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四史”是“二十四史”中的前四部史書，即為前四史四本書。包括西漢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東漢班固的《漢書》、南朝範曄的《後漢書》以及西晉陳壽的《三國誌》。
簡介
從第壹部《史記》記敘傳說中的黃帝起到陳壽的《三國誌》即：
西漢司馬遷的《史記》
東漢班固的《漢書》
南朝 宋範曄的《後漢書》
西晉陳壽的《三國誌》
漢書簡介
又稱前漢書，中國第壹部紀傳體斷代史，東漢班固撰，主要記述漢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繼《史記》之後中國古代又壹部重要史書。
《漢書》出版以後，獲得了極高的評價，學者爭相傳誦，《漢書》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誌《天文誌》，這兩部分都是班昭在她兄長班固死後獨立完成的，但班昭都謙遜地仍然冠上她哥哥班固的名字。班昭的學問十分精深，當時的大學者馬融，為了請求班昭的指導，還跪在東觀藏書閣外，聆聽班昭的講解呢！班昭年逾古稀而逝，皇太後為她素服舉哀。
《漢書》包括帝紀十二篇，表八篇，誌十篇，列傳七十篇，***壹百篇，後人劃分為壹百二十卷。它的記事始於漢高帝劉邦元年（前206年），終於王莽地皇四年（23年）。
作者
《漢書》的編著者班固（32—92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陜西鹹陽東北）人；“自幼聰敏”，“九歲能屬文，誦詩賦”；成年後博覽群書，“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由於《史記》只寫到漢武帝的太初年間，因此，當時有不少人為它編寫續篇。據《史通·正義》記載，寫過《史記》續篇的人就有劉向、劉歆、馮商、揚雄等十多人，書名仍稱《史記》。班固的父親班彪（3—54）對這些續篇感到很不滿意，遂“采其舊事，旁貫異聞”為《史記》“作《後傳》六十五篇”。班彪死後，年僅二十幾歲的班固，動手整理父親的遺稿，決心繼承父業，完成這部接續《史記》的巨作——《史記後傳》。就在班固著手編撰《漢書》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 年）有人向朝廷上書，告發班固“私改作國史”。皇帝下詔收捕，班固被關進了京兆監獄，家中的書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擔心他受委屈而難以自明，便上書，在漢明帝面前申說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將其書稿送到朝廷。漢明帝了解情況後，很欣賞班固的才學，召他到校書部，任命他為蘭臺令史。蘭臺是漢朝收藏圖書之處。蘭臺的令史***有六名，秩六百石，掌管和校定圖書是其職責。
史學價值
《漢書》在吸取《史記》成果的基礎上，糾偏補缺。如補立《惠帝紀》，補敘了當時有影響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吳芮、蒯通、伍被、賈山諸傳，還將張騫事跡從《衛將軍驃騎列傳》中抽出，加以擴充，設立專傳。此外，於賈誼、晁錯、韓安國等傳中，增補了不少詔令奏疏。其中，如賈誼的《治安策》，晁錯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為著名。比較完整地引用詔書、奏議，成為《漢書》的重要特點。此外，邊疆諸少數民族傳的內容也相當豐富。
《漢書》的體例與《史記》相比，已經發生了變化。《史記》是壹部通史，《漢書》則是壹部斷代史。《漢書》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書”改曰“誌”，取消了“世家”，漢代勛臣世家壹律編入傳。這些變化，被後來的壹些史書沿襲下來。
