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時期開封人口超過100萬，名副其實的國際大都市，世界之最。另，十萬以上人口的城市有洛陽、杭州、揚州、成都、廣州、福州、應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其時，歐洲最大城市也不過十幾萬人口。 北宋時期 中國古代城市的發展，到北宋出現了新的轉折。北宋以前的城市，壹般是坊、市分區，即住宅區與商業區嚴格分開。北宋時，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徹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線，商店可以隨處開設，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
東京汴梁（今河南省開封市），北宋都城開封是最繁華的城市，戰國魏、後梁、後晉、後漢、後周、宋、金，七朝古都。北宋時期，定為都城，發展達到了頂峰，是當時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汴梁由皇城、內城、外城組成，外城周長50裏165步（宋代三百步壹裏，1步=1.536米），約為46.586華裏。人口150余萬，相當於今日開封市的三分之壹人口。
汴梁市內手工業作坊眾多，街道兩旁商店、旅舍、貨攤林立，人來車往，十分熱鬧。市場上的商品既有來自國內各地的百貨，也有來自國外的各種商品。營業時間不受限制，除白天營業外，還有夜市和曉市。城內另有固定市場和定期集市。其中大相國寺每月開放五次，規模很大。市內還出現了“瓦舍”（或稱“瓦肆”），裏面有“勾欄”（歌舞場所）、酒肆和茶樓，還有說書、演戲的，成為娛樂的中心。宋人張擇端所畫《清明上河圖》，就是當時城市商業繁榮的藝術反映。
北宋時期，由於舊坊制被打破，城市中行業分區性逐漸消失，因此行會的地位更顯重要，組織更加嚴密。唐朝時，有些城市商業區域擴大到城外，叫做草市，北宋時更加發展。農村中還有定期開放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墟或趕場。在草市或集、墟的貿易中，農產品和布帛竹木器等日用品占大宗，也有壹些生產工具的交易。有些草市或集、墟在交換發達的基礎上，逐漸發展成固定的市鎮。市鎮是城市和鄉村的橋梁，它的發展，有利於商品經濟的繁榮。 南宋時期 南宋都城臨安是當時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從浙江及其他州郡前來的貨船，絡繹不絕。此外，平江、建康、鄂州、江陵等沿江城市，手工業和商業都很發達。墟市則比北宋更加普遍，僅廣東壹路就有墟市八百個，它從壹個側面反映了商業的繁榮。
北宋時，杭州就已經是全國著名的大城市，大詞人柳永在《望海潮》說，“錢塘自古繁華，參差十萬人家”。到了南宋，作為壹國之都，臨安城人口迅速積聚。臨安府九縣上戶口的人就有124萬，而同壹時期（公元13世紀），倫敦只有2萬人，巴黎有4萬人，西方最大最繁華的城市威尼斯，也不過10萬人口。
南宋初期孝宗乾道年間（1165~1173年），臨安人口為“戶二十六萬壹千六百九十二，口五十五萬二千五百零七”；到南宋末年鹹淳年間（1265~1274年），已增至“戶三十九萬壹千二百五十九，口壹百二十四萬七百六十”，這是臨安府九縣的戶口總數。這還不包括不下十萬人的軍隊人數，以及為數眾多難以統計的流動人口。
