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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趙蘿蕤先生的認識始於1960年初秋。
那壹年的新學期開始，北大西語系主任馮至根據中宣部加強外國文學教學的指示，對西方文學教研室進行調整擴充，為此我和英、德、法專業的個別同學提前壹年畢業，留在教研室當助教。那時外國文學教研室的中心工作除教學外，是編寫《歐洲文學史》，分別由楊周翰、吳達元和趙蘿蕤三位教授擔任主編，馮至則受中宣部委托同時主管《歐洲文學史》和《中國文學史》這兩項編寫工作。趙蘿蕤先生當年不到五十，她在不惑之年就已是二級教授（當時的正教授分三級），這個級別的女教授當時全國只有兩名（另壹名是山東大學的馮沅君，馮友蘭的妹妹）。因為是初創階段，教研室務虛會很多。我發現，在教授行列中，那位面貌端正、儀態雍容、舉止優雅的唯壹的女性，總是靜靜地聽著，很少說話。我對她壹無所知，連她的名字都不知道。於是壹次會後就主動向她自我介紹，以便慢慢認識她。沒想到，她第壹句話就是：“我壹看妳就是個浙江人！”口氣中帶點贊揚的味道。我趁勢說：“看來您也是浙江人啰？”“當然嘛，不然我怎麽會壹猜就中呢！”我的心情輕松起來。在知道了她是湖州人以後，我說：“那就是說，‘我住江之頭，君住江之尾’。”她拋出“哈哈哈哈……”壹串笑聲，說：“原來我們‘同飲壹江水’啊！”於是我們儼然成了“同鄉”。趙先生很為浙江自豪，說：“國內外就我到過的地方而言，浙江是最美的，而富春江則是浙江最美的身段。”“看來，妳愛人也是浙江人吧？”她說：“妳猜對了！”我很快知道，他愛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詩人和考古學家陳夢家先生。
我原本只想寒暄壹下，沒想到第壹次接觸就談得那麽投機，那麽愉快。聽說她年輕時曾是燕京大學有名的才女、校花，但壹點也看不出壹般漂亮女人常見的驕矜。那年她48歲，正好大我壹倍。我們的忘年交就這樣開始了。那時她在學校的宿舍是未名湖畔壹字排開的德、才、均、備四座教師樓中的均齋（後遷備齋），我住德齋，相距很近。她希望我有空就去聊聊，我也高興那樣做。因為作為師輩，無論學問，還是生活閱歷，她都比我豐富得多，這是多麽好的學習機會！此外，我們還有兩個***同業余愛好：詩歌和音樂。而這兩方面她也是我的理想的師長。我經常寫壹些不像樣的詩請她指教，每次她都和我壹起推敲修改。趙先生年輕時就是詩人，而今則是英美詩歌的研究專家，不但善於翻譯，也喜歡朗誦。在彼此感興趣的話題談完的時候，她就朗誦英文詩歌給我聽。她那麽講究詩的音步、音調和音韻，即使妳聽不懂內容，也感覺得到那種音樂的美。通過她的朗誦，進壹步激發了我閱讀英美詩歌的欲望，尤其是拜倫、雪萊、朗弗羅、惠特曼等等。自然，她也經常讓我用德文朗誦她熟悉的那些德國名詩，比如歌德的《野玫瑰》，海涅的《羅蕤萊》和《菩提樹》等，都是她指名的。正好這些詩都被譜上了名曲，便壹壹唱給她聽。唱《菩提樹》時，她是跟著我搖著頭壹起哼的。然後她說：這些曲子久經考驗，最大限度地挖掘出了詩歌中的美；但朗誦本身也是壹門藝術，成功的朗誦也能增添詩歌中蘊含的美。接著，她朗誦了雪萊《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的壹個片段，又讓我用原文朗誦歌德的名作《普羅米修斯》。聽完後，她連連說：“好聽，好聽——包括妳的嗓音也好聽！”