《漢書》記載的時代與《史記》有交叉，漢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漢歷史，兩書都有記述。這壹部分，《漢書》常常移用《史記》。但由於作者思想境界的差異和材料取舍標準不盡相同，移用時也有增刪改動。
《漢書》新增加了《刑法誌》、《五行誌》、《地理誌》、《藝文誌》。《刑法誌》第壹次系統地敘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壹些具體的律令規定。《地理誌》記錄了當時的郡國行政區劃、歷史沿革和戶口數字，有關各地物產、經濟發展狀況、民情風俗的記載更加引人註目。《藝文誌》考證了各種學術別派的源流，記錄了存世的書籍，它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食貨誌》是由《平準書》演變來的，但內容更加豐富了。它有上下兩卷，上卷談“食”，即農業經濟狀況；下卷論“貨”，即商業和貨幣的情況，是當時的經濟專篇。
《漢書》八表中有壹篇《古今人表》，從太昊帝記到吳廣，有“古”而無“今”，因此引起了後人的譏責。後人非常推崇《漢書》的《百官公卿表》，這篇表首先講述了秦漢封官設職的情況，各種官職的權限和俸祿的數量，然後用分為十四級、三十四官格的簡表，記錄漢代公卿大臣的升降遷免。它篇幅不多，卻把當時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變遷清清楚楚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這部書中所用材料，第壹是根據他父親所寫，又根據其他人如劉向、劉歆、揚雄、馮商、史岑諸人。在《漢書·藝文誌》裏有壹書稱《著記》壹百九十卷，此是漢廷史官所撰，或許亦為班固撰《漢書》時所采用。而在葛洪《抱樸子》裏有壹段話說：“家有劉子駿漢書百余卷。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沫得成而亡，故書無宗本，但雜錄而已。試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其所不取者二萬余言而已。”此謂書無宗本，但雜錄而已者，亦可說只是壹些劄記。故謂他“編錄漢事”，殆是壹條壹條壹段壹段地編錄。而以此壹百多卷的編錄本來校班固的《漢書》，幾是全部采取了劉子駿的編錄，沒有用的只有兩萬多字。葛洪這段話，不像是隨便造說，可是當好好審讀。第壹，劉歆書只是個雜錄，非有成書。第二，說“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此語可分兩個講法。壹是班固《漢書》完全抄了劉歆；壹是劉歆《漢書雜錄》，為班固完全抄了。此兩講法大不同，我們絕不能說班固《漢書》“全取劉書”，明明他父親就寫了幾十篇傳。但劉歆的編錄，班固卻全抄了，不抄的只有二萬多字。劉歆乃西漢末年壹位大學者，他編錄了壹百多卷材料，全為班固所取，那亦必是很重要的。至於《漢著記》壹百多卷中間材料如何，我們無法知道。若說如孔子以前的“未修春秋”，那恐未必然。而劉歆在西漢學術上的地位，則或許還應在揚雄之上，決不輸過班彪。班固花了幾十年工夫，憑借他父親及劉揚編錄下的許多好材料在那裏，倘使諸位今天要寫壹部民國史，而從前有人先有壹部筆記預備寫民國史的留給妳，那自然用處就大了！劉歆所錄下的材料總是很有用。試舉壹例，《漢書》裏特別詳及谷永。此人對劉欲發生著大影響，在《劉向、歆父子年譜》裏，說谷永是當時大儒，漢代後半期的政治思想，此人影響非常大。劉歆助養代漢，自有壹套政治思想作底，非如後來魏晉篡位之比。今《漢書》裏谷永材料特別多，或許正是劉歆所編錄也不可知。
《漢書》因襲《史記》，又不同於《史記》，其特點有三。
其壹，《漢書》具有濃厚的封建正宗思想。班固時，封建神學思想已發展成為當時的統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的史學家，他們自然以維護封建神學思想為己任，將“聖人之道”作為自己著作的指導思想。這樣，作者壹面承襲《史記》的內容，壹面又指責它的“是非頗謬於聖人”，因而篡改《史記》的觀點，使《漢書》更加符合於封建正宗思想。《漢書》神化西漢皇權、擁漢為正統的思想，其目的是為論證東漢王朝的正統性和神化東漢皇權服務的。因此，以陰陽五行學說為理論根據的“五德終始說”和王權神授的封建神學說教，便成為《漢書》的主導思想。為了宣揚“天人感應”、災異祥瑞的封建神學思想，《漢書》首創《五行誌》，專門記述五行災異的神秘學說，還創立《睦西夏侯京翼李傳》，專門記載五行家的事跡。