龐大的城市人口，可以從當時臨安城的糧食消費量上得到佐證。《夢粱錄》雲：“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諸司有該俸人外，細民所食，每日城內外不下壹、二千余石。”《武林舊事》統計：“宋時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糴而食凡十六、七萬人。人以二升計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壹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廂不與焉，客旅之往來，又不與焉”。
臨安城裏最大的綜合性中心商業區，當屬禦街。全國各地名產皆集散於此，商賈穿梭往來，壹派繁盛。從皇宮北門和寧門外（今萬松嶺南側的鳳凰山腳路口）出來，沿著禦街，兩側商肆林立。除了禦街外，專業性的集市和商行遍布於城內外。竹竿巷，南宋時杭城編籬插花之細竹在此集市而得名；馬市街賣馬、皮市巷賣毛皮、菜市橋是蔬菜集散中心……而與清河坊毗連的高銀街，是南宋著名的珠寶市場，買賣動輒以萬貫計，故得名。 中國古代的人們,根據每年氣候節序的變化及生產、生活、文化娛樂的需要,形成了許多傳統的民俗節日。在這些節日裏,舉國上下,人們都要舉行各種紀念活動,或遊戲娛樂、或祈求祝福、或祭祀祖先、或供奉神靈,內容相當豐富多彩。
到了北宋,隨著當時經濟文化的進壹步發展,商業貿易的日益繁榮,各節日活動的內容也愈來愈多,而作為當時全國玫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都城東京(今河南開封),節日自然過得更加隆重、歡快,在當時具有壹定的代表性。 當時東京人每年要過的節日很多,諸如元旦、元宵、寒食、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陽、冬至等,在以上眾多的節日中,“都城以冬至、元旦（春節）、寒食為三大節’,宋廷規定各放七天假，其中休務五天。另外，聖節、上元、中元各三天，休務壹天。春社、秋社、上巳、重午（端午）、重陽、立春、立夏、三伏、立秋、七夕、秋分、授衣、立冬，各放假壹天。夏至、臘日，各放假三天。諸大祀，皆假壹日。節日過得格外隆重。 宋朝時期娛樂業極為普遍，十分發達。 瓦市 娛樂場所稱為瓦舍，也就是大型文藝演出的場所，多位於人流量大，繁華熱鬧的地方，利於宣傳和盈利。瓦舍又分為許多勾欄（用欄桿圍成圈，以幕布圍起來），壹個大型瓦舍裏多達五十余座勾欄，可容納數千人之眾。每個勾欄裏演繹的節目也不同，諸如有說唱（話本）、曲藝、雜技（踏索、吞鐵劍）、傀儡戲、口技、相撲、耍猴等等。娛樂業遍地開花，從官方到地方，從民間到軍營，無處不在。時殿前都指揮使（首都戍衛部隊司令）楊和王，他在軍營裏面弄了個瓦舍，招攬壹大批民間藝人和歌舞演員，沒事就搞文藝演出，慰問軍隊。
據各種史籍記載，南宋臨安城有瓦市二十多處，積善坊巷、後市街、烏龍巷等都是當時著名的娛樂場所，其中位於今眾安橋南的北瓦規模最大，《西湖老人繁勝錄》中記載：“惟北瓦大，有勾欄壹十三座”，分別演出雜劇、雜技、相撲、傀儡戲、說書、講史等，晝夜不輟。
