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壹階段，茅臺鎮只有“榮和”、“成義”兩家燒房。華氏把創辦“成裕燒房”改為“成義”擴大生產，年產只有1500-2500公斤，主要在茅臺銷售，少量運往貴陽，均由鹽號經銷。“榮和燒房”的老板，對生產並不十分重視，產量很低，銷售地點主要是茅臺，很少運往外地。當時，貴州的經濟十分落後，社會購買力很低。而茅臺酒的價格比較昂貴，每公斤賣2錢4分銀子，比普通高梁酒每公斤4分銀子要高5-6倍。所以消費對象主要是富商大賈和達官貴人。那時的茅臺酒，壹般不用小瓶包裝，而是裝在能容30-50公斤的大酒罐裏分銷。過往客商常常買50-100公斤，運往重慶、古藺或貴州各地。因產量有限，銷售不廣，兩家燒房相互間的競爭並不突出，最高年產量合計不過5000公斤左右。
二、1915年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獲獎到1937年抗日戰爭
這壹時期貴州處於軍閥割據統治，連年內戰，但茅臺酒的生產和銷售範圍卻日漸擴大。1915年茅臺酒在國際上獲獎，成為世界名酒，聲譽遠播，銷量大增，刺激了兩家燒房擴大生產。1930年貴州全省實業展覽會和1935年西南各省物資展覽會上，茅臺酒又獲“特等獎”，進壹步擴大了影響和銷售範圍。當時貴州的軍閥、官僚和富商，都把茅臺酒用作宴會和交際禮品。1924年-1925年周西城任貴州軍務會辦時，曾購買茅臺酒到貴陽、北京送禮。當了省長後，更把茅臺酒用於政治交往活動，每年都要送數千瓶給南京政府及鄰近川、桂、粵軍政要人。所以，當時小報上曾經有這樣壹幅騎墻聯：“內政方針有官皆桐梓（周西城及其部屬都是桐油梓人），外交禮節無酒不茅臺。”
自川黔、川滇、黔桂公路開通以後，貴州與外省聯系加強，非常有利於茅臺酒的運銷，市場迅速擴大。“榮和”與“成義”對酒的生產更加重視，積極擴大規模。“成義”把12個窖坑都用上了，年產量增加到15000公斤左右；“榮和”的窖坑，由2個增加到4個，年產量在5000公斤以上。與此同時，周秉衡在茅臺興建了“衡昌燒坊”，年產約5000公斤，三家燒房年產量***25000余公斤，為1915年的五倍。茅臺酒的銷售地區較前起了較大變化。“成義燒房”主要銷售地轉到貴陽，“榮和燒房”主銷區擴大到重慶，並且在遵義委托商號代銷。“衡昌燒房”資金少、產量低，酒的質量不如“成義”、“榮和”，因在茅臺沒有銷路，只好把酒運到貴州，直接銷給自己結識的商人。茅臺酒的價格，此時已由每公斤1.4-1.6銀元漲至2銀元，“衡昌”的酒每公斤賣1-1.2銀元左右。自1915年以後，茅臺酒的包裝也有改進。民國初年采用紫陶圓罐盛酒，500克裝的小包裝，商標用紅底木刻板印刷黑字，註明甘燒房回沙茅酒，並將“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八字印在燒房字樣的左右兩邊。瓶頭的封口用豬尿泡皮，易於損壞。到了民國十五年（1926年），軍閥周西成執掌黔政，大量訂購茅臺酒，作為交際禮品，“成義”“榮和”兩家燒房打破常規包裝，改用圓柱形小口陶酒瓶，以便於裝運，造型較圓瓶美觀。
商標改用道林紙石印，白底藍字，壹套分為三張，貼在正面、背面和瓶口。正面兩邊印有麥穗，中間是“回沙茅酒”四個字，背面說明茅臺酒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榮獲金獎的經過，“成義燒房”還加上鄭珍的詩句“酒冠黔人國”。
三、抗日戰爭時期