其二，《漢書》開創斷代為史和整齊紀傳史的編纂體例。
班固之所以斷代為史，並不是偶然的，而是適應時代的要求。
他總結漢武帝到東漢初年，約壹個半世紀的歷史著作，加以創造性的發展，其目的是為當時統治階級的政治服務。班固認為，《史記》的通史體例，將西漢壹代“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既不利於宣揚“漢德”，又難以突出漢代的歷史地位。這是《漢書》斷代為史的根據。於是，《漢書》“包舉壹代”，斷限起自西漢建立，終於新朝的滅亡，為了突出劉邦，就將《高帝紀》置於首篇。這種斷代為史的體例，受到後來封建史家的贊譽，並成為歷代“正史”編纂的依據。
在編纂體例方面，《漢書》繼承而又發展《史記》的編纂形式，使紀傳體成為壹種更加完備的編纂體例。例如，《史記》雖然立了《呂後本紀》，但卻用惠帝紀年，《漢書》補立《惠帝紀》，解決《史記》在體例上的混亂；對於年月的記載也比《史記》詳細和明確。再者，《漢書》新創立的四種誌，對於西漢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文化的記載，比《史記》更加完備，從而提高了《漢書》的史料價值。對於傳記的編排，《漢書》基本上按時間先後為序，體例上也比《史記》整齊劃壹。
其三，資料豐富，保存許多重要的歷史文獻。現存《漢書》約80萬字，卷帙比《史記》繁富。它增載不少重要的詔令，主要集中在帝紀部分。在許多人物傳記中，《漢書》又收入大量有關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對策、著述和書信。在《漢書》的10誌中，也有類似的重要歷史文獻的收載，如《食貨誌》收入晁錯的《論貴粟疏》等。
《漢書》還增補《史記》對於國內外各民族史的資料。例如，在《史記·匈奴列傳》的基礎上，《漢書》大量增補漢武帝以後的史實，比較完整地記述了自遠古至西漢末年匈奴民族的歷史。《漢書》又合並《史記》的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諸傳，在補充大量的史實基礎上，以合傳形式寫成較為詳細的《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同時，《漢書》改《史記·大宛列傳》為《西域傳》，記述今新疆境內中國各民族歷史，以及中亞和西南亞諸國史。
我們續講《漢書》和《史記》的比較。《漢書》也有比《史記》對後來影響大，該說是寫得好的，就是它的十誌。《漢書》的“誌”，在《史記》裏稱作“書”。《史記》有《封禪書》，《漢書》改成了《郊祀誌》。封禪是漢武帝時壹件大事，司馬遷的父親就為對這事意見和當時朝廷不同，不見采用，抑郁在家病了，後來司馬遷作《史記》，專記這事成壹篇。實際《史記·封禪書》也不是只講了漢武帝壹朝的封禪，但班孟堅就把這題目改稱《郊祀誌》。“郊”是祭天，“祀”是祭地，祭天祀地是從來政府壹項大禮節，封禪只是在此項目中的壹件事。班書從上講下，講的是這郊天祀地的演變，其實講法還是和太史公書差不多，只是題目變了，意義便別。以後歷代正史都可有《郊祀誌》，不如《史記》裏的《封禪書》，卻像只是當時壹項特殊事件。又如《史記》裏有《平準書》，《漢書》把來改成《食貨誌》。“平準”乃是漢武帝時壹項經濟政策，這是壹項極重大的經濟政策，太史公特別把來作“書”名。而到班孟堅，把平準改成食貨。平準只是講“貨”，此又加上了“食”，國家經濟最重要的兩件事——便是“食”與“貨”。這壹篇誌，便成這壹代的經濟史。後來每壹部正史可以都有壹篇《食貨誌》，但不壹定都有壹項平準制度。又如太史公有《河渠書》，因漢武帝時及其以前黃河決口，漢朝屢施救治，太史公就作了《河渠書》。渠就是渠道，班孟堅再把此題目擴大，改做《溝洫誌》。“溝洫”是古代井田制度裏的水利灌溉，當然治水害、開河渠，都可寫在這裏面。《史記》八書，每每特舉壹事作題目，而《漢書》則改成壹個會通的大題目，不限在壹件特別的事上。