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夢金人的漢明帝
佛教傳入的情形，有各種不同的史料記載，有的說秦始皇時有沙門室利房等十八人攜帶佛經來到鹹陽城，卻遭到拘捕下獄的不幸命運；有的說漢武帝派霍去病攻打西域，曾擄獲壹尊金人，帶回漢土，武帝將其供奉在甘泉宮，當時以為金人就是佛像；也有的提到，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盧曾接受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口授佛經，以上這些說法，都是佛教初傳時期的傳聞。
但在各種史料中，以東漢明帝夜夢金人的故事最為人津津樂道。
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明帝夢見壹位金人，身長六丈，相貌莊嚴美好，全身金光燦爛，在金鸞殿的上空飛翔。夢醒之後，明帝遍問群臣，所夢金人到底是什麼？太使傅毅答說：「臣聽說《周書異記》中有壹段記載：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平旦時分，所有江河泉池忽然泛升高漲，四處的井水也溢出來，狂風大作，宮殿、房舍、山川、大地也都震動起來。到了夜晚，有五色光芒入貫太微，在西方遍布成青紅色。當時，昭王問太使蘇由：『這是什麼祥瑞？』蘇由回答說：『西方有大聖人誕生。』昭王問：『對天下有何影響？』蘇由答道：『此時沒有，壹千年後聲教被及此土。』於是昭王即派人把這件事情鐫刻在石頭上，埋在南郊的天祠前。如果以年代計算，剛好就是當今之時，陛下所夢的金人，想必就是西方大聖人無疑。」由於這個因緣，明帝便派遣使者蔡愔、秦景、王遵等十八人西行到印度求佛法。
奉命出使西域的蔡愔，路過大月氏國，遇到了迦攝摩騰與竺法蘭兩位高僧，這是歷史上空前的際遇，可以說，由於漢明帝壹夢，從此促成了中國向西方求取佛法而開通西域的現實需要，佛教也因此在中國展開了歷史的第壹頁。
◆迎接第壹尊佛像
迦攝摩騰與竺法蘭兩位西域高僧隨著蔡愔等人，用白馬馱著佛像圖卷軸及《四十二章經》等，自西域到中國弘揚佛法，這時是永平十年十二月三十日。蔡愔等人將攜回的佛像呈給明帝。明帝壹見，正與夢中的金人相同，驚喜萬分，令人臨摹多幅，分別供奉在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顯節壽陵上，這是中國歷史上記載有佛像的開始。
蔡愔等人所帶回的圖卷中描繪的佛像，正是當年優填王派人以栴檀木雕刻的釋迦像的畫像。
◆最初東來的印度高僧
迦攝摩騰是中印度人，精通大小乘經典。竺法蘭也是中印度人，能夠誦出幾萬章的經論。他們隨著漢明帝的使者來到洛陽傳教，並受到明帝隆重歡迎。西域高僧迦攝摩騰與竺法蘭遠自西域而來的事，引起當時道士的惶恐不安，千方百計阻止皇帝允許佛教傳入，故有壹場轟動的佛道比試。 最終以佛教勝利而圓滿。佛教從此流傳天下。
在那個時代，佛教的出現，令當時的人耳目壹新。最初，漢明帝以極隆重的儀式親自迎奉兩位高僧，招待他們住在洛陽鴻臚寺。「鴻臚」，本來是掌管諸侯和外國來朝覲者所住的賓館；「寺」，原本是當時官署的名稱。經過佛道比試之後，明帝敕旨將鴻臚寺改名為白馬寺，用以贊揚兩位高僧以白馬馱經來到洛陽，因此取名「白馬寺」。