大家都知道趙蘿蕤先生的英文詩朗誦得好，雖然當時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老教師（按年齡她還是中年，但按留過洋的知識背景她已被劃入“老教師”隊伍了）已不那麽吃香，可西語系的青年教師還是以團支部生活擴大會的名義舉辦過壹次晚會，專門請趙蘿蕤先生講詩朗誦。她的演講和示範獲得壹片掌聲。
在音樂方面我們也是談得比較多的。但我的愛好主要是聲樂，而她則側重於器樂，尤其是西方的交響樂和鋼琴曲。因她彈得壹手好鋼琴，所以經常談起肖邦，認為肖邦的魅力是“憂郁與歡樂相交織”。對於德奧兩大巨頭，莫紮特和貝多芬，她更喜歡後者。她認為莫紮特的樂曲固然很典雅，很優美，但“多少帶點孩子氣”。而貝多芬的作品“既有柔美、輕快，更有雄渾、沈郁，有時如萬馬奔騰”。其他如勃拉姆斯、李斯特、舒曼和柴可夫斯基也在她興趣範圍內。我想，這位寧靜、端莊的女性內心裏，裝的是浪漫主義的激情。難怪她在文學研究和翻譯中多半都跟浪漫主義詩人打交道。
北大校園很大，趙先生發現我沒有自行車，就說：“我借給妳壹輛自行車吧！這是我從英國買的女車，很好騎的，很輕。”我說那妳自己呢？她說：“我年紀大了，不喜歡騎車。”當她知道我沒有無線電收音機時，又說：“把我這臺拿去用吧，壹個音樂愛好者沒有收音機怎麽行！”我說：“那怎麽行，妳自己沒有了！”她說：“我家裏有呀！而且我本來就想買壹臺新的，體積更小，技術更先進。”她壹開始就直呼我的名字，我仿佛聽到兒時母親喊我的聲音。但母親在我七歲時就去世了，那久久失去了的母愛，如今仿佛在這位師輩面前得到了補償，我感到無比溫馨。
2
她經常談詩論詩，卻從不提及身邊的大詩人陳夢家。有壹天我問：陳先生近來詩寫得多嗎？她淡淡地說：“早就不寫了！解放以來不是壹直在搞考古嘛。”便不想多談了。我趕緊把話題岔開。後來我帶著疑惑向別人打聽。原來陳先生1957年倒了黴，戴上了帽子；趙先生因此精神上受到了嚴重刺激，住過院。我的心情壹下沈重起來，想：原來她心裏裝的不只是浪漫主義激情，更有不堪流露的隱痛。
有壹次我說起：“我很想見見陳先生。”她說：“好啊，我本來就想請妳去我家坐坐，請妳吃我們浙江人愛吃的黴幹菜煮紅燒肉。”她告訴了我錢糧胡同19號的地址。
錢糧胡同19號不是四合院，卻是名副其實的深宅大院：進門後壹位中年保姆領我穿過壹條長長的甬道，往左拐幾步則是橫向長方形天井，再往右走十幾步才進入大門，進屋後也很深（這是很少見的舊式住宅結構）。只見壹個五十來歲的男子，側身坐在壹張四方桌旁的條凳上，左腿勾起，光腳板擱在凳子上：他在摳腳丫子。見我進去，他把臉轉向我，只見他眼睛大大，兩腮塌陷，直咧著嘴笑。我心想：莫非這就是陳夢家？怪不得有“不修邊幅”之說。我說了聲“陳先生好”，他只是點了點頭，仍不停止他那個不雅的動作，直到趙先生過來向他介紹，他才開始跟我寒暄。趙先生領我大致看了看他們的整個住宅，除了“深”和“大”，還應加上“古”：古舊的梁柱，古式的家具，古雅的字畫。可惜當時太缺乏文物意識，沒有向陳先生請教壹下這座房子和其中的陳列品的年代與故事。後來知道陳先生也是明代文物專家，收藏了大量貴重的明代家具，想必我那時所見的就是他的收藏的壹部分吧。吃飯時，趙先生兌現了她的黴幹菜燉紅燒肉，說這道菜是她特地讓阿姨為我燒的，務必多吃。陳先生非常隨和、親切，是典型的“性情中人”。但他對什麽話題都輕輕壹笑，表情淡然。我看出，他的心是悲涼的，而我這個陌生的年輕人顯然不可能使它得到撫慰。幸好他問到壹些無關緊要的有關我的家鄉衢州的逸事，才使我們有了較多的話題。