《漢書》雖是斷代為史，而他的十誌則是上下古今壹氣直下，從古代壹路講來，卻不以朝代為限斷。司馬遷《史記》本是壹部通史，而他的八書命題，偏重當代。班孟堅把他題目換了，就等於看成壹個通的，上下直貫，古今相沿的事。我們講過，歷史上換了壹個朝代，便換出壹個樣子，人物制度都可換，但在制度裏有許多是從頭貫通下來的，如像郊祀之禮、像食貨經濟情形等，在歷史上壹路沿襲，不因朝代之變而全變。班氏找出幾項最大的題目來作“誌”，於是此壹體在歷代正史中成為壹特出的。壹般學歷史的人，覺得誌最難讀，不像讀本紀列傳等，讀誌才像是壹種專家之學。學歷史要知道歷史中的事件較簡單，如漢武帝時怎樣、宣帝時怎樣，都是比較簡單。但要知道漢代壹代的經濟水利等，像此之類，題目較大，必要壹路從上貫下，不能把年代切斷。若照《史記》封禪、平準等篇名，好像只是當時壹特殊事項，從班孟堅改換篇名，顯然性質大變。
而且也有《史記》裏沒有，而《漢書》添進去的。《史記》只有八書，而《漢書》有十誌。如《漢書》裏的《地理誌》，此後講到中國沿革地理的，第壹部參考書是《禹貢》，實際《禹貢》只是戰國晚年時的偽書，第二部書便是《漢書·地理誌》，其效用影響甚大。地理內容又可分兩部分，壹是當時的政治地理，分郡、分國，***壹百零三個，使我們清清楚楚，壹目了然雙代的政治區域大概劃分，盡在這裏了。以後歷代政治區域劃分不同，也幾乎每壹斷代史裏都有《地理誌》。會在壹起，就可以研究中國的沿革地理。而同時班孟堅又根據《詩經》十五國風，把各地民情風俗彼此不同處，都扼要地寫上。這壹部分卻又是《漢書·地理誌》裏極重要的，惜乎後人不能根據此點繼續班氏來寫得更深更好。如我們今天，也都知道臺灣和福建不同，福建和廣東不同。每壹時代之不同，如能有人學班固《地理誌》寫出，這將為讀歷史人貢獻了壹個極大重要之點。故自有《漢書》以後，歷代學歷史的人，特別對於《漢書》裏的十誌工夫用得大。如《地理誌》，只講清代壹代研究它的，就不曉得多少，這在史學中已成了壹種專門之學。又如《漢書》另有壹篇《藝文誌》，亦為《史記》所沒有。《漢書·藝文誌》是根據劉向劉歆的《七略》而來。劉向歆父子在當時是監管漢代皇家圖書館的，外邊看不到的書，盡在皇家圖書館裏，他們父子把這許多書匯集整理分類，成為《七略》，此是壹種有提綱的分類編目，班固根據這編目來寫《漢書·藝文誌》。雖然只是根據劉向劉歆，並不是班固自己所寫，但這篇《藝文誌》就變成了將來所謂目錄校讎學最深的泉源，最大的根本。在中國廿四史裏，就有八史有此同樣的誌。後人把此八篇匯刻單行，稱為《八史經籍誌》。從古書籍，任何壹部書，從何時傳下，有的壹直流傳，有的半路失掉。如漢代有的書，到隋代沒有了。隋代有的，唐代、宋代沒有了。我們只要壹查各史《藝文誌》、《經籍誌》便知。要講學術史，有此壹部兩千年積聚下來的大書目，這是歷代國立圖書館的書目，真是珍貴異常。可是從來的學者講究《地理誌》較易，講究《藝文誌》較難。直到南宋時代鄭樵《通誌》裏的《校讎略》，清代章學誠的《文史通義》與《校讎通義》，才把《漢書·藝文誌》的內蘊講得更深透。直到今天，成為我們講學術史，特別是講古代學術史的壹個極大依據。當然普通讀《漢書》的人，有的不懂地理，不會看《漢書·地理誌》。有的不會看《藝文誌》，不懂《六藝略》、《諸子略》這種分類的重要。但亦有人專門研究《漢書》十誌中的壹部分，如《地理誌》、《藝文誌》等，其所貢獻也往往在研究《史記》者之上。
《漢書》也有表，中間有壹《古今人表》，很受後人批評。因《漢書》是斷代的，而《古今人表》，則從古到今把壹應人物都列上了，此與《漢書》體例不合。《史記》雖是通史，但古人列傳的並不多。第壹篇是《伯夷傳》，伯夷前邊的人都不管了。第二篇《管晏列傳》，從伯夷到管仲這中間還盡有很多人，也全沒有了。而這個古今人表則網羅甚備。固然在當時應有書作據，而在現代，十之七八也還可考查得出。清代就專有人為此人表逐壹查他出處。不過此表被人批評，重要的並不在這些人之多出在漢以前，而更為他把古今人分成了自上上到下下的九品。如孔子列上上，顏淵列上中，老子則放在下面去了。當然把歷史上人分成九品，不會都恰當。然而大體上說，堯舜在上上等，桀紂在下下等，像此之類，也不必特別太嚴苛地批評。因有人批評及此，就討論到《古今人表》是否班固所作，還是後人加上，我們不論這壹點，只講《古今人表》在《漢書》裏也如《地理誌》、《藝文誌》等，都是超出於《史記》之上的壹類文章，該認為這是班固《漢書》有價值的地方。