然而，據《梁高僧傳》卷壹記載，「白馬寺」的命名由來是：相傳，某天竺國的國王，曾破壞諸寺，僅有招提寺尚未遭損毀，夜裏有壹匹白馬繞塔悲鳴。此事傳至國王耳裏，國王乃令中止破壞寺廟，因此改招提寺為白馬寺。據說，漢明帝就是沿用這個天竺白馬寺的典故，把寺名取為白馬寺。
明帝除了在寺中安置佛像，並明令該寺為迦攝摩騰與竺法蘭的安居處所，所以後代僧尼的住所就通稱為寺。白馬寺因而成為中國的第壹座佛寺。
◆漢譯佛經的濫觴
迦攝摩騰與竺法蘭熟闇西域方言，到洛陽後開始學習漢語，隨後翻譯出《四十二章經》等。漢明帝曾敕令將《四十二章經》收藏在朝廷藏書的蘭臺中。《四十二章經》，旨在宣揚佛教的基本教義，被推崇為中國第壹部漢譯佛經。
◆禪經的最初譯者
自從漢武帝時代開拓西域，「絲綢之路」成為壹條貫通中西的貿易孔道，往往伴隨著貿易而進行文化交流、宗教傳播。許多西域、天竺僧侶隨著商隊來到中國，成為中國佛教的播種者、拓荒者。
繼迦攝摩騰與竺法蘭之後，來華的西域高僧有安息國(古波斯，今伊朗)的安世高，月氏國的支婁迦讖、支謙，康居國的康僧會，以及印度的曇柯迦羅等人。因為他們都是西域人或印度人，在不熟悉漢語，又缺乏原典的情況下，只能根據他們口述的經文大意，再由中國人記錄為文字。藉由初期譯經僧的譯文來弘傳佛法，中國人開始接受佛教的思想與知識。
繼第壹部《四十二章經》譯出後，譯經僧來華愈多，也開始有完整經論的翻譯。據載：安世高放棄安息國王位而出家求道，他原本就通曉天文與醫術，又博綜經藏，尤精於阿毗曇學，壹生奉持禪經；來到中國後，很快地學會了漢語，從桓帝建和年間到靈帝建寧年間(壹四八～壹七二)，***二十幾年，翻譯了許多佛經。其中，較重要而且有影響力的是：《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大小十二門經》、《道地經》、《人本欲生經》等。當時各譯經僧所傳譯的諸經，或有謬誤的情形，而安世高所譯的經典，義理明晰，文字允正，是佛教傳入初期譯經僧中的翹楚。他譯的經典多屬小乘，以宣揚法數與禪觀為主，如《安般守意經》是壹部禪定修行的指南書，經中指出數息、相隨、止、觀、還、凈等六階段禪法的過程。關於數息的方法，帶給中國佛教的影響很深。法數，即阿毗曇(阿毘達磨)，就是佛教的基本教義以「數」的形式將教法加以分類，如四聖諦、五蘊、八正道、十二因緣等。可以說，繼迦攝摩騰、竺法蘭之後，在中國佛教史上，安世高是以最初翻譯經典而享有盛名的。
◆般若經典的初譯
與安世高的翻譯禪學經典占有同樣開創意義的，翻譯大乘般若學系統經典的是支婁迦讖。支婁迦讖，又稱支讖，他也是東漢桓帝末年來到洛陽，而在靈帝光和、中平年間(壹七八～壹八九)譯出《道行般若經》及《般舟三昧經》等***十四部。其中，《道行般若經》對弘揚般若思想，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傳教江南的先鋒
支謙是月氏的後裔，他的祖父早在漢靈帝時就率眾數百人來華，因此受封為率善中郎將。支謙名越，字恭明，是壹位居士，曾受業於支婁迦讖的門徒支亮。支婁迦讖、支亮、支謙三人，被世人稱為「三支」，有「天下博知，不出三支」的美譽。他住吳國三十多年，先後受到吳主孫權、孫亮的禮遇，拜為博士。他譯有《大明度無極經》、《大般泥洹經》、《維摩詰經》、《首楞嚴經》、《大阿彌陀經》等，壹***三十六部。由支婁迦讖介紹的《般若經》，得到支謙的大力弘揚，形成所謂的「般若學派」，與安世高的「禪學派」成為初期佛教弘傳的兩大主流。