後來至少還去了壹趟錢糧胡同19號。但再後來就無緣了：它被公家征用，趙先生則搬到更近市中心的美術館後街22號，和她父母與弟弟住在壹起了。那是壹座典型的北京大型四合院，寬大的院子，花木扶疏，還有壹座很氣派的朝南的院門和照壁。她父母住在東屋，第壹次去時，趙先生先領我拜訪她的父母。他父親即享譽海內外的神學教授趙紫宸，原燕京大學神學系主任；文學造詣也很深，曾任東南大學教務長和文學院院長。那時他已八十開外，高高的個兒，壹頭梳理得很整齊的銀發，留著花白的髭須，正坐在案頭整理什麽文稿。見到我時，他轉過身來，微笑著點了點頭，然後示意讓我到客廳就座。接著她母親近前與我寒暄。這是個顯然年輕時很俊秀的老人，和藹、親切，而且依然耳聰目明。
正屋由她弟弟趙景心夫婦居住，蘿蕤先生則住在西屋。這次去時，我已經從北大調到今天的社科院外文所，宿舍就在單位內，自行車就沒有多大必要了，因而就順便還給了趙先生。她說：“自行車妳不那麽需要了，還給我，我就收下，正好有壹個親戚也想用。但那臺收音機妳就不必還我了，因為我不想去北大住了，而家裏已有壹臺新的。不過妳那臺舊的也不要輕易報廢，它的木質音箱***鳴效果很好。”我也久久舍不得放棄，壹直使用到上世紀80年代末有了組合音響為止。
”文革”前還去過壹趟美術館後街22號，她的老母仍笑盈盈地把我引進趙先生的住處。那間僅十壹二平米的房間既是她的臥室，又是會客室。壹條彩色而素雅的床罩覆蓋著那張單人床，床頭右側擺著壹張五屜櫃，她的寶貝新式收音機則放在枕後的床臺上。剩下的有限空間真的成了主客間“促膝談心”之所。門廳裏放了幾個書架和壹架鋼琴，她不喜歡在那裏接待客人，可能她覺得在臥室裏更溫馨吧。這也是她長期在學校單身宿舍居住養成的習慣。這段時間我們談得較多的是當時廣受歡迎的幾位歌唱家：李光羲、周小燕、劉淑芳、俞淑珍、張權、樓幹貴、李雙江、胡松華、馬玉濤等。我們都為李光羲幾年內順利拿下《歐根·奧涅金》和《貨郎與小姐》等世界名歌劇而稱贊，也為樓幹貴和張權1957年的遭遇而惋惜。我們還談到了呂遠創作歌曲的個性特色，談到了呂文科獨唱藝術的獨特魅力。這類話題我們都談得很投合。適逢她的詩歌譯作《哈依瓦撒之歌》（朗弗羅）新版問世，她簽名送了我壹本。她的工整、漂亮的鋼筆字就像她的人那樣端端正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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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之後我就去江西“四清”了，壹年後回來時“文革”已爆發。在壹片“造反”聲中我很擔心趙先生的處境。經打聽，還好，學生們沒有找這位與世無爭的老師的麻煩。但等我“大串聯”幾個月回來後，還是傳來了令我大驚失色的消息：趙先生的終身伴侶陳夢家因不堪迫害，憤然辭世了！這對趙先生的精神打擊可想而知：她的舊病復發了，被送進了精神病院。我很想去看她，但又不敢。我想，醫院裏的她肯定變成另壹個趙蘿蕤了，它會毀掉我心目中那個溫柔敦厚的形象！幾年後等我從“五七幹校”回來，聽說趙先生已基本康復，趕緊又去美術館後街22號看望她。但這座四合院已經變得不太完整了：正門已不屬於它，之間被壹垛墻壁攔斷；在對著中醫研究院那面西墻開了個入口，門臨大街；她原來住的西屋已被不相識的人占住。只見趙紫宸老先生在被縮小了的院子裏認真地繞步行走，據說每天要堅持走六七十圈，作為抗老的鍛煉。她的母親依然滿面笑容把我引進屋裏。趙先生不得不住在弟弟的家裏。弟弟趙景心當時是北京外貿學院的教師，以好客聞名，所以碗櫥裏擺滿了壹套套很像樣的杯盤碗盞。