瓦子的初夏，是經濟繁榮的表現，瓦子的存在，增添了城市的生氣。 歌曲 娛樂業中，大眾娛樂極為發達，突出表現在詞上。宋時，詩才是純文學。詞屬於市井俚曲，靡靡之音，乃低俗藝術，跟今天的流行口水歌是壹個性質。當時最著名的詞作家不是蘇東坡，而是柳三變。他“奉旨填詞”，但凡有井水的地方必有柳永歌詞。詞亦有職業演唱者，就是歌妓，她們是最早的流行音樂人。 小唱 耐得翁《都城紀勝》雲：“小唱，謂執板唱慢曲、曲破，大率重起輕殺，故曰淺斟低唱。” 這種演唱壹般是歌者壹人執拍板清唱，有的也用若幹簡單樂器如篳篥、琵琶、簫、笙、方響等伴奏。歌者有男有女，但以女性為主，宋人且以女性演唱為本色。
“小唱”是宋代最普遍的演唱形式，從市井勾欄瓦合的商業表演到皇家宮廷宴會、官府宴會、士大夫雅集宴會，以至於士人家宴，無不采用。《東京夢華錄》卷五記載京瓦伎藝有“小唱李師師、徐婆惜、封宜奴、孫三四等，誠其角者”，這都是擅長“小唱”的著名歌妓。
“小唱” 這種唱詞形式大受聽眾歡迎，在勾欄伎藝表演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商業性質也非常鮮明。 嘌唱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京瓦伎藝”條記載北宋徽宗崇寧（1102—1106）、大觀（1107—1110）時，有“嘌唱弟子張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團等”在汴京瓦肆中活動。在北宋末年，“嘌唱”已經與雜劇、說話等伎藝壹起，成為瓦肆勾欄和上流社會中壹門很重要的群眾性娛樂活動了。
所謂 “嘌唱”，南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卷九中說:凡今世歌曲，比歌鄭、衛又為淫靡，近又即舊聲而加泛灩者名曰嘌唱。對於“嘌唱”的這種演唱特征，耐得翁在《都城紀勝》“瓦舍眾伎”條中也曾經記載說:嘌唱，謂上鼓面唱令曲小詞，驅駕虛聲，縱弄宮調，與叫果子唱耍曲兒為壹體。 壹方面“嘌唱”有鼓板等樂器伴奏，顯得很熱鬧，另壹方面，“嘌唱”在演唱方面又“驅駕虛聲，縱弄宮調”（即添加“泛艷”），顯得縱情恣肆，聲樂結合起來，自然給人壹種急管繁弦、活潑恣縱的“淫靡”之感，但它貼近市民的現實生活，以至於“與叫果子唱耍曲兒為壹體”（即為壹類），成為在瓦肆勾欄和街頭巷尾廣泛流行的壹種歌唱藝術。 雜劇 雜劇，是在宋金時期諸宮調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壹種文學樣式，是壹種把歌曲、賓白、舞蹈結合起來的藝術形式。
宋代“雜劇”逐漸成為壹種新表演形式的專稱；這壹新形式也確實稱得上“雜”的，包括有歌舞、音樂、調笑、雜技，它分為三段：第壹段稱為“艷段”，表演內容為日常生活中的熟事，作為正式部分的引子；第二段是主要部分，大概是表演故事、說唱或舞蹈；第三段叫散段，也叫雜扮、雜旺、技和，表演滑稽、調笑，或間有雜技。代表人物有張翠蓋、張成弟子、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兒，楊總惜、周壽奴等。 傀儡戲 用木偶來表演故事的戲劇。表演時，演員在幕後壹邊操縱木偶，壹邊演唱，並配以音樂。根據木偶形體和操縱技術的不同，有布袋木偶、提線木偶、杖頭木偶、鐵線木偶等。 木偶戲是由演員在幕後操縱木制玩偶進行表演的戲劇形式。在中國古代又稱傀儡戲。中國木偶戲歷史悠久，三國時已有偶人可進行雜技表演，隋代則開始用偶人表演故事。