最早把佛教傳到江南壹帶的是支謙，繼支謙之後，使佛教在江南紮根的是康僧會。康僧會的祖先是康居人，後來世居印度，其父親因經商移居交趾。十幾歲時，父母雙亡，便在交趾出家，廣讀佛書，並博覽儒家和方技之書，能文善辯。吳赤烏十年(二四七)，康僧會從交趾來到建業，從安世高的弟子受業，學習安世高所傳的小乘禪法，與陳慧***同註解《安般守意經》。
康僧會在建業，除譯經以外，立誌要把佛法傳播於江南，所以比較重視對壹般民眾的度化。他建造茅屋，設立佛像，常在市井之間托缽弘法。但是吳候孫權對康僧會驚服不已，因而發心建造佛塔，供養佛舍利。支持佛教在江南的弘揚。
這些都代表江南佛教逐漸興盛的情形。因為首次在江南建寺，故稱建初寺，這就是江南的第壹座佛寺。孫權把建初寺壹帶之地命名為佛陀裏，江南佛法因此興起，康僧會的貢獻應居首功。
◆漢僧入道的開始
魏國初期對於宗教活動曾經明令禁止，但初傳入的佛教依然在民間默默流傳。到中期以後，禁令放寬，促使印度和西域來的僧侶又在洛陽積極從事譯經和傳教活動。第壹位翻譯戒律經典的曇柯迦羅，在魏嘉平年間(二四九～二五四)從中印度來到洛陽。魏地原來就有出家人，但沒有受具足戒，只是剃除須發，外貌上不同於壹般人而已，他們舉行齋戒，從事祭祀。曇柯迦羅來魏以後，目睹這種情況，譯出《僧祇戒本》，是第壹部漢譯律本。因此，曇柯迦羅也被後世尊為中國律宗之祖。他創立傳戒制度，使剃度的出家人正式受戒，成為真正的出家僧侶，朱士行就是當中最為知名的壹位。根據史料記載，嚴佛調是中國第壹位華籍出家人，而朱士行才是中國佛教史上第壹位正式受戒的出家人。
從漢末到三國，主要是透過這些印度、西域來華的高僧大德譯經弘教，使佛教經典與佛教思想逐漸在中國播下種子。但在初傳期間，佛教與中國固有的文化思想，如儒、道兩家，必須經過壹段適應的過程，才能融入中國文化社會當中，成為中國的佛教。當佛教逐漸傳播於民間之後，信仰的人越來越多，知識分子也在其後將近百年間，接受佛學思想，使佛教思想與中國文化思想完全融和。真正為中國佛教奠定深厚根基的，則是魏晉南北朝的印度高僧佛圖澄、西域高僧鳩摩羅什，以及中國的道安、慧遠、僧肇等幾位高僧的卓越貢獻。
佛教自東漢明帝永平年間(西元壹世紀頃)傳入我國，歷經百年，到桓帝、靈帝時期才有長足的發展。然而初期傳譯的經典，都由西域間接傳來，譯經諸師既不通漢語，筆述者也未必精通教義，故難免有錯誤或未能盡善的缺憾。所以朱士行說：「文意隱質，諸未盡善。」《宋高僧傳》卷三贊寧論述初期譯經的情形是：「初則梵客華僧聽言揣意，方圓***鑿，金石難和，椀配世間，擺名三昧，咫尺千裏，覿面難通。」因此，歷代高僧冒千險，歷萬難，非西行求得正法，則不能安心。
古代西行者，多數走陸路，經甘肅走廊、天山南路，入帕米爾高原，過克什米爾，再南下赴印度；也有少數走海路的，經南海，過麻六甲海峽，到斯裏蘭卡和印度。以陸路壹線為主，當時雖有商路可通，但困難重重。除了大漠與高山的險惡外，加上漢人求法僧侶多缺資財，不諳各地語言，只有少數人結伴前行，更加艱難。
求法者艱苦備至，飽嘗九死壹生之苦，有些人勞頓積苦，客死荒途；有些人中途折返；有些人只到了於闐、高昌諸國；有些人久居他鄉而歸不得。見於記載的，則是不畏死亡，風塵仆仆在路途上的極少數人；更多人是齎誌以歿，或永遠的隱姓埋名了。在這些無以計數的西行求法高僧中，能夠留芳千古的，以法顯、玄奘和義凈等三位高僧最為著名。