趙先生留我吃晚飯，又讓保姆做了黴幹菜紅燒肉，顯然她自己也很愛吃這道菜。她晚飯後的第壹件事就是看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尤其是最後五分鐘的國際新聞，壹天都不肯錯過，並抱怨五分鐘太短了：“這麽大的世界，每天有多少新聞啊！五分鐘怎麽夠呢？”她說她現在主要是聽聽音樂，書看得很少。音樂仍是我們交談的話題之壹。但她不談“文革”中的遭遇，也不提夢家的名字，我也裝作壹無所知。我發現她左邊的嘴角有時會微微抽動壹下，說話還是容易興奮，她自己有時也意識到了，當場打開藥瓶服了藥。
她的母親見到我總是熱情寒暄，詢問家常。後來趙先生向我透露壹個秘密：“妳知道嗎，我媽媽可喜歡妳了，說：‘要是我還有壹個小女兒，我壹定要把她嫁給他！’”我很感動地說：“老人家的這句話讓我既溫馨，又遺憾，會讓我做很多既溫馨又遺憾的夢。”後來老人家以91歲的高齡去世，趙先生特地寫信通知我，並著重囑告：“出殯那天妳壹定要和我們壹起把她送到八寶山呀，她可真的說過那句話的啊！”於是我欣然作為他們家虛擬的成員，壹起向老人家作最後告別。老人壹生養育的三男壹女個個才華出眾，而又不事張揚，足見她家教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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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後，趙蘿蕤先生簡直判若兩人：她健談了！每次見到情緒都很高昂，侃侃而談。許多她過去從未說過的話，現在也敢說了。顯然，她壓抑得太久了！從此，我們談論文學時，不再僅僅在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的範圍內打轉，我們談得更多的是現代主義！那時我正在研究現代主義代表性小說家卡夫卡，她非常感興趣，問這問那，並壹再囑我如寫了或譯了什麽，壹定要告訴她，給她看。這時我才知道，她年輕時的博士論文就是寫美國現代主義作家亨利·詹姆斯——意識流理論創始人威廉·詹姆斯的弟弟；她上世紀30年代翻譯的T·S·艾略特的代表作《荒原》，更是我國現代主義詩歌翻譯的經典之作。
有壹天，她突然給我寄來壹封信，說要選個日期請我和夫人孩子壹起“館子子”，結果我們在寬街的壹家當時堪稱是“高級飯館”裏相聚。看到我的家小，她很是開心，笑聲朗朗。她特別喜歡我們的女孩。這時我心裏不禁產生壹種遺憾：趙先生沒有孩子！壹個孤寡老人，怎麽能不寂寞？於是我幹脆把心裏話說出來：趙先生那麽喜歡孩子，就領壹個嬰兒養養吧；俗話說：有奶便是娘，長大了壹樣親。她聽了馬上說：“那算我的兒子還是孫子呀——哈哈哈哈！”停了壹會兒又說，“這年頭，想養也養不起啰：過去我每月拿280元工資（這是解放後資深教授的薪酬），總覺得怎麽花也花不完。可現在呢，還是這麽多錢，很快就花完了，老覺得捉襟見肘！”
“文革”後好多年，占住她西屋的那戶人家終於搬走了。趙先生又搬回了老地方，並按原樣恢復了。過了幾年，趙景心先生讓姐姐拿出兩萬塊錢，請人把房子裝修了壹下，終於有了點現代氣息。從此門廳也變成客廳了。就是在這裏，我見到了趙先生在美國的低班老同學巫寧坤教授。巫教授是解放初趙先生擔任燕大系主任期間把他從美國請回來的，不料院系調整時被調到了天津，到1957年也戴上了帽子，為此趙先生內疚不已，還痛哭過。
