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的魯迅

1924年6月28日，魯迅往晨報社訪紹興同鄉孫伏園，適逢《語絲》撰稿人王品青(魯迅作王聘卿)在座。其時，創辦於西安的國立西北大學與陜西省教育廳合議籌設暑期學校，聘學者名流任教。王品青是西北大學校長傅銅的同鄉，經他介紹，該校即邀魯迅等人去西安講學。是日，魯迅與孫、王諸人同赴西北大學辦事人之宴，席間商定赴陜行程後，魯迅即作啟程準備。　時距周氏兄弟決裂不久，魯迅已正式搬出八道灣，心情無比郁悶。答應國立西北大學去陜西，既為夏期講演，又為他謀劃已久的長篇小說《楊貴妃》尋找感性材料，也為散心。魯迅對這次外出十分重視，此後數日，在孫伏園的陪同下，先後到門匡胡同的衣店定做“壹夏壹羽衫”兩件大衫，到勸業場買行旅用的雜物，到西慶堂理發、洗澡。由於經濟拮據，還從孫伏園處借錢86元、許壽裳處借錢20元作為差費。壹切準備停當，7月7日晚，陜西省長駐京代表在西車站食堂為魯迅壹行餞行，飯畢魯迅等13人即坐火車往西安，至陜州改水路坐船沿黃河西行，壹路舟車勞頓，壹周之後的7月14日才改乘汽車，午後抵臨潼，下午抵西安，寓西北大學教員宿舍。　　魯迅的陜西之行內容十分豐富，涉及交遊、講演、閱市、購物、會友、赴宴、觀戲等多個方面，可謂不虛此行、大有收獲，今人讀其當時日記，亦艷羨無已。　　夏期講演。去陜西是魯迅平生第壹次遠行講學。從7月21日起，夏期學校開學，魯迅上午開講《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講8天11次12小時，至29日講畢。30日下午往講武堂講演半小時，後又應邀對陸軍學生講演壹次，仍講小說史。當時統治西安的軍閥劉鎮華身兼陜西省督軍、省長兩大權位，號稱“兼座”。魯迅對當時西安軍閥是很小心對待的，故對軍人也只講小說史，不講其他。魯迅西安講演，由當時西北大學記錄整理後寄請魯迅改定，印入《西北國立大學、陜西省教育廳合辦暑期學校講演集(二)》中，後以《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為題附錄於再版的《中國小說史略》。全文約2萬字，分為6講，豐富了《中國小說史略》的內容。此次講演魯迅也獲酬頗厚，先後兩次***得薪水和川資300元。這300元對剛剛兄弟決裂、處於人生困境中的魯迅不啻是雪中送炭。收到錢後，他馬上托孫伏園往郵局寄86元還新潮社(蓋出差前向孫伏園所借86元即轉借自新潮社也)，還慷慨解囊，為易俗社捐款50元。　　易俗社看秦腔。易俗社原名“陜西伶學社”，宗旨為“輔助社會教育，啟迪民智，移風易俗”，是著名的秦腔科班。魯迅在西安時曾應易俗社和講演團同人之邀，先後五次觀看了該社演出的秦腔《雙錦衣》全本、《大孝傳》全本、《人月圓》等。時逢易俗社成立12周年，魯迅親筆題寫了“古調獨彈”四字，制成匾額贈與易俗社。此四字是魯迅書風的典型代表，融冶篆隸於壹爐，質樸而不拘謹，灑脫而有法度，現已成為秦腔界的壹塊金字招牌。對於這四個字，已故西北大學教授單演義說:“魯迅先生以易俗社同人能於民元時站在平民的立場，聯合藝人，改良舊戲曲，推陳出新，征歌選舞，寫世態，彰前賢，借娛樂以陶情，假移風而易俗，唱工藝精，編著宏偉，因題以‘古調獨彈’，於褒揚之中，寓有規勉之意。”此論甚是。魯迅壹生並不喜歡戲劇，對京劇常辛辣嘲諷，對其故鄉社戲的描寫也透著壹種厭煩，卻能如此厚待秦腔，短期內竟觀秦腔五次，此秦腔之幸也。　　淘文玩。魯迅是淘古玩的高手，其眼光專業而獨到，西安之行每有撿漏。他多次同張勉之、孫伏園、李濟之等“閱市”、“閱古物肆”，先後在博古堂、尊古堂、南院門市、南院門閻甘園家等處購得耀州出土之石刻拓片二種(《蔡氏造老君象》四枚、《張僧妙碑》壹枚)、樂妓土寓人二枚、四喜鏡壹枚、魌頭二枚、雜造象拓片四種十枚、小土梟壹枚、小土偶人二枚、磁鳩二枚、磁猿首壹枚、彩畫魚龍陶瓶壹枚、大小弩機五具。魯迅的淘寶活動大約也驚動了西安古董商，如尊古堂的“帖賈”就聞訊找上門來，魯迅從他手上買了《蒼公碑》二枚、《大智禪師碑側畫像》二枚、《臥龍寺觀音像》壹枚。陜西省長劉鎮華臨行前連夜又送來《顏勤禮碑》十份和《李二曲集》壹部。魯迅在西安買古董***計花錢32元，花錢並不算多，收獲卻不小，可謂滿載而歸，以至於8月12日夜半抵北京前門時，“稅關見所攜小古物數事，視為奇貨，甚刁難，良久始已，乃雇自動車回家。”　　買特產。