西行求法，先後達五百年，最熱烈時期，也有兩世紀之久，求法高僧多達壹百八十人。最早西行求法的，就是我國第壹位出家受具足戒的朱士行。繼朱士行之後，東晉的西行求法高僧之中，致力於蒐集經典者有支法領，師事印度高僧受教者有於法蘭與智嚴，尋訪聖跡者有寶雲、智猛等人。西行高僧大多天資卓絕，學養豐碩，所以能吸收異國思想，也善能參究佛典奧義。他們不只帶回大批梵典，對譯經事業貢獻鉅大，同時傳播中國文化於國外，並且把印度的天文、歷法、醫學、因明、工藝等傳入中國。就隋唐時代而言，印度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力極大極深。西行者遊歷諸國的記錄，如法顯《佛國記》、玄奘《大唐西域記》、義凈《南海寄歸內法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等書，所記西域及南海各國人種、宗教、文化、語言、政經、地理等資料，不只有助於當代國防軍政的研究，並且也成為後世研究歷史文化、地理及南海文化的重要史料。
◆最初西行求法的朱士行
早在東漢末年，有支讖和竺佛朔譯出《道行般若經》，朱士行在甘露五年(二六〇年)出家之前，已在洛陽研究和講解該經，然發現譯文的文句簡略，義理艱澀，前後不能貫通。所以矢誌捐身，前往西域求取《大品般若經》的梵文原本。
朱士行在曹魏甘露五年從雍州(陜西、甘肅)出發，通過河西走廊到敦煌，經西域南道，橫渡流沙，直抵於闐國。於闐是天山南路南道的東西交通要道，印度佛教經由此地傳到我國內地，此地大乘雖廣為流行，但居正統的仍是小乘。
朱士行在於闐抄錄《大品般若經》的梵本，***有九十章，總計六十萬言，他想派遣弟子弗如檀等十人將該經送回洛陽。弟子弗如檀終於在晉太康三年(二八二)將該經送回洛陽，前後達二十餘年。元康元年(二九壹)，由無羅叉、竺叔蘭等人合力譯成漢本，取名為《放光般若經》。朱士行以八十高齡終老於闐。
後世著名的佛教學者，都對朱士行西行求法的壯舉給予極高的評價，他們壹致認為，從漢僧西行求法的歷史來看，朱士行可說是開創風氣的先鋒，當時通往西域的道路十分難走，又乏人引導，朱士行只憑壹片真誠，竟然達到了目的，這種熱忱足以和後來的法顯、玄奘媲美。他求法的經典雖然只限於《大品般若經》壹種，譯出也不夠完全，但對於當時的義學影響卻很大，所以翻譯佛典的風氣隨即風行於京華壹帶，凡是有心講習者都奉為圭臬。
朱士行西行的貢獻是求得《大品般若經》，從而在我國開啟了義學的先河；同時將西域佛教傳入我國，也促進了東西政治、文化的交流。
◆敦煌菩薩竺法護
在鳩摩羅什大師尚未來到中國以前，中國佛教初期最偉大的譯經家就是竺法護。大乘佛教的中心，最重要的經典《法華經》，也是竺法護以《正法華經》為題第壹次譯出，流布於世。鳩摩羅什以前，到中國的譯經僧雖然很多，但以譯經部數來看，竺法護的成績最為可觀。
竺法護，月氏國人，世居敦煌郡，八歲出家，禮印度高僧為師，隨師姓「竺」，具有過目不忘的能力，讀經能日誦萬言。為了立誌於求學，不辭辛勞，萬裏尋師，不但精通六經，且涉獵百家之說。
晉武帝泰始年間(二六五～二七四)，寺院、圖像、佛像等，普遍受到崇敬，然《般若經》等方等部的經典還在西域，未能完全傳布於中國。竺法護發憤立誌弘法，隨師遊歷西域諸國。據載，他能通達西域三十六國語言，熟諳印度、西域各國的字體、發音等，具備這樣的能力，確立了他翻譯經典的基礎。