《東京夢華錄》中已載有『杖頭傀儡、懸絲傀儡、藥發傀儡』等名目。《夢粱錄》：”凡傀儡，敷演煙粉、靈怪、鐵騎、公案、史書歷代君臣將相故事話本，或講史，或作雜劇，或如崖詞。如懸線傀儡者，起於陳平六奇解圍故事也，今有金線盧大夫、陳中喜等，弄得如真無二，兼之走線者尤佳。更有杖頭傀儡，最是劉小仆射家數果奇，其水傀儡者，有姚遇仙、賽寶哥、王吉、金時好等，弄得百伶百悼。兼之水百戲，往來出入之勢，規模舞走，魚龍變化奪真，功藝如神。“ 影戲 影戲，亦稱“ 影燈戲 ”。用紙或皮剪作人物形象，以燈光映於帷布上操作表演的戲劇，是東方壹種優美的民間戲曲藝術，中國被譽為“影戲的故鄉”，起源於唐、五代，繁榮於宋、元、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歷史。 宋高承 《紀原·博弈嬉戲·影戲》：“ 少翁 夜方帷，張燈燭。帝坐他帳，自帷中望見之，仿佛夫人像也，蓋不得就視之。由是世間有影戲。” 宋 灌圃耐得翁 《都城紀勝·瓦舍眾伎》：“凡影戲乃京師人初以素紙雕鏃，後用彩色裝皮為之。” 清 富察敦崇 《燕京歲時記·封臺》：“影戲借燈取影，哀怨異常，老嫗聽之，多能下淚。” 魯迅 《集拾遺補編·書苑折枝》：“我嘗疑現在的戲文，動作態度和畫臉都與古代影燈戲有關。” 旅遊業 《朝京裏程圖》，驛路商店有售，價格便宜，童叟無欺。這是南宋時期出現的，與今日導遊圖類似。圖上標註了風景區的客棧、餐飲店、廁所等，大大方便了人們出遊。宋代旅遊業也有壹定規模，各大城市經常舉辦“旅遊節”，招攬遊客，譬如開封的菊花節、洛陽的牡丹花節。洛陽牡丹花節時，比過年還熱鬧，城中所有居民，上到達官貴人，下到販夫走卒，皆插花。此節日壹直持續到花謝為止。 色情行業 宋朝色情業空前發達。幽坊小巷，燕館歌樓，舉之萬數。本來是女歌舞演員，由於從事歌舞音樂的樂戶毫無地位，逐漸淪為性工作者。有宋壹代，名妓林立，她們分別是：劉娥、甄金蓮、謝玉英、琴操、李念奴、朝雲、宇文柔娘、敫桂英、蘇小卿、閻惜姣、謝素秋、李師師、花想容、莘瑤琴、梁紅玉、譚意哥、嚴蕊。
東京汴梁近壹萬家風月作坊，成為壹大稅收支柱產業。不僅有女妓，還有男娼。很多落魄子弟，不思進取，甘心賣肉。這種特殊風月作坊，時稱“蜂窠”。宋徽宗政和年間，官方出臺告示禁止，“男為娼，杖壹百，告者賞錢五十貫（24062元RMB）。”女娼不能禁何況男乎？所以政令漸漸失去作用。南宋時期，此風更甚，臨安新門外壹帶就是著名的男娼區。南宋著名詞作家周密驚呼：“敗壞風俗，莫此為甚！” 北食 北朝的肉食以羊肉為主。
饅頭、包子、餅是北方人的主食，雖然南食及川飯在汴京流行，但並沒有影響北食的主導地位。汴京有許多北食店如徐家瓠羹店、馬家羹店、史家、橋頭賈家瓠羹店，都是以賣羹為主的食店，《東京夢華錄》記載，頭羹、石髓羹、石肚羹等等。饅頭有“在京第壹”的萬家饅頭、孫好手饅頭，包子有王樓山洞梅花包子、鹿家包子等包子饅頭店，吃食有筍蕨餛飩、灌漿饅頭、薄皮春繭包子、蝦肉包子、肉油餅、糖肉饅頭、太學饅頭等名目。另外還有油餅、胡餅店，這些餅店的規模很大，而制作也非常專業化。《東京夢華錄》卷四《餅店》雲：凡餅店，有油餅店、胡餅店。若油餅店，則賣蒸餅、糖餅、裝合、引盤之類。胡餅店則賣門油、菊花、寬焦、側厚、油、髓餅、新樣滿麻。……唯武成王廟海州張家，皇建院前鄭家最盛，每家有五十余爐。 南食 南方人吃魚多，臨安城內外的魚店，不下壹兩百家。
