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通誌雖未修成，始於戰端、毀於戰亂的上海通誌館，依然是上海方誌史中壹朵盛開的奇葩，長在禍亂頻繁的多事之秋，卻綻放出絢爛奪目的瑰麗光芒。短短5年間，收集了大量相關文獻，出版了三本《上海市年鑒》，兩本《上海研究資料》，輯印了包含多種珍貴史料的《上海掌故叢書》，還在多種報紙上開辟副刊、發表研究綜述，至今許多學術成果依舊是研究上海地方史的第壹手資料，為方誌工作的開展樹立起垂直向度的標高。文獻只是壹張張靜止的紙片的疊加，然而翻開這些凝固的文獻，卻自有壹片流動的風景躍然紙上。
壹 文獻開發 壹氣化三清
眾所周知，編撰通誌是壹項長期而艱苦的任務，非幾年冷板凳不可告罄。這還不是最要緊的，若正好處在中國上世紀30年代那樣兵荒馬亂、文化事業朝不保夕的時代，就更是危險。通誌館最後被迫解散，誌書也半途而廢就是壹個明證。但好在館長柳亞子先生早有先見之明，預料到依靠國民政府辦館並非長久之計，所以在編誌工作開展兩年多後，就開始考慮對策，為上海地方誌學能長期延續做好準備。
■其壹，出版定期刊物，發表已完成的誌書草稿。
既然名為上海通誌館，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任務自然就是市誌的編撰工作，據柳亞子自述，“全書假定二十五個門類，二百幾十個總目，六百幾十個子目；字數至少在二百五十萬言以上”。為了將這皇皇二百多萬字的巨著順利完成，通誌館成員分工協作，做了大量的史料整理、匯編工作，也陸續將各部分的草稿擬寫出來。
1933年4月，通誌館出版《上海市通誌館期刊》，將已寫完的誌書初稿陸續刊登在雜誌上。這樣做的目的壹是為了“請教學者，更可求大眾的批評”，二是“作為宣傳之用，要國人能認識上海通誌的重要”。從1933年6月至1935年3月，該刊***出版2卷8期，每卷4期，刊登通誌稿11編。
期刊出版以後，學界反響良好，惜其並非公開發售，而是定向贈閱，印數不多。於是1934年，上海通誌館擇期刊中自成段落而又重要者抽印10種，每種印500部，定價發售，計有《吳淞江》《上海的風雨》《上海的銀行》《上海的日報》《上海圖書館史》《上海的定期刊物》《上海的學藝團體》《上海在太平天國時代》《關於上海的書目提要》《上海新聞事業之史的發展》。
雖然最後市誌未能得以出版，但從這2卷8期雜誌及這10種抽印本內所刊載的文字中也可壹見其依稀風貌。
■其二，編撰年鑒，立安身立命之本。
除了出版期刊，上海通誌館另壹個創舉就是編撰了上海市第壹本年鑒。
由於通誌館建立於國難頻發之時，它的出生就決定了其多舛的命運。所以，1934年，通誌稿完成壹半之時，館長柳亞子就與編輯部主任徐蔚南反復商議，要為通誌館的長期生存謀後路。第壹個想到的辦法就是編年鑒。“因為年鑒是每年要出的，只要年鑒壹年壹年出下去，通誌館也就可以因此而長期存在。”並且，今日之事即明日之史，“通誌完成以後，需要有壹個機構把上海新近發生的事繼續記錄下來，為今後的編誌工作打好基礎。”
於是這壹年，上海通誌館之下又成立了年鑒委員會，而成員即是通誌館編輯部的原班人馬。他們壹邊繼續編通誌，壹邊開始編年鑒。1935年4月，第壹本《上海市年鑒》出版。此後，1936年8月、1937年10月，通誌館每年出版壹本年鑒，壹***出了三本。除第壹本由上海通誌館自行出版外，其余皆由中華書局代為發行。
另外值得壹提的是，上海圖書館還存有兩本通誌館擬《上海市年鑒編輯計劃》，發行時間分別為1934年11月和1936年1月，比年鑒的出版時間提前半年左右，上面標明了年鑒的編撰體例和具體分類，可見通誌館的編撰工作是非常認真細致的。
■其三，創辦副刊，擴大影響。
而最能體現上海通誌館成就的，無疑就是在《大晚報》《時事新報》《民報》等大報上創辦的壹系列副刊。
1934年，繼年鑒委員會後，上海通誌館旗下的另壹個組織上海通社也成立了，成員仍舊是通誌館編輯部人員，但分工卻有所不同。若說編誌是本職工作，編年鑒是為了通誌館長期生存謀後路，那麽成立上海通社則是為了上海方誌研究能持續開展打基礎，準備以此為核心，將來不依靠政府撥款，自己建立壹個研究上海歷史的民間機構。
上海通社成立後，為了擴大影響，讓社會知道自己的存在、認同自己的努力，首先想到的就是創辦壹份專門提供上海歷史情況的刊物，定期出版。苦於沒有經費支撐，就想到創辦副刊，借報紙版面開辟陣地，壹來同樣能實現初衷，二來還能賺取稿費作為上海通社的運作資金，壹舉雙得。時任編輯部主任的徐蔚南憑借自己在新聞出版界的良好關系，說動了《大晚報》總編輯曾虛白，同意創辦這樣壹個副刊。
而副刊名，經過大家集體商議後，決定用“上海通”這個名字。理由有兩條：壹、通者，通曉也。這是說，我們這個周刊是通曉、精通上海的凡百事務的。二、“上海通”這三個字是從“上海市通誌館”這個館名中取出來的，暗示二者兩位壹體，雖有公私之別，實為孿生姊妹。而上海通社這個組織名稱也是跟著這個副刊名才確定下來的。