竺法護為求《般若經》，隨師從敦煌經西域南道，先往於闐國，再到疏勒，轉往西域北道，經龜茲而回敦煌，完成西域壹周之旅。大致遊歷了安息、月氏、大秦、劍浮、龜茲、於闐、疏勒、鄯善、焉耆、匈奴、鮮卑等十幾個地方。依傳記所載，他攜帶大批胡本回中原的途中，從敦煌到長安之間，隨時隨地都在從事譯經工作。總計壹生遊化二十餘年，在武帝太康五年(二八四)譯出《修行道地經》、《阿惟越致遮經》，其後，直到懷帝永嘉二年(三○八)為止，***有二十幾年歲月，便是他在長安積極從事翻譯事業的顛峰時期。竺法護從最初譯經到晚年，在譯經事業上得到許多得力助手，如聶承遠、聶道真、帛元信、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人，都擔任潤筆譯校的工作。總計竺法護翻譯的經典***有壹五四部三○九卷(《出三藏記集》載)，其中，流傳較普遍的是《方等泥洹經》、《光贊般若經》、《漸備壹切智經》、《舍利弗悔過經》、《普曜經》等。竺法護的晚年，世局動亂，以七十八高齡入寂，窮其壹生心力從事譯經大業，是壹位偉大的譯經家。
◆橫渡沙漠遊歷印度的法顯大師
法顯，俗姓龔，平陽郡武陽(山西臨汾)人。幼年時，三個兄弟先後夭折，父母惟恐法顯也遭遇不測，在三歲時就讓他剃度為沙彌，但仍住在家中。後因患病將死，才將他送往寺院。病愈之後，法顯就不再返回俗家。二十歲受具足戒，慨嘆律藏殘缺，因而發願前往西域、印度尋求戒律原典。
東晉隆安三年(三九九)，法顯約同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人，由長安出發，取道河西走廊，行到張掖。適逢張掖大亂，道路不通，張掖王慇勤挽留，竭誠護持供養他，法顯因而在此結夏安居。
在張掖期間，壹行人又加入了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等人，彼此結伴，向西前進至敦煌。敦煌位於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壹出敦煌，就是壹片廣大無垠的沙漠，幸而當時有太守李浩供給橫渡沙漠的資糧，法顯等人於是與智嚴、寶雲等分別隨使先行。沙漠之中，氣候酷熱，多惡風，沿途所經，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目所極，茫然壹片，只憑偶而見到的枯骨為標幟。後經鄯善國(今新疆鄯善)、烏夷國(今新疆焉耆)，與寶雲等壹行人相逢。當時的烏夷國奉行小乘教，壹般居民不知禮儀，拒絕資助求法的費用，智嚴、慧簡、慧嵬遂轉向高昌(今新疆吐魯番)求助，而法顯等人則得到符公孫的供給，又繼續向西南方前進。在杳無人煙的沙漠中橫渡，實為艱難困苦，壹行人走了壹個多月後，終於到達於闐國(今新疆和闐)。此地物產豐饒，人民信仰大乘佛法，法顯等人因而受到優厚的禮遇。不久，慧景、道整隨著慧達先出發前往竭叉國，法顯等人則滯留在於闐國三個月，主要是為了觀看從四月壹日到十四日的行像盛會。結束後，僧紹獨自壹人隨胡僧到罽賓，法顯等人則經子合國，南行入蔥嶺，到達麾國過夏。其後，法顯等人再翻山越嶺，經過了二十五天，到達與印度接境的竭叉國，與慧景等人會合，並參加國王所舉行的五年大施會。