後漢書簡介
《後漢書》是繼《史記》、《漢書》之後，又壹部私人撰寫的重要史籍。這部書記載了整個東漢（自光武帝劉秀至獻帝劉協）近二百年的歷史。在整個《後漢書》中，範曄所撰的“紀”、“傳”當然是最主要的部分。範曄，字蔚宗，順陽（今河南淅川縣）人，生於晉安帝隆安二年（398年）。他曾任宋武帝之子、彭城王劉義康的參軍，因為觸怒了劉義康，被貶為宣城太守。他郁郁不得誌，於是發奮編寫《後漢書》。在劉義康和宋文帝爭權奪利的鬥爭中範曄受到牽連，於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謀反罪名被殺。範曄是很有才華的史學家，他在各家《後漢書》的基礎上，博采眾長，刪繁補略，自定體例，訂偽考異，寫成了《後漢書》。這部書具有簡明周詳的特點，因而能拔起於眾家之後。從思想上看，《後漢書》對東漢流行的讖緯迷信持批判態度，對東漢後期豪強專權下的黑暗政治也有所揭露。書中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比較註重道德品質。在體例上，《後漢書》把東漢壹代在位時間短、事跡不多的殤、沖、質三帝附在其他帝紀後面，又開創了給皇後增作本紀的先例。這既反映了他對君權的尊崇，又反映出東漢壹代皇後在政治地位上的日益強化。另外，《史記》、《漢書》中已經有了“類傳”，即把同壹類的人物放在壹起作傳；《後漢書》在這方面新創了《黨錮傳》、《宦者傳》、《文苑傳》、《獨行傳》、《方術傳》、《逸民傳》、《列女傳》等。其中《黨錮傳》、《宦者傳》反映了東漢封建政治的重要特點。在《儒林傳》之外新立《文苑傳》，表明文學和經學開始分家。至於《列女傳》，又在紀傳體史書中開創了為婦女立傳的先例。著名的漢末女詩人蔡文姬就收在這個傳中。在文學價值方面，《後漢書》的“論”、“贊”是值得稱道的。作者自認為是“精意深旨”，後人更推崇它有“奇情壯采”。
《後漢書》的版本流傳，經歷了復雜的過程。在唐代，劉昭所註《後漢誌》三十卷與李賢所註《範書》是單獨別行的，直到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後漢書》初刻本及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的校定本，都還沒有收入《續誌》。到了幹興元年（1022年），由於孫奭的建議，此後的刻本才把《續誌》附在範書紀傳之後合刻。毛氏汲古閣本也是如此。而明代監本在合刻時抹掉了司馬彪的名字，改劉昭註補為補並註，清代武英殿本又照明監本翻刻。這樣，就很容易使人誤認為八篇誌是劉昭註並補的了。1965年由中華書局整理出版的《後漢書》，對於古人在這方面的粗略疏忽進行了清流正源的工作。校點者參考各本，重編新目；在排列順序上，把範書紀傳部分及李賢註放在前，司馬彪所撰《續誌》及劉昭註放在後，各部分都寫明作者姓名。經過這壹整理，整部《後漢書》面目壹新。
作者範曄字蔚宗，順陽人。出身於壹個世族家庭。他的祖父範寧曾任晉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壹書。《十三經註疏》中的《谷梁傳註疏》就是以《谷梁集解》為基礎寫成的。他的父親範泰官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是宋武帝劉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覽群書、潛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範曄有很深的家學淵源，壹直以名門之後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節，仕宦不甘居人後，著述也不甘居人後。以此成名，也以此喪身。