南食店所售，則有魚兜子、桐皮熟膾面、煎魚飯等等，這些飲食店，“每店各有廳院東西廊，稱呼坐次，菜蔬精細，謂之造齋，每碗十文，面與肉相亭，謂之合羹，又有單羹，乃半個也。舊只用匙，今皆用箸。”這些南食店以寺橋金家、九曲子周家“最為屈指”。而相國寺之北甜水巷內的“南食最盛”。 川飯 至於川飯店所售，則有插肉面、大燠面、大小抹肉、淘煎燠肉、雜煎事件、生熟燒飯等等。 小吃 汴梁美食多奇妙，北宋京都著名小吃有王樓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餅、薛家羊飯、梅花鵝鴨、曹家從食、徐家瓠羹、鄭家油餅、王家奶酪、段家熝物、石逢巴子肉。南宋有宋五嫂湖上魚羹、李七兒羊肉、王家奶房、宋小己血肚羹等。這些是純粹的老字號，非北京全聚德、六必居可比。 酒樓 開肆三萬家，店鋪櫛比鱗次，各有特色。普普通通的酒肆飯店裏，均配有“茶飯量酒博士”，類似迎賓服務點菜員，看人下菜碟兒。見年少多金的主兒，則給客人提供特殊服務，當然茶飯量酒博士是有提成的。酒肆儼然成了壹種多功能場所，如下等妓女，不呼自來，在此謀生活。大宋色情業異常發達，並且合法化，類似酒肆提供色情的，比比皆是，見慣不怪。唯獨州橋炭張家、奶酪張家不提供這種服務，賣酒就是賣好酒，召妓盡管去楊樓、豐樂樓。
開封餐飲業最為發達，酒樓林立，大的叫正店，小的叫腳店（或角店）。時開封有正店七十二家，腳店上萬家。坐落於東華門外的樊樓為七十二正店之首。樊樓***五座樓，每座樓三層結構，裝修絕對是開封最豪華的，可容納酒客上千人。規模宏大，直逼皇宮，相當於現在的星級酒店。 飲酒 宋代禁止私人釀酒，官方專賣。正店有釀酒權，腳店沒有這個權利，必須到官方去買酒曲，然後自己釀造，京都開封官方就是這麽幹的。北宋末，全國有203種酒，開封王公貴族占27種，開封府占28種，最好的酒是內庫法酒，天下第壹，僅存皇宮。酒不是燒酒，也不是蒸餾酒，與啤酒酒精度差不多，所以可以大碗喝酒。如《水滸傳》中“武松打虎”前後喝了十八碗酒，妳讓他喝65°的燒刀子，三碗準趴下耍猴拳。
大相國的和尚賣肉壹點兒不新鮮，有些沒啥手藝的和尚，幹脆聯合起來經營豬肉生意，美其名曰“燒豬院”。帶頭的是慧明和尚，這貨不好好念經專門研究烹飪做菜，尤其以做肉菜，色香味俱全，名動京城，壹時間成了開封婦孺皆知的美食大師。 新興行業 文化商品也形成了行業，諸如詩詞、賣字、賣酸文，尤以“賣酸文”最具特點。此乃要求甚高的文章，應情應景，即興創作，並且用詞通俗易懂，雅俗***賞，能來點幽默調侃就更好了，文章內容通常由消費者指定。譬如幾個殺豬的暴發戶聚在壹起喝酒，想把此次“群賢畢至”的盛況書寫成卷，讓後世追憶敬仰。直接找賣酸文的，30文錢壹篇。附庸風雅，聊以自慰。 其實宋代的房價很高。以開封為例，宋朝鼎盛時期，開封市區人口當有百萬(不含鄉村及屬縣人口)，導致住宅緊缺，壹房難求。翰林學士王禹偁在《李氏園亭記》裏提到開封地價：“重城之中，雙闕之下，尺地寸土，與金同價。”壹尺地壹寸土，價比黃金。
據河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胡建華先生的研究：紹興二十八年，平江府造瓦房12000余間，平均造價每間10貫；乾道六年，臨安府(南宋都城地區)造禁軍營房2000間，平均造價每間18貫。
這樣的造價，再加上適當利潤，最終賣價不難想象。
