾，最終獲得了歷史系的學士學位。 允和在姐妹中結婚最早，她嫁給了語言學家周有光，但是戰亂卻使她盡嘗顛沛流離。從1937年秋直到抗戰結束，她至少經歷了“十次大搬家、二十次小搬家”。1941年5月，壹家人逃難住在重慶郊區，女兒突然得了盲腸炎，因找不到醫生，周有光又出差在外，她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孩子慢慢死去。壹年半後，她的兒子又突然被流彈擊中，子彈穿過他的腰部，內臟被打出六個洞。此時丈夫又壹次奔波在外。允和對婚姻生活的描述是：“大部分危機總是留給女人去處理。”這並非抱怨之辭，只是實話實說。 解放後，允和曾在上海的壹所高中當歷史教師，她壹邊教書壹邊學習，盡量充實自己。她寫的壹篇兩萬多字的如何修改歷史教材的長論，被輾轉送到了北京，不久，她的壹些觀點出現在《人民日報》的長篇社論裏。允和主張在科技與科學史中加入更多歷史事件和人物，並在歷史教學中納入文學與哲學的發展狀況；允和還呼籲歷史教學應該更靈活、更貼切，增加介紹少數民族的內容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資深編輯讀了這篇社論，很欣賞她的觀點，於是聘請允和幫助他們編輯中學歷史教材。允和面對這份新工作非常興奮，覺得自己“開始了壹個全新的職業生涯”。但是沒過多久，允和就決定退休。盡管對教歷史和編歷史教材頗有興趣，但她太直率，太容易打抱不平，也太過固執，不肯放棄自己的原則，因此她最終選擇了做壹名家庭婦女。 從1956年到1964年，允和壹直擔任北京昆曲研習社的聯絡組長，這個研習所得到了文化部的支持。她和昆曲傳習所的張傳芳壹同整理編寫出了六出戲的身段譜，為研習社聯絡大小事務、安排演出，卻從沒領過單位的錢，她的工作完全是自願的，而且和別人壹樣勤奮。 在經歷了坎坷的歲月和人生風暴之後，允和的情感和身體竟然都沒有留下什麽創傷，壹直活到九十多歲，這實在是個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