1934年2月5日，投石問路的先河之舉——《上海通》在《大晚報》上開始與讀者見面，發表在該刊上的文章性質，發刊詞中說得很明確，“雖則零星、簡單、軟性的，我們都不願說廢話和空話，希望能做到語必有據”，也即是說要註意科學性和娛樂性的統壹。而實踐也證明，這樣的文字是受到大眾歡迎的。《上海通》出版後，社會反響熱烈，於是陸續有報刊要求上海通社開辟第二戰場、第三戰場。1935年，上海通社在《時事新報》上開了每周壹次的《老上海》版；1936年，又在《民報》上半個月出刊壹次《上海研究》。
這壹系列副刊的創辦，為上海通社在學界樹立了良好口碑。只是“報紙副刊、保藏不易；倘有遺漏，補置尤難”，於是1936年，上海通社決定擇其中重要篇章集印成書。1936年5月，《上海研究資料》壹書出版，三年後，1939年8月，《上海研究資料續集》出版，這兩本書集結了上海通社在報刊上發表的各類文章，是研究上海史不可多得的寶貴材料。1984年和1998年，上海書店出版社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曾先後將其重新影印，足見其含金量。
貳 文獻收集 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上海通誌館不僅在文獻開發方面頗有心得，能將單壹史料轉變成各種類別的出版物，在文獻收集方面，也絲毫不遜色，從不拘於自身、閉門著書，而是集思廣益、博采眾長，從各種渠道采集新鮮的史料。下面就收集渠道擇其重要途徑簡要介紹壹下。
■壹、圖書館、舊書店、地攤。
照理說，編寫市誌，應該要向當時三分上海的公***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和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索取資料，但以當時情況而論，這純屬妄想。所以，編寫通誌所需要的資料基本全靠通誌館成員自己搜集。主要就是去圖書館和舊書店找，有些書刊舊書店也不收，就要到地攤上去淘。
當時，壹些手工業公會、商業工會及其他同鄉會組織每年都有壹本報賬的賬目，叫“征信錄”，其中的材料可以反映壹個組織甚至壹個行業的經濟狀況，有不少就散見在各地攤上被通誌館人員收購而去。1936年3月，上海通誌館編了壹本《上海市通誌館收藏圖書目錄第壹號：征信錄目錄》，將所有征信錄名冊記錄在案，是壹份很好的參考資料。
■二、藏書樓。
在舊中國，藏書最豐富的地方除了公***圖書館，就是各大私家藏書樓，但是藏書樓的壹大弊病就是壹般不對外人開放。饒是如此，通誌館成員依舊憑借自己的努力，從中搜集到了不少資料。
比如，他們知道寧波天壹閣有壹本明朝弘治年間的上海縣誌，便輾轉托人花了300元將其借出，拍照後歸還。再比如，當時收藏各種中外文報紙最多的就是位於徐家匯耶穌會修士院裏的天主堂藏書樓，負責編撰文化事業編的胡道靜得知此點後，便和館長套交情，得到特許進去看了壹年報紙，摘抄了不少有用的信息。
■三、個人。
除了各種藏書機構，壹些學有所長的個人也對通誌館工作產生了促進作用。
當時在《上海通》上刊載文章的就不全是通誌館成員撰寫的，如對申曲頗有研究的徐蔚南夫人吳企雲女士、搜集上海地方金石文獻的孫鑒先生和研究上海地方史的金德建先生，都曾在《上海通》上發表過自己的心得之作。
至於上海通社在副刊上所登載的啟事——“如有關於上海之掌故等稿件者願義務供給於《上海通》叢刊者，請寄上海薩坡塞路上海通誌館轉交上海通社為荷”，則更體現了上海通誌館在材料收集方面海納百川的胸襟。
三 回饋方法 《上海掌故叢書》
通誌館也頗懂得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道理。通誌館在市誌編撰過程中慢慢積累起了不少珍貴史料，通誌館同仁壹致認為，“有些稀有的書，甚至是未刻的稿本，應當設法把它們印行，以廣流傳，供大家研究，以免萬壹散失，永不能彌補”。於是，通誌館決定用上海通社的公積金為保存上海歷史文獻做件好事，制定了《上海掌故叢書》的出版計劃。列入第壹集的就有《滬城備考》《淞南樂府》等14種書。民國24年8月，《上海掌故叢書》第壹集十冊出版。本來，第壹集出版後，上海通誌館還準備印行叢書的第二集，包括《雲間誌略》等7種，後因經費問題未能出版。這些罕見的歷史典籍，不論最後有沒有出版，通誌館能有心將它們印行，以供廣大讀者傳閱，就是壹件千秋無量之功，也算盡了方誌工作者壹份綿薄之力。
當年的上海通誌館是“亂世修誌”，有太多的不方便和不得已，但即使環境如此惡劣，通誌館成員還是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勤奮努力，交出了壹份輝煌的成績。而我們現在正處於和平年代，理應更有可能將方誌工作開展得風生水起。上海通誌館在方誌工作中壹貫秉承的原則和靈活多樣的方法，即使在現今仍有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