為緩解供求矛盾，保障臣民正常生活，穩定社會，大宋政府曾特意推行“廉租房”制度：由工部負責，用國庫撥款修建大量官房，再廉價向臣民出租，而管理工作(招賃、收租和維修等)則由“店宅務”專司負責。這種做法起始於東京，之後陸續推廣到各州縣，並壹直延續到南宋。
大宋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不僅在正常年景下價格相對便宜，而且在災荒時節還減免房租。宋英宗治平年間下詔：“州縣長吏遇大雨雪，蠲僦舍錢三日，歲毋過九日，著為令。”
也就是說，若遇風寒雨雪之災，官房月租可免去3天，最長可達9天。熙寧二年，開封遭遇雪災，宋神宗下詔“老幼貧疾無依丐者，聽於四福田院額外給錢收養，至春稍暖則止。”這幹脆就是白住了。 由唐入宋，中國社會發生了大變革，拉開中古與近世的歷史分期。經過五代，門閥世族土崩瓦解，原來的部曲也得以擺脫人身依附狀態，獲得良民的身份，納入國家的編戶齊民。即從前的賤民，不管是部曲，還是奴婢，到了宋代，基本上都消失了，都成為自由民了。
宋朝的戶籍制度也不再將國民區分為“良民”與“賤民”，而是根據居城或居鄉，劃為“坊郭戶”與“鄉村戶”，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城市居民戶口，意味著城市人口的擴張，市民階層已然形成。又根據居民有無不動產，劃分“主戶”與“客戶”，再以家庭財產之多寡，將主戶劃為不同戶等。宋朝的戶籍檔案叫做“五等丁產簿”，每隔三年編造壹次，雖然帶著“丁”字，但實際上五等戶的劃分跟各戶人丁數目毫無關系，而是以各戶財產多少為標準。這裏有個背景需要交待清楚：中唐之後，均田制已經解體，宋朝立國，即承認土地徹底私有的現實，允許產權自由流動，不抑兼並，於是貧富分化並經常互相轉換。漢朝的那位徐宗，家產只有“壹萬三千錢”，按宋代的標準，最多只能混個下等戶。當然，如果他辛勤勞作，積累財富，購買田地，以後上升為上等戶也並非不可能。要知道，“貧富無定勢”，乃是宋代社會的壹個特點。
按財產劃分戶等，是出於征稅、征役之需。宋朝的稅制，完成了從以人頭稅為主到以財產稅為主的轉變——建立在“均產”理想上的“租庸調”此時已退出歷史舞臺，代之“以貧富為差”的“兩稅法”，上等戶納稅多，下等戶納稅少，客戶由於沒有田產，則不用繳稅。因宋朝實行募兵制（雇傭兵），國民也不再需要服兵役，只剩下差役，從前的徭役是按人頭攤派的，宋朝則出現了以錢代役的趨勢，並且跟戶等掛鉤，即富戶要承擔更重的服役義務。從人頭稅到財產稅，正是社會從中古進入近世的特征。
戶籍對於老百姓的人身束縛，也正在減弱中。宋代商品經濟發達（來自商業的稅收與征榷收入超過了農業稅，這是史無前例的），寧靜而安定的小農社會秩序已被打破，農民棄耕從商的事很常見，如南宋初，嶽州農民“自來兼作商旅，大半在外”。客戶沒有田產，更不會被束縛在土地上，“壹失撫存，明年必去而之他”，而按宋朝立法，客戶要退佃離開，地主是不可以阻撓的。客戶因其飄浮不定，又被稱為“浮客”。壹些地方，由於“主戶少而客戶多，往來不定，口尤難記”，連戶口登記都出現困難。城市中的流動人口更多——宋代城市是開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流入，商人、傭工、流民，如建康府曾為“留都之地，四方失所流徙之民，往往多聚於此，皆無作業”。
宋朝的戶籍管理也具有壹定的開放性：壹個人移居到壹個地方生活壹年以上，便可獲得當地戶口。
