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爾罕· 帕慕克，生於伊斯坦布爾壹個富裕的西化家庭。他從小在伊斯坦布爾壹家美國人開辦的私立學校接受英語教育。23歲時，他放棄正在伊斯坦布爾科技大學主修的建築學，轉而投身文壇，開始了他的紙上建築生涯。他的父親是建築商，家境相對優越，但高中時父母離異，他隨母親壹起生活。因母親沒有工作，所以這段時間他們生活比較困難。上高中後，帕慕克開始寫作，這遭到了整個家庭的反對，但他仍然不顧壹切地走上了創作道路。7年後，他出版了第壹部小說《塞夫得特州長和他的兒子們》，並獲得《土耳其日報》小說首獎和奧爾罕·凱馬爾小說獎。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帕慕克逐漸把註意力轉向人權、思想自由等方面，並通過發表關於這些問題的文章對土耳其政府進行批評。他在小說中壹再描寫的東西方文化的差別和交流，使他作為東西方文化交往中間人的地位得到廣泛認可。1985年，他出版的第壹本歷史小說《白色城堡》讓他享譽全球，《紐約時報》書評稱：“壹位新星正在東方誕生——土耳其作家奧爾罕· 帕慕克。”2002年，《雪》問世。在書中，他嘗試著用壹種新的寫作手段描述與政治有關的故事。2003年，他出版了關於細密畫的小說《我的名字叫紅》。這部小說給他帶來了巨大的聲譽，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壇上的文學地位，獲得世界獎金最高的文學獎——都柏林文學獎，同時還贏得了法國文藝獎和意大利格林紮納·卡佛文學獎。
在30年的作家生涯中，帕慕克專心寫作，先後獲得歐洲發現獎、美國獨立小說獎、法國文藝獎、德國書業和平獎等多項榮譽。2005年他的作品《伊斯坦布爾》被諾貝爾文學獎提名，還因此掀起壹場軒然大波，使得諾貝爾文學獎發生了10年來首次推遲壹周才公布的罕見事件。因為幾位評獎委員對是否應該把獎頒給帕慕克，存在很大爭議。
2006年再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最終獲獎。
帕慕克除文學造詣極深之外，還在大學主修建築時學習過美術，對藝術也頗有研究，研究藝術的時間不少於用在文學上的時間。他每年都到世界各地欣賞藝術展覽，在各個國家的博物館中流連忘返。
生活中的帕慕克很少公開露面，在伊斯坦布爾壹棟公寓中，他煙不離手，長時間寫作。這棟公寓可俯瞰橫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壹座橋梁，這座橋梁連通歐亞兩大洲。這對於他的思想和創作，仿佛是某種象征。 帕慕克具有直言和叛逆的性格，他作品中呈現的歷史觀和對土耳其政府的批判，多次引起國內外的嘩然，尤其是他近來有關土耳其境內庫爾德人處境以及二十世紀初期亞美尼亞人遭殺戮的談話，讓他成為土耳其保守派的眼中釘。2005年2月，帕穆克在接受瑞士壹家周刊的采訪時說：“三萬庫爾德人和壹百萬亞美尼亞人在土耳其被殺害，可除我之外，無人膽敢談論此事。”這壹犯忌言論引發了本國極端民族主義勢力的怒火，五位烈屬指控其言論傷及全民，並援引刑法301條款“侮辱土耳其國格”的罪名，集體將他告上法庭。土耳其政府自此受到國際社會，特別是歐盟的強大壓力。2005年12月16日，帕慕克在伊斯坦布爾出庭受審，不過轉年1月，法官以原告不能代表全民，且其個人權利未受傷害為由，裁定撤銷此案。原告不服而上訴。2008年1月，上訴法院判定，在土耳其的法律體系內，所謂個人權利的範疇沒有明確定義，因而當初的撤案理由不能成立。
土耳其英文日報《Today's Zaman》分析認為，該裁決為數以千計的國家烈屬，甚至每個土耳其人控告帕慕克打開了大門。原告的代理律師凱末爾·克林西茲（Kemal Kerincsiz）本身就是個極端民族主義者，稍早前，他已經鼓動所有烈屬上法院去和帕慕克打官司，把他的諾貝爾獎金統統拿走。 比起當街遭到射殺的厄運，三年的牢獄之災也許不算什麽。奧爾罕·帕慕克必須小心提防，因為大街上隨時會有某個少年舉槍向他射擊，就像壹年前，他們殺死亞美尼亞裔土耳其記者赫蘭特·丁克（Hrant Dink）時那樣。2007年1月24日，因丁克血案被捕的***犯嫌疑亞辛·哈亞爾（Yasin Hayal）在被押入法庭前，對聚集於門外的記者們高聲叫道：“奧爾罕·帕慕克，放聰明點！放聰明點！”這種赤裸裸的威脅，讓帕慕克取消了對土耳其移民眾多的德國的訪問，並登機去國赴美，盤桓海外數月。
極端分子顯然不想放過作家，必欲對他實施私刑處決而後快。2008年1月下旬，土耳其各大報章均在頭版報道，警方破襲極右黑幫“Ergenekon行動”，捕十三人，並起獲針對帕慕克的行刺計劃，而黑幫的這壹切密謀，是要制造社會動蕩，以促成2009年發動軍事政變。
在押十三人中，包括地下幫派首領和退役將領多名，其中壹人要求追隨者立誓：“不殺人便被殺。”前文提到的律師凱末爾·克林西茲亦在其列。但由於事件復雜，該黑幫在軍政和法律界的幕後關系盤根錯節，因而嫌犯最終是否會被送上法庭，尚難預料。