魯迅有買特產的癖好，這是魯迅生活情趣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西安期間，他同王嶧山、孫伏園、李濟之、夏浮筠等人常常到附近街市散步“閱市”，先後買了栟櫚扇二柄、醬萵苣十斤、汴綢壹匹等，劉省長臨行前還送杞果、蒲陶、蒺藜、花生各二盒，西安有代表性的特產也算盡數收於囊中。7月23日晚，魯迅與五六同人出校遊步，不小心跌了壹跤，“踐破砌，失足仆地，傷右膝，遂中止”，即便是受了傷，不能繼續“遊步”，他也不忘在返回的路上“購餅餌少許”，讀之不禁令人莞爾。回到北京後，他忙不叠拿著特產專程酬謝幫他買房出了大力並設計了“老虎尾巴”書房的教育部同事李慎齋，贈以長生果、枸杞子各壹盒、汴綢壹匹、《顏勤禮碑》壹份。　　此外，魯迅還在西安面晤了與自己有師生之誼的陜西商州人氏、北京大學文科畢業生王煥猷，並遊歷了華清宮故址、碑林、大慈恩寺等古跡，洗了溫泉浴。還先後赴宴7次，計有臨潼鎮嵩軍第四路步兵第二營營長趙清海午宴、陜西省長兼督軍劉鎮華晚宴、西北大學講師張辛南寓飯、劉省長易俗社晚宴等。　　8月4日晨，魯迅壹行乘騾車出西安東門上船，由渭水東行，在逆風裏走走停停6天，8月10日才乘隴海鐵路車啟行，中途又因鐵軌積水尚未修復“步行二裏許，復登車發”，至12日夜半方抵北京，結束了這次重要的遠行講學活動。　　西安之行對魯迅的著述有很大影響，導致的直接後果之壹是長篇小說《楊貴妃》的破產。從1922年開始，魯迅開始構思《楊貴妃》，先後向許壽裳、郁達夫、孫伏園、馮雪峰等談起過《楊貴妃》的腹稿。小說的構想是從玄宗被刺壹剎那間開始倒述，把他的壹生壹幕壹幕似地映出來。據孫伏園回憶，魯迅還曾想把《楊貴妃》寫成劇本，“原計劃是三幕，每幕都用壹個詞牌子，我還記得它的第三幕是‘雨淋鈴’。”魯迅西安之行的動機之壹是為創作小說《楊貴妃》作準備，以充實他“破費了數年之工”的這部小說腹稿。結果到西安壹看，全然找不到想象中的長安的影子。魯迅說:“我不但什麽印象也沒有得到，反而把我原有的壹點印象也打破了！”魯迅後來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信說:“五六年前我為了寫關於唐朝的小說，去過長安。到那裏壹看，想不到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費盡心機用幻想描繪出的計劃完全被打破了，至今壹個字也未能寫出。原來還是憑書本來摹想的好。”　　魯迅陜西之行還引出了多篇和陜西有關的雜文和書信，如《說胡須》、《看鏡有感》等。特別是《說胡須》篇首可以視作魯迅西安之行的總結:“今年夏天遊了壹回長安，壹個多月之後，胡裏胡塗的回來了。知道的朋友便問我:‘妳以為那邊怎麽樣？’我這才栗然地回想長安，記得看見很多的白楊，很大的石榴樹，道中喝了不少的黃河水。然而這些又有什麽可談呢？我於是說:‘沒有什麽怎樣。’他於是廢然而去了，我仍舊廢然而往，自愧無以對‘不恥下問’的朋友們。”文中如此評價西安之行:“陜西人費心勞力，備飯化錢，用汽車載，用船裝，用騾車拉，用自動車裝，請到長安講演，大約萬料不到我是壹個雖對於決無殺身之禍的小事情，也不肯直抒自己的意見，只會‘嗡，嗡，對啦’的罷。他們簡直是受了騙了。”筆者認為，這是魯迅固有的壹種自嘲和他嘲的口氣，並不代表他認為此次講演使西安聽眾受了騙。　　魯迅在西安最重大的美學發現體現在《看鏡有感》中。他結合在西安所見唐代遺跡，“遙想漢人多麽閎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唐人也還不算弱，例如漢人的墓前石獸，多是羊，虎，天祿，辟邪。而長安的昭陵上，卻刻著帶箭的駿馬，還有壹匹駝鳥，則辦法簡直前無古人。”並如此闡發美學主張:“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壹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壹到衰弊陵夷之際，神經可就衰弱過敏了，每遇外國東西，便覺得仿佛彼來俘我壹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壹團，又必想壹篇道理來掩飾，而國粹遂成為孱王和孱奴的寶貝。”可謂鞭辟入裏之言。　　西安之行是魯迅壹生唯壹的壹次內地之行，他從長安昭陵帶箭的駿馬身上，看到了“漢唐魄力究竟雄大”，這是魯迅西安之行的最大收獲，他也因此受了啟發，認為必須“放開度量，大膽地，無畏地，將新文化盡量地吸收”，竊以為這壹美學發現和理論主張對於現代文學及藝術史的意義，遠比損失壹篇尚未動筆、前途未蔔的長篇小說寶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