宋代社會因其顯著的開放屬性與商業屬性，而呈現出遠遠強於前代的流動性與活力。壹位宋朝人感嘆說：“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土，轉徙四方，固不為患。而居作壹年，即聽附籍，比於古亦輕矣。” 災荒過後，有的家庭想贖回子女，但苦乏其力。鑒於此，政府代為贖回。
宋代除濟助孕婦和新生兒外，還采取各種辦法救助那些因種種原因被遺棄的小兒。
首先，官為贖還鬻子。宋代當兇年發生後，饑民流移，人口販賣極為普遍。作為父母不忍心看到子女被活活餓死，往往將其賣到富裕之家，以求壹時活命。饑荒年景人口身價低廉，往往“鬥米博壹婦女，半鬥易壹小兒。”災荒過後，有的家庭想贖回子女，但苦乏其力。鑒於此，政府代為贖回。太宗淳化二年(991年)詔曰：“陜西緣邊諸州饑民鬻男女入近界部落者，官贖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宋真宗亦詔曰：“前歲陜西民饑，有鬻子者，官為購贖還其家。”慶歷八年(1048年)，河北瀛、莫、恩、冀等州歲饑，民多鬻子，仁宗“賜瀛、莫、恩、冀緡錢二萬，贖還饑民鬻子。”
其次，制定養子法令，鼓勵民間收養義子。災荒年間，人民生活艱辛，四處逃散，有的把子女賣給富裕之家，有的則把幼兒遺棄於道路。對這些被遺棄的幼兒，政府鼓勵民間收養，並制定養子法令。為鼓勵民間收養棄嬰，朝廷壹再強調收養之後，“將來不許認識”。對收養棄兒成績突出者，政府給以獎勵。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規定：“如上戶士大夫家能收養五十口，具名以聞，乞行旌賞。州縣官措置支給錢米收養百口至二三百口者，具名以聞。”嘉定四年(1211年)七月，“詔撫州寄居迪功郎新袁州萬載縣主簿段子雍，以歲旱收養遺棄童幼二百二口，後至食新，並責還父母親屬，可特循從政郎。”
此外，宋朝政府還措置收養棄嬰。饑荒年景及隆冬時節，棄嬰較多，僅靠民間力量，棄嬰很難較好得到收養。因此，宋朝政府也積極參與救助。乾道年間，湖南、江東大旱，孝宗詔曰：“本路旱傷，民多艱食，有棄擲童幼於道路者，深為惻然，可令逐州守臣措置，於穩便處收養，無使凍餒。候至來歲食新以歸父母，自十月始。”
朝廷對地方政府的收養，經濟上給以支持。因此地方在收養棄嬰時也采取了積極實用的方法。壹些地方官，也想方設法積極收養棄嬰。如蘇軾守密州時，“遇饑年，民多棄子，因盤量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專以收養棄兒，月給六鬥，比期年，養者與兒，皆有父母之愛，遂不失所，所活亦數千人。”再如江東安撫使洪遵曾上奏朝廷，陳述其收養棄嬰的措施：第壹，收養童幼，各縣有知縣和巡尉負責；第二，棄嬰中可以自立者，交由寺觀收養，政府提供錢米，寺觀主持每半月都要向官府匯報收養棄嬰的人數及身體健康情況，如有疾患，官府給藥，若有死亡，官給棺木埋瘞；第三，對那些尚在哺乳的幼兒，官府交給有乳之家收養，官給錢米，並定期查看幼兒身體狀況，有病者，官府給藥，死亡者，官給材木安葬。對偏遠鄉村遺棄小兒，則責成保正負責。 在宋代，從穿戴上，可辨認出士，農，工，商從事的特點。
北宋初年，曾對各級官員的服飾做成嚴格的規定，如三品以上穿紫色，五品以上穿朱色，七品以上穿綠色，九品以上穿青色。至於百姓只能穿黑白兩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