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發現了大量有關秦律的竹簡，證實了商鞅變法的可信性，也是研究秦律的主要考古證據。針對秦代法律的改革與實施，司馬遷的《史記》中有詳細的記載，不僅有商鞅改革的前因後果，還有商鞅改革後秦律與之前的差異，以及秦律在具體實施中所起的作用。這種實物資料與史書的相互印證，成為中國歷史的獨特之處之壹。
侯馬盟書作為我國春秋戰國時期的壹個時代特征，在《春秋》和《左傳》中都有記載。侯馬的盟誓，指的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都喜歡用盟誓作為兩國交好的手段之壹。這種情況幾乎只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在後來的歷史中很少出現。河北等地出土的侯書石刻5000余件，證實了《春秋》《左傳》記載的真實性。作為中國最早的史書，《春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上面提到的考古工作只是眾多發現中的壹個，對於整個中國歷史來說只是滄海壹粟，但對於建立中國人的民族文化自尊和自信，實際上起著不可磨滅的作用。這也是考古工作的重要職能之壹。結合中國的歷史地理，幾乎可以達到100%相互印證的程度。這種極高的準確性，成為每壹個中國人認同自己國家和文化的重要紐帶，也成為中國歷史的連續物證之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