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再沒有哪個國家會比中國的票證多，回首當年滋味萬般的票證情結，我們不應該忘記它們，因為這些看似平淡無奇的方寸紙片，蘊藏了政治、經濟、文化的豐厚內涵，濃縮了***和國那段坎坷歷史，記載了這座城市從“計劃”走向“市場”的艱難軌跡。
追憶——
物資匱乏的清貧日子
在剛剛過去的國慶節裏，人們想必不會忘記各大超市的琳瑯滿目，豐盛至極。而時光倒流到上世紀80年代前，同樣的節日，人們所考慮的卻是怎樣用幾張節日裏特別發放的票，給餐桌上添些油水。50年代中期，隨著糧票的出現和廣泛運用，關涉油肉布煤等百姓日常生活的各種票據也相繼出現。
“那個時代，票比錢管用，沒票寸步難行。”52歲的陳前榮是原九龍坡區蔬菜公司職工，這是他最初對票證的強烈印象。那時他還是個小毛孩，家中有父母兄妹五口，全家壹個月憑票領100斤糧食，肉、油是每人每月半斤。“那時正是娃兒長身體的時候，哪裏夠吃嘛！妳看我現在恁個瘦，都是那個時候虧了身體的結果。”他打趣說。
孩提時的陳前榮最巴望的就是過年，因為政府會增供糧食、肉油，如此不僅可以打牙祭，父母也會用存了整整壹年的布票給他做套新衣裳，“這在當時是件很奢侈的事，因為小夥伴們大都穿著有補丁的衣服”。
雖說日子苦了點，還是有讓他興奮的事。讀書時他壹直是班上尖子生，為此學校獎給了他壹張工業票。他興奮地拉著媽媽去買皮鞋，誰知到了商店才發現根本就沒有男式皮鞋，於是他委曲求全讓媽媽買了雙女式皮鞋，照樣穿到學校去洋氣了壹番。想起往事，他忍俊不禁。
糧票開始使用時，65歲的王新明正在讀高中，壹月有32斤糧，而父母是普通居民，每人只有25斤。由於母親在肉店工作，所以每月家裏可以吃點油葷。不過好景不長，1959年三年自然災害開始，那時他已是沙區壹家油漆廠木工，每月有些收入，“但沒有票還是買不到東西，有錢也不是萬能喲”。
記得1960年有天下班後到館子吃飯，他用二兩糧票要了碗素面，誰知香噴噴的面條剛放上桌，壹個小孩沖進館子端起面碗就跑。那時他聽說街上有人搶飯，沒想到還真遇到了，於是追進壹條胡同把小孩擋住，孩子可憐兮兮望著他，掏出壹張皺巴巴的棉花票對他說：“叔叔，我們換嘛，這個給妳。”當時他哭笑不得，雖然自己餓得前胸貼後背，最後還是把面條讓給了孩子。
都說當家才知柴米貴，75歲的李開貞婆婆也經歷了物資匱乏年代的酸甜苦辣。那時她和丈夫帶著4個孩子擠在壹間10平米的小屋裏，雖說丈夫是單位黨委書記、市勞模，收入相對較高，但是當時的“九等十級”分糧制度規定幹部的糧食定額更少，所以家裏的吃飯問題就格外嚴峻了。“娃兒多，又有老人要照顧，只有虧自己。”李婆婆眼淚花花回憶。有次母親生病，她用壹斤肉票買了豬蹄，準備燉湯給母親補補，考慮到孩子，又在湯裏加了海帶。晚飯時，她發現小兒子不停吐清口水，以為病了，再三追問，才知他看見家裏燉了蹄花湯，卻又不敢偷吃肉，只好吃了碗海帶，哪知很久沒沾油水的肚子不受，結果壹直反胃。李開貞松口氣後，第二天趕緊又拿了半斤肉票給兒子買肉補身體。
回味——
特殊年代的符號標誌
眼下20來歲的重慶年輕人，對於糧票之類的票證往往不知所雲，但對於他們的父輩和祖輩來說，這些票證卻能勾起他們對於物質稀缺年代最深切的回味。
1949年，新中國成立百廢待興，即使是在重慶這樣的大城市，物質也非常匱乏：從1953年11月到第二年9月，重慶開始實行糧食、棉布計劃供應。1955年8月25日，國務院下發《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生活在中國的每壹個城鎮居民，都必須憑所在城鎮戶口領取購糧證和糧票。1956年11月6日，重慶宣布對食用植物油實行定量分配、憑票供應，農民每人每月定量為5兩，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定量為7兩，植物油零售價格每市斤0.48元。