不久，她在美國的弟弟趙景德攜家眷回國探親，她特地把弟弟介紹給我：只見他穿著壹件束腰的咖啡色皮夾克，右手夾著壹摞書，至少壹米八五的魁梧身材，顯得格外健康、精神，聲音洪亮。但沒有說上幾句就匆匆走了。趙先生說：弟弟是當前美國航天技術四大專家之壹，所以很忙。她又拿出壹部厚厚的新版英文字典，說這是剛隨父親回國探親的侄子送的。但她很過意不去，說他還沒有就業啊，必定是拿自己的零花錢買的。我說：這您就不必心庝了，他父親總還寬裕的吧。她馬上說：“哦，妳錯了！美國人對子女是非常嚴格的，對成年孩子是不隨便給錢的，像兩家人壹樣！”
趙先生與徐誌摩夫人陸小曼也有來往，但她不同意陸小曼對徐誌摩的評價：“陸小曼說在中國，詩寫得最好的是徐誌摩。這個評價我認為不夠客觀，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會贊同。徐誌摩是個被寫進文學史的人物，評價應該冷靜、科學，不能讓感情淹沒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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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80年代後期了吧，她征求我意見：“現在壹家出版社約我翻譯惠特曼，但我很犯難，因為李光鑒（我的同事）已經在譯了。”我說：“文學翻譯不怕重譯。您和李各有各的優勢，值得譯。”後來出乎意料：她竟然壹口氣把惠特曼全集譯完了，而且廣受好評，這成為她翻譯事業的又壹座豐碑。
又過了些時候，已經是90年代初了，我勸她說：“現在我國學術界對外交流很頻繁，趙先生美國回來那麽多年了，您應該去美國或英國看看呀！”她說：“咳，我這人向來喜歡平靜，何況我現在已經老了！”約過了壹二年，她來信說：“果然去了壹趟美國，感想良多。”我立即去看她。壹進門（這次她也是在門廳裏接待我的），她拿出壹張英文報紙說：“妳看，像我這樣普通的學者去美國，他們竟然在《紐約時報》的頭版報道我，而且用了那麽大的篇幅！”我壹看，真的占了右邊的整個半版。我說：“這才叫‘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呀！我還聽葉君健講過：他去瑞典訪問，瑞典的報紙也在頭版頭條用大量篇幅、照片報道他。”她說：“可在我頭腦裏，只有國家總統或政府首腦才有資格享有這樣的新聞待遇呀。”我說：“可見久而久之我們自己也異化了，我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她“哈哈哈哈……”壹陣大笑。
她急於想告訴我的另壹條重要新聞是：“時代真的進步了。”她說，“我從美國回來時最大的擔心是要經過日本和香港轉兩趟飛機。弟弟壹再強調：‘姐姐，妳放心走吧，轉機的壹切手續我都給妳辦好了。’可我心裏總是不踏實。想不到在日本剛走出飛機，真的有壹張輪椅等在門口，問：‘您是趙太太嗎？’但我仍擔心到香港會怎麽樣，結果仍然是這句親切的問話。我又擔心到北京恐怕做不到這壹步，結果，依然是：‘您是趙太太嗎？’呵呵，時代進步得真快啊！”
想不到這壹次歡聚，成了我和趙蘿蕤先生的最後壹面。此後壹連幾年，我都沒能抽時間去看她，到1998年的壹天，突然傳來噩耗！那時偏偏我在上海出差，等我趕回北京，她的後事已辦完了，留下了永久的內疚和遺憾。但她的音容笑貌，會永遠留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