抗日戰爭期間，貴州成了祖國的大後方，重慶成了國民黨政府的培都，全國工商企業紛紛遷往南方。貴陽、重慶的工商業呈現壹片繁榮景象。茅臺酒的需求量猛增，促使三家燒房繼續擴大生產。“成義燒房”在1944年火災後重建，將窖酒坑12個增加到18個，產量到1947年達21000公斤左右。“榮和燒房”此時增加了兩個大窖，年產量7000多公斤。“恒興燒房”有17個坑，年產量達32500公斤，超過“成義”和“榮和”。三家燒房年產量***計60000公斤左右，成為茅臺酒生產的鼎盛時期。
這時期，“成義”與“恒興”的主要銷售點因都在貴陽，兩家競爭其為激烈。“恒興燒房”在貴陽先後設立了三個銷售處，仗著資金充足，生產量大的優勢，薄利多銷，同“成義”爭奪市場。例如，利用節日在報上大登廣告，用“買壹送壹”的廣告口號擴大銷路。“成義燒房”不甘示弱，憑借著自己的老字招牌，“窖老酒醇”的牌子，保持其優越地位。“榮和”原先主要銷售區在重慶，此時在貴陽打開銷路，委托“新生紙號”代銷。
四、抗日戰爭勝利後到貴州解放
抗日戰爭勝利後，賴永初把“恒興燒房”的茅臺酒商標改為“賴茅”，以此加強“恒興”在消費者心中的形象，同時，又在上海印制了20-30萬套商標，顯得比“成義”、“榮和”更加富麗堂皇。針對“成義”“百年老窖”的商標，賴茅特別在商標上註明是“用最新的科學方法釀制”。“成義”酒廠則大登廣告，宣傳“華茅”的傳統特點，並且酒的售價始終保持在賴茅之上，表示華茅質量比賴茅高。賴茅提價，華茅也提價，市場曾壹度出現茅臺酒競相提價的奇異現象。當時，人們習慣把“榮和燒房”產的酒叫“王茅”，於是茅臺酒在市場上就有了三茅，即王茅、華茅與賴茅。
1946年賴永初在上海設立永興公司，先後銷售賴茅10000公斤，並利用在重慶、漢口、廣州和長沙商號推銷賴茅。“成義”的華茅，也在上海、長沙、廣州和重慶通過文通書局在當地的機構經銷，“榮和”的王茅在重慶、貴陽都以“稻香村”號為銷售點。
茅臺酒是在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開始外銷到香港的。那時，“恒興燒房”的賴茅在香港試銷，由於數量少，很快就被搶購壹空。
茅臺酒在興旺時期官僚資本家曾企圖利用其政治上的特權和經濟上的實力，插手茅臺酒的生產。當時貴州省政府的建設廳廳長何輯五就多次想通過他所掌握的貴州企業公司和利用他的妻子華氏與華問渠聯宗等手法兼並酒廠。華問渠始終沒有就範，並吞政策挫敗後，何輯五便千方百計排擠華家所辦的企業。何輯五企圖用兩萬銀元強買華家在貴陽的文通書局。為此，華問渠通過呂新民先生給何應欽（何輯五的三哥）送去數百瓶茅臺酒，請他幫忙勸阻何輯五不要強買。何應欽接受了禮物，幹預了這件事，何輯五才打消了強買空賣的念頭。但又時時在其他方面設置障礙，使華家在貴陽的其他企業陷入困境。因而也影響到茅臺酒生產的進壹步發展。
1949年貴州解放前夕，三家燒房***有窖坑41個，其中“成義”18個，“榮和”6個，“恒興”17個，年產茅臺酒60000公斤左右。三家***同烤酒的甑子5個，其中“成義”、“恒光”各2個，“榮和”1個。有石磨11個，“成義”、“恒義”各4個，“榮和”3個 。有用來推磨的騾馬36匹，“成義”15匹，“榮和”9匹，“恒興”12匹。
由於茅臺酒銷路好，利潤高，許多資本家都在仿制茅臺酒。貴陽太和莊的“榮昌酒廠”、遵義龍坑場的“集義酒廠”，甲川古藺的“二郎灘酒廠”，都先後到茅臺聘請酒師，甚至購買酒糟企圖仿制。抗戰勝利後，競相仿制者更多，如貴陽就有所謂“金茅”、“丁茅”、“王茅”等等。但是都沒有成功。“榮昌”、“集義”都相繼垮臺。“金茅”、“王茅”、“丁茅”也不復存在，唯有“二郎灘酒廠”繼續生產，改名為“郎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