10月2日，市票證愛好者聯誼會會長韓孝基對記者感嘆說：民以食為天，在票證年代裏糧票被人們視為生命票，“最初的糧票采用16兩制計量，1959年改為10兩制計量，1985年起改為公斤制。每逢佳節政府還會發行特殊票證，比如糯米只有到春節才作為年貨憑證供應壹次。全國有通用的全國糧票，有限用於各個省、市、縣的地方糧票，還有軍用糧票與個別單位發行的單位內使用糧票。需要到異地出差，就要通過手續把地方糧票兌換成全國糧票，所以全國糧票和地方糧票分別有個外號叫‘滿天飛和團團轉’。”作為上月票證收藏文化展示會的組織者，韓孝基表示：“今天我們集藏票證，不僅僅是為了保留那段艱苦歲月的痕跡，更重要的是撫今追昔，溫故知新。”據他考據，從1955年到1988年，由重慶市糧食局發行的各種市內通用糧票有100余枚，“重慶糧票精致大氣，其印刷工藝於細微處也壹絲不茍，作為主圖的麥穗玉米紅燈籠、枇杷山與大禮堂、紅巖村和朝天門無不充滿頌揚與希翼。”
同樣喜歡研究票證的收藏家余超倫告訴記者：“票證是歷史長河中壹朵燦爛之花，每壹枚票證都是洞見歷史的窗口。”在他收藏的上萬張票證中，相當部分是1967年到1974年的語錄票，“語錄票票面以‘革命聖地’、‘工農兵形象’、毛主席語錄為裝飾圖案，原封不動的政治口號隨處可見。有些糧票寫著‘打倒蘇修’，無非是讓老百姓吃飯時也不要忘記批判修正主義。”
從70年代開始，余超倫收藏的重慶票證種類有數十種之多，常見的分為四類：關於吃喝的有細糧票、粗糧票、糕點票、豆腐票、奶粉票、鹽票、肉票等；關於穿戴的有布票、棉花票等；關於日用百貨的有肥皂票、火柴票、煙票、蜂窩煤票、煤氣票等；專用票證則有用於高幹、嬰兒、產婦和病人按規定之外的特需票證和多在春節額外供應的節日票等。
票證是那個特殊年代的符號標誌，它留給人們的是不堪回首的苦澀。他說，“為了用足票證，人們想盡辦法，商業購貨券和肉票、布票要集中使用，3年困難時期甚至有人因為饑餓畫糧票而獲罪。”
感慨——
悲劇開始以喜劇收場
這樣的畫面經常發生在中興路舊貨市場：9月30日，壹個其貌不揚的中年男人出現在市場樓外，手裏提著個鼓鼓囊囊的皮包，沿著小路逡巡著，最後在壹家擺放著各種票證的地攤前停下來，問老板收不收糧票，老板連連點頭：“收，收！”中年人打開皮包，內層裏整齊疊放著花花綠綠的票證，然後不緊不慢的說：“還有豆腐票、火柴票、肥皂票……”
曾幾何時，那些充斥在我們身邊的票證已悄然消失，當它們再度出現時，這些曾左右過我們生活的紙片竟成了收藏家們青睞的佳品，歷史的滄桑變化，怎不令人感慨萬千！“我們又不得不承認，黑格爾曾說在很多時候歷史往往是以悲劇開始，而以喜劇收場。”市博物館史學家莊燕和說，“新中國歷史上這段票證故事，我們完全可以在它悲劇的真實之中，發現壹種喜劇的審美效果。”
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逐步縮小了消費品定量配給的範圍。到1983年，國家統壹限量供應的只有糧食和食用油兩種，1985年長達30多年的農產品統購派購制度被取消。1992年—1997年間，票證制度終於在全國範圍內退出了歷史舞臺，這壹時代的結束預示著中國由計劃經濟的短缺時代走向市場經濟的過剩時代。1996年間，重慶曾在部分區域發行了最後壹套印刷精美的地方糧票，但它幾乎沒人使用就被直接送進了收藏市場。
滄海桑田，如今悄然走進重慶人新生活的是壹系列消費賬單。現在，市民已經習慣定期收到壹疊賬單：水費、電費、煤氣費、電話費、寬帶費……現代化進程的加快更使名目繁多的“卡”成為市民的新朋友。無論是逛街購物、請客吃飯還是出門打的、看病住院，銀行卡以及各種衍生卡已成為市民的隨身之物，刷卡消費已普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從“票證時代”到“賬單生活”的轉變，折射出的正是重慶乃至中國幾十年來社會結構深層次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