元嘉九年（432年），範曄在為彭城太妃治喪期間，行為失檢得罪了司徒劉義康，被貶為宣城太守，範曄郁郁不得誌，就借助修史來寄托他的誌向，開始寫作《後漢書》。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當他完成了本紀、列傳的寫作，同時又和謝儼***同完成《禮樂誌》、《輿服誌》、《五行誌》、《天文誌》 、《州郡誌》等五誌的時候，有人告發他參與了劉義康的篡位陰謀，因此下獄而死。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範曄被殺，當時《後漢書》誌稿乃範曄請謝儼代作，稿雖完成，但謝儼恐範曄之禍及於己身，匆忙將誌稿毀掉[4]?，使《後漢書》只有紀傳部分流傳了下來。
史學價值
在範曄《後漢書》之前，已問世的有關東漢歷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主要的有東漢劉珍等奉命官修的《東觀漢記》、三國時吳國人謝承的《後漢書》、晉司馬彪的《續漢書》、華嶠的《後漢書》、謝沈的《後漢書》、袁山松的《後漢書》，還有薛瑩的《後漢記》，張瑩的《後漢南記》、張璠的《後漢記》、袁宏的《後漢記》等。
八家《後漢書》
謝承《後漢書》，壹百三十卷。謝書紀、誌、傳諸體俱全，且有所創新。如《兵誌》、《風教傳》為其所獨有。從佚文推斷，《獨行》、《方術》、《逸民》、《列女》諸傳當創始於謝書，並為範曄所吸取。謝書表彰忠義隱逸，不以名位為限。且謝書中所述江南名士甚多，為範書及其他諸家後漢書所不及。現存謝書佚文數量較多，其中又半為範書所失載。但此書地方色彩較濃，京洛事缺於三吳，不能全面反映東漢壹代歷史。
薛瑩《後漢記》，壹百卷。此書佚文所存數量甚少，僅光武、明、章、安、桓、靈六帝紀論及少數人物傳散句。其論贊褒貶抑揚，發自胸臆，直道而陳，有壹定的史識。
司馬彪《續漢書》，八十三卷。其八誌並入範曄《後漢書》，已見前述。紀傳佚文數量僅次於謝承書。書名《續漢書》顯系接續《漢書》而作。範書刪改諸史時，重於文采，有的史實節略過甚，以至晦暗不明，往往要靠諸家後漢佚史訂補，而《續漢書》最受重視。以李賢註為例，引司馬彪書多達壹百四十九條，遠在他書之上。裴松之《三國誌註》中，引用《續漢書》釋漢末之事也最多。
華嶠《後漢書》，九十七卷。嶠改稱誌為典，計劃寫十篇，惜未竟而卒。復由其子華徹、華暢相繼整理，始成完帙。南北朝時，劉勰於《文心雕龍》中稱其書“準當”，與司馬彪書之“詳實”等駕齊觀。所以範曄撰《後漢書》，除以《東觀漢記》史料為基礎外，華嶠書成為其主要藍本。直接襲用華嶠論贊可知者達十處之多，占範曄論贊的十分之壹。
謝沈《後漢書》，壹百二十二卷。所存僅《禮儀》、《祭祀》、《天文》、《五行》、《郡國》五誌佚文，對《續漢誌》略有助益。列傳佚文甚少，且與範書雷同，用處不大。
袁少松《後漢書》，壹百卷。袁書紀傳質量不高，佚文偶有可取。但誌書較全，佚文亦多，其中《郡國誌》、《五行誌》佚文對訂補《續漢誌》較有助益。
張璠《後漢紀》，三十卷。《後漢紀》似為未完之作，流傳不廣，散亡亦早。但所記漢末之事頗詳，為袁宏所吸取。從佚文看，四庫館臣以為皆以袁紀文意為佳。故璠紀利用價值不大。
張瑩《後漢南記》，五十五卷。書早亡，佚文數量也最少。唯安帝見銅人條，為其所獨載。
以上，前七書的輯本，以清姚之駟的《後漢書補逸》為最早。清人輯本中質量最精的，當推汪文臺的《七家後漢書》。
汪氏留意於諸家後漢書，以稽古余力，重為搜補。於所藏姚輯本，隨見條記，丹黃殆遍。弟子汪學敦復有增益，輯稿遂成。其取輯廣博，輯文豐富，考辨精審，出處周詳，編目有序，末附無名氏《後漢書》佚文壹卷，頗便於用。不過，汪氏僻居遠縣，觀覓善本以資校助，脫漏衍訛，在所難免。汪氏歿後，書稿售於他人，雖經湯球手錄以付其子，但仍有散失。光緒八年（公元1882年）趙 叔、林粲英刊行時，校刻未精，復增舛■。加上未輯張瑩記，其功未畢，有待訂補。周天遊《八家後漢書輯往》的出版，彌補了汪輯的不足，是較好的輯本。
範曄以《東觀漢記》為基本史料依據，以華嶠書為主要藍本，吸取其他各家書的長處，刪繁補缺，整齊故事，超越眾家，後來居上。所以到了唐代，範曄《後漢書》取代《東觀漢記》，與《史記》、《漢書》並稱“三史”，盛行於世。而諸家《後漢書》，除袁宏《後漢紀》外，都相繼散亡。於是範曄《後漢書》成為我們現在研究東漢歷史的最基本的依據。
範曄《後漢書》的記述，起於劉秀起兵推翻王莽，終於漢獻帝禪位於曹丕，詳載了東漢壹百九十五年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