這也可以讓我們看到，帕慕克曾經處在多麽危險的境地。他樹大招風，200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並未使他擺脫險境，反而更加成為極端分子的眼中梁木。仇視他的人認定，諾貝爾獎放大了其言論的影響力，愈加令民族蒙羞，因而自他獲獎的那壹天起，便不遺余力地對瑞典學院大加撻伐。 帕慕克或許可以僥幸逃過無盡的訟案和血腥的黑槍，但難防評論家的紙上刀鋒。2007年12月22日出版的加拿大《環球郵報》書評版刊出封面長文，配以帕氏大照和聳人聽聞的標題：《帕慕克：先知還是偽君子？》，不僅在文中挖苦性地將他稱作“憂郁的自大狂”（melancholyegomaniac），還再次非議了他所獲榮譽的可信度。
在帕慕克廣受推崇的西方世界，這樣壹篇評論必屬非同尋常。文章的作者系住在伊斯坦布爾的美國女作家克萊兒·伯林斯基（ClaireBerlinski），她回述了帕慕克就亞美尼亞人問題所發表的爭議性言論，以及他為此遭到起訴的事件，暗示帕慕克有意利用了上述爭論，使之成為吸引諾貝爾委員會註意力的“捕鼠器”。
“帕慕克是個天才作家，”伯女士怪腔怪調地說，“但是，沒有哪個心智正常的人會相信，這是個基於文學貢獻的獎項。”
伯林斯基此文所評圖書，乃帕慕克新出的英譯隨筆和故事集《異色》（Other Colors）。她聲稱，帕慕克滿身皆抑郁，卻終不解憂愁為何物。
“這些氣質無疑可擡升至偉大的文學”。她寫道，並以愛倫坡的名篇舉例：“帕慕克的海鷗本來有望成為坡的烏鴉。如果妳能讓它變得有趣，或令人恐懼。”
她又說：“我對帕慕克之憂郁的不滿，至少以其《異色》所述觀之，並非我懷疑他是故作愁容，而是在我看來，他並未成功將其升華為藝術。”
伯林斯基女士又稱：土耳其對本國作家的壓制，創造出了極為陰郁的文學風格，帕慕克又使這壹風格登風造極。她形容帕慕克為“憂郁的自大狂”——極端的自我中心主義者，過於清高，又過於焦慮，並在文中請讀者想像壹下，如果跟他約會，會是何種情形。
“他在餐館現身時，穿壹件黑色高領絨衣，揮舞著壹本註釋版的《地下室手記》，刻意讓封面沖外。”瞧啊，她正把讀者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上引，“沒過幾分鐘，他就告訴妳，他讀的書跟所有的土耳其人都不壹樣。‘書是我前進的動力。’他會說。”
雖然沒見過帕慕克本人，但伯林斯基女士顯然不喜歡他這樣的男人，覺得他無趣，而且—用中文來說——太酸。她還從《異色》中讀出，帕慕克的抑郁，有很大壹部分原因是出於要成為偉大作家的焦慮，這使他成了壹個“可悲的偽君子”——裝腔作勢的人。
伯林斯基的文章被迅速反饋回土耳其國內，成為仇帕者們新的匕首和投槍。因之而起的爭論，僅以我能找到的土耳其英文報章來看，也多有所見。 2006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委員會宣布將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瑞典文學院在頒獎公告中說，授予貝爾文學獎的理由是“在追求他故鄉憂郁的靈魂時發現了文明之間的沖突和交錯的新象征。”帕慕克並因此獲得了1000萬瑞典克朗(約合137萬美元)的獎金。
獲知得獎後，帕慕克既震驚又擔心。雖然他也說，“這是壹個極大的榮譽，極大的愉快，我為此很高興。”但他表示，在土耳其國內可能會出現敵對的反應，“不幸的是我作為第壹個土耳其人獲得這項大獎，使事情變成特別了，也帶有政治性了。這可能帶來進壹步的負擔。”
帕慕克的擔心也得到壹定的證實。他的獲獎在土耳其國內確實引起了兩種不同的反應。支持他的人認為，這壹事件加強了土耳其文化的地位，也是對土耳其加入歐盟的支持。但是反對他的人卻認為，帕慕克是個機會主義者，如果他不是承認對亞美尼亞人的屠殺，他不會得到這份獎項的，他的行動有損土耳其聲譽。近期有海外媒體報道說：土耳其民族主義者打算起訴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委員會，抗議諾貝爾文學獎頒給帕慕克。
獲獎後，帕慕克在接受瑞典媒體記者引導性提問時說：“現在是進行慶祝的時間，要享受這壹美好時光，不是我發表政治評論的時候。”不過他也強調指出，這次頒獎“首先是對土耳其語言、土耳其文化、土耳其國家的獎勵，也是對我的勞動的承認，這也是我對寫小說這壹偉大事業壹個謙卑的貢獻。”
12月8日，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帕慕克發表受獎演說《爸爸的手提箱》，回顧自己的文學成長之路。在獲獎演講辭中如是說：小說是壹個人把自己關閉在房間裏坐在書桌前創造出的東西，是壹個人退卻到壹個角落裏表達自己的思想——而這就是文學的意義。文學是人類為追求了解自身而收藏的最有價值的寶庫。我們需要耐心、渴望和希望，創造壹個只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的深刻世界。真正文學的起點，就從作家把自己與自己的書籍壹起關閉在自己的房間裏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