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考入北京清華學校，喜讀中國古代詩集、詩話、史書、筆記等。1916年開始在《清華周刊》上發表系列讀書筆記，總稱《二月廬漫記》。同時創作舊體詩。1919年五四運動時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曾代表學校出席全國學聯會議（上海）。
1920年4月，發表第壹篇白話文《旅客式的學生》。同年9月，發表第壹首新詩《西岸》。
1921年11月與梁實秋等人發起成立清華文學社，次年3月，寫成《律詩底研究》，開始系統地研究新詩格律化理論。
1922年7月趕美國芝加哥美術學院學習。年底出版與梁實秋合著的《冬夜草兒評論》，代表了聞壹多早期對新詩的看法。1923年出版第壹部詩集《紅燭》，把反帝愛國的主題和唯美主義的形式典範地結合在壹起。1925年5月回國後，歷任國立第四中山大學（1928年更名為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為南京大學）、武漢大學（任文學院首任院長並設計校徽）、青島大學、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政治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曾任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教務長、南京第四中山大學外文系主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長、青島大學文學院長。
1928年出版第二部詩集《死水》，在頹廢中表現出深沈的愛國主義激情。此後致力於古典文學的研究。對《周易》、《詩經》、《莊子》、《楚辭》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稱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1937年抗戰開始，他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抗戰八年中，他留了壹把胡子，發誓不取得抗戰的勝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戰到底的決心。
在西南聯大時期，特別是1943年以後，聞壹多在中國***產黨的影響和領導下，積極投身於反對國民黨政權的獨裁統治、爭取人民民主的鬥爭的洪流。 1944年，參加西南文化研究會，隨後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從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雲南省支部領導人的身份，積極參與社會政治活動，成為廣大革命青年衷心 愛戴和無比尊敬的良師益友。
在“壹二.壹”學生愛國運動中，聞壹多始終站在廣大愛國學生壹邊，指導和鼓舞他們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為“壹二.壹”運動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聞壹多1945年為中國民主同盟會委員兼雲南省負責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長。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樸先生大會上，發表了著名的《最後壹次的講演》，當天下午即被國民黨特務殺害。
21日，西南聯大校友會召開壹多先生追悼會，朱自清出席並講了話。他壹開頭便憤激地說：聞壹多先生在昆明慘遭暗殺，激起全國的悲憤。這是民主主義運動的大損失，又是中國學術的大損失。
接著，他詳細地敘說了聞壹多在學術上的巨大貢獻。首先告訴人們，聞壹多是中國抗戰前“唯壹的愛國新詩人”，“也是創造詩的新格律的人”，“他創造自己的詩的語言，並且創造自己的散文的語言”。又詳盡地介紹聞壹多對神話、《楚辭》、《周易》、《詩經》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強調聞壹多在學術上的偉大功績，目的就在告訴人們國民黨反動派殘殺了壹個多麽有價值的學者，摧殘了中國學術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們對敵人更大的憤恨。最後他悲憤地說：他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常跟我們說要活到80歲，現在還不滿48歲，竟慘死在那卑鄙惡毒的槍下！有個學生曾瞻仰他的遺體，見他“遍身血跡，雙手抱頭，全身痙攣”。唉！他是不甘心的，我們也是不甘心的！
他暗下決心，壹定要把聞壹多的全部遺著整理出版，這是對敵鬥爭的壹種方法。他在給學生王瑤寫信說：壹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憤。其遺稿擬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編成，設法付印。後編成《聞壹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寫詩歌頌聞壹多：
妳是壹團火，照徹了深淵；指示著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妳是壹團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競賽，有力猛如虎。妳是壹團火，照亮了魔鬼；燒毀了自己！遺燼裏爆出個新中國！
聞壹多的兩次轉向：
1.由狂放歸於沈靜
1912年，年僅13歲的聞壹多從湖北鄉間壹戶富裕人家來到北京清華學校，開始接觸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學專攻美術。從考入清華到1925年留美歸來這十余年間，聞壹多基本是沈浸在藝術與文學之間，對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國近兩年的時間裏，聞壹多耳聞目睹的都是陰謀、戰爭、屠殺，面對民族的巨大災難，他再也難抑悲憤，發表了《貢獻》、《罪過》、《收回》、《妳指著太陽 起誓》、《心跳》、《壹句話》等充滿愛國激情和痛撻社會現實的詩歌。但火山噴發之後，他又備感無奈，最終走了壹條文人的傳統老路，躲進書齋，鉆入故紙堆， 成了對世事過問無多僅求獨善其身的冷靜學者。
2.由“自由學者”轉為鬥士
抗日戰爭的爆發，使聞壹多等學院派知識分子的處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從北京到昆明的大轉移中，聞壹多參加了歷時兩個多月、橫跨湘黔滇三省***三千余華裏的 步行團。對社會下層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變化的契機。同時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迅速貧困化，使他觀察問題的角度發生了極為重要的變化。
聞壹多的變化，是從1943年春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壹書在昆明發售開始的。蔣介石在這本書中公開宣揚壹個黨、壹個主義、壹個領袖的專制主義。他不僅反 對***產主義，連自由主義也不能容忍，認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機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隱患”。這是壹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們所難以接受的。聞壹多這樣寫 道：“《中國之命運》壹書的出版，在我個人是壹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裏面的義和團精神嚇壹跳，我們的英明的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 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向五四挑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聞壹多偶然讀到了延安詩人田間的幾首詩，深為其中的戰鬥精神所震驚，立即寫了《時代的鼓手——讀田間的詩》壹文公開發表，在大後方引起了壹陣波動。 隨後他又寫了壹系列針對現實的雜文，開始吶喊。同時他急切地閱讀各種左傾書籍，詳細了解***產黨的各種情況。趙超構的《延安壹月》中關於全延安只有“四個警 察”的記述使他印象極為深刻，認為“只有在那樣的新社會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無阻礙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詩人浪漫氣質的聞壹多的轉變是迅猛徹底的。他於1944年夏在羅隆基、吳晗的介紹下秘密加入民盟，並表示“將來壹定請求加入***產黨”。從此，他在***產 黨的秘密領導下全身心地投入到爭民主的運動中去。當然在內心深處他對學術並不能完全忘懷，曾多次對人說自己感到有些空虛，希望實現政治民主之後便回到書房 好好讀十年、二十年書。但這已無法實現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後壹次演講》後，便被暗殺於昆明街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