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王寺二號塔地宮位於塔基正下方，依次為踏道、宮門、甬道、宮室四部分，總長九米(甬道內***有三道封門墻。)在踏道內發現多枚唐開元通寶銅錢。
宮室前，有壹道石刻假門，半圓形的門楣上飾滿花紋，左右門扉上各刻有壹侍女，頭挽雙髻，體態豐腴，手捧器物，相向站立。線條優美流暢，栩栩如生。
地宮北部須彌座上，有壹具人形坐化像，彩繪袈裟依然可辨。這個包骨像雖然有些殘破，但還能看出整個人的輪廓，比如雙腿盤坐，雙手疊壓放在胸前。
地宮內發現包骨像極其罕見，這確切地表明二號塔是壹座紀念高僧功德的塔。在佛教界，高僧入葬壹般有兩種形式，最普遍的是沿習釋迦牟尼火化，然後將骨灰裝進壇子放入地宮。另外壹種是坐化的形式，壹般都是高僧，據說高僧去世的時候，坐在那裏不會倒。所謂坐化，表示這個僧人功德圓滿。像這壹類僧人，在入葬的時候，是把真身放在那兒，上面糊壹層泥，把他的真身包起來，作為壹種葬制。這就是後來形成的包骨像。
這座泥塑包骨像，是河南省唯壹壹處經過科學發掘的唐代高僧真身像，具有極高的考古學和宗教學研究價值。
大法王寺二號塔地宮清理出土了銅器、瓷器、陶器、玉石器、蚌器、琉璃器等20余件文物。雖然數量並不多，但幾乎每件都是精品。
地宮出土的鎏金銅爐，由爐蓋和爐身組成，爐高三十八厘米，蓋直徑五十厘米。整個造型厚重沈穩。通體鎏金紋飾繁縟華麗，有牡丹紋、寶蓮紋、雲龍紋，還有各種瑞獸，口銜靈芝，足踏祥雲，形態各異。雖然埋沒地下千年仍熠熠生輝。鎏金銅爐出土時，爐內還有殘余木炭灰燼。它的用途便是“焚香禮佛”。
還有壹件青銅文物形狀奇特，瓶頸細長而鼓腹。它通高只有十幾厘米，可放於手掌中。
在出土文物中有較多瓷器。在十件白釉瓷中，還有壹件黑釉瓷，十分引人註目。按說唐代燒造的黑釉瓷並不多見，其質量水平並不為人所重，但地宮出土的這件黑釉瓷卻讓人贊嘆。
黑釉也是唐代黑瓷中間的佼佼者，它造型非常精美，比較矮胖，帶著唐代這種渾圓、大氣，而且釉色也非常光亮，是非常少見的。
地宮中出土了五個大小不壹的黑缽，它們形制、胎質、色澤均相近，像是壹套用具。這個缽是用漆做的，漆做缽當食器，只有漢代才流行。這個漆缽壹般人是用不起的，普通的僧侶都用陶，這個漆缽肯定是高僧用的。
漆缽與陶缽瓷缽相比，它輕而結實，不易破碎。僧人常攜帶它雲遊化緣。久而久之，高僧使用的衣缽，成為壹種權力的象征，嗣後代代相傳。這個漆要壹層壹層地上，起碼得十幾層才能做出壹個漆缽。出土的漆缽不會是唐代的，也不會是南北朝的，應該是漢代傳承下來的，壹代壹代的高僧都使用它，傳承到唐代，最後可能就進入地宮了。
大法王寺二號地宮的發掘歷時兩個多月，獲得豐碩的成果。人們驚嘆於地宮出土文物的精美：地宮內出土文物數量雖然不多，但是有二十多件被評為國家壹級珍貴文物，數量占到全部出土文物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這種情形在考古界是相當罕見的。
最後壹天出土的是壹個古代侍女形象的玉石盒，人首鳥身，頭梳高髻，作吹簫狀。非常奇特，極富想象力。它整體並不大，長不過五厘米左右，在地宮裏被腐爛的木板塵土覆蓋，難怪之前沒有被發現。玉石盒制作的相當精美，線條非常流暢，雕刻的羽毛、頭上的發髻、人物的形態，所有的線條都是標準的唐代工藝，而且刻得相當細膩。在頭發絲上的線條加了綠彩，頭發加了黑彩，但是這些彩在線條裏面，沒有到線條外面，證明制作的時候是相當考究的，像這樣的工藝，也只有盛唐時期才有。經過查閱佛教經典，學者終於弄清這個“人首鳥身”玉石盒的名稱，原來叫作迦陵頻伽盒。“人首鳥身”是喜馬拉雅山的壹種神鳥，它以美妙動聽的聲音被佛經認為是美音鳥、妙音鳥，在佛經的形象裏面，它就是人首鳥身，它飛翔在西天的極樂世界，使極樂世界充滿歡樂。法王寺地宮裏面這個鳥，作為佛族舍利的舍利盒，就寓意著佛仍在西天，它仍然在西天的極樂世界。
學者們查證迦陵頻伽在我國的出土情況，發現只在 2009年11月，寧夏的西夏皇陵曾經出土了很多迦陵頻伽鳥造型器物。但它們是作為王陵房屋上面的陶制構件，寓意著皇帝的靈魂永在西天靈山。據此，學者們認為迦陵頻伽盒的用途，除了作為供奉佛舍利的玉棺別無二用。
玉棺是相當神聖的，只有皇宮貴族和至高無上的佛才能使用，壹般百姓、達官貴人、高僧僧眾都是沒有資格用的，這是封建王朝的禮儀制度，是佛經、佛教的規定所決定的，它出現在大法王寺的地宮裏面，絕不是偶然的，它擺放的位置斷定它是放佛祖舍利的玉棺。
迦陵頻伽盒的出現，印證了大法王寺作為佛教傳入中國建造的最早佛寺之壹的輝煌。時隔千年之後，大法王寺重現佛教聖物，對於這座古老的寺廟而言，意義不亞於新生。武宗於會昌年間實行滅佛政策，在全國拆毀寺廟和佛像，僧尼全部還俗，不從者捕殺。當時另壹個著名的寺廟陜西法門寺供奉的佛骨舍利被拋灑於地。會昌法難之後，關於大法王寺的記載再不見提到舍利，人們推測，很可能大法王寺舍利塔供奉的舍利也毀於那次劫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