東晉安帝元興元年(四○二)，法顯等人向北印度前進，越過蔥嶺，地勢驚險，常有惡龍吐毒風，又經年飄雪，當地人稱為雪山。到北印度境內的阮歷國後，壹行人又沿著蔥嶺向西南行，山路崎嶇，千仞石壁，萬丈絕崖。法顯等人戰戰兢兢地攀過了七百多所簡陋艱險的梯道，踏踩繩橋，越印度河，到達烏萇國，在此結夏安居。然後南下，歷宿呵多國、犍陀衛國、竺剎屍羅國，到弗樓沙國，其間，僧景、寶雲隨慧達回國，慧應在此病故。法顯獨自前往那竭國，與慧景、道整會和，並在這裏度過嚴寒的冬天。
元興二年，法顯等三人南度小雪山，忽遇寒風暴起，慧景突感寒疾，氣絕身亡，法顯撫屍，悲痛難抑。
法顯壹行越過雪山，又先後經歷三十餘國，印度已在望。他們抵達王舍城後，打算前往城東北的靈鷲山禮拜，卻遭壹僧規勸：「路況不佳，噬人黑獅經常出沒，不可前往。」法顯說：「我遠涉數萬裏，經歷艱險，只有壹個心願，就是參拜佛陀當年說法處，縱有險難，也絕不退縮。」後來法顯獨自上山，並感化了黑獅。
東晉安帝義熙元年(四○五)，他再回到巴連弗邑，廣為搜求經律，當時的北印度諸國皆用口傳，並無經本可抄，因此法顯再到中印度，在城邑的摩訶僧伽藍取得《摩訶僧祇律》。據說，這就是祇洹精舍所傳的律本，十八部律由其衍生而出，是佛陀在世時，大眾所***同奉行的法規。此外，他又得到《薩婆多部鈔律》七千偈、《雜阿毗曇心論》六千偈、《綖經》二千五百偈、《方等般泥洹經》五千偈及《摩訶僧祇阿毗曇論》。法顯在印度停留期間，也用心學習梵文與梵語，抄得經律等，達成他入印度求律的目的與願望。同行的道整，遠來印度的本意雖然是在求得戒律，但目睹僧團的法則及眾僧的威儀嚴正，深受感動，因而決心留住於此。法顯則堅持要把戒律流通到漢土為目的，祇好獨自壹人回國。法顯沿著恒河東下，經瞻波國，於義熙四年到達東印度的印多摩利帝國，停留兩年之後，泛海前往獅子國(今斯裏蘭卡)。在獅子國停留兩年，得到《彌沙塞律》及《長阿含經》、《雜阿含經》、《雜藏》等梵本各壹部。
義熙七年，法顯搭乘載有二百餘人的商船泛海東行歸國，遇風飄泊九十日至耶婆提國(爪哇)，在此住了五個月。
義熙八年，法顯再搭乘貿易商船，航向廣州，又遇暴風，經八十餘日，才到達長廣郡界的嶗山(山東青島)。法顯登陸後，青州太守李嶷遣使迎請法顯到郡城，熱忱款待，法顯在此住了壹冬壹夏。
法顯從長安出發時，已經是六十歲左右的「耳順」之年，壹路西行，經六年到達印度中部，停留六年，歸程經獅子國等地，又三年才回到青州，前後已經過了十五年，遊歷三十國。
義熙九年，法顯到京都建康，在道場寺與佛馱跋陀羅從事翻譯，前後譯出《摩訶僧祇律》四十卷、《僧祇比丘戒本》壹卷、《僧尼戒本》壹卷、《大般泥洹經》六卷、《雜藏經》、《雜阿毘曇心論》等，***計百萬餘言。
法顯在建康居住數年後，再轉往荊州(今湖北江陵)的辛寺，在此圓寂，享壽八十六歲。
法顯把西行求法的經歷，寫成《佛國記》(又稱《法顯傳》)壹書，記載求法經驗、見聞及遊歷各國的風土民情、佛教狀況等，提供後人西行求法的指南。這本書是我國僧侶旅遊印度傳記中，現存最古的典籍。書中內容保存有關西域諸國的古代史地資料，為研究西域及南亞地區的古代歷史、文化的重要歷史文獻。至今，《佛國記》仍是世人公認的不朽之作，近代並有英、法、德等譯本，備受各國歷史學者和考古學者的重視。
法顯在佛教史上，不獨為佛教的高僧，在我國留學史上也是空前的第壹人，他對民族文化貢獻與影響，可說是光耀千古。
東晉末年，受法顯影響，西行求法者絡繹不絕，如康法朗、慧叡、智猛等人西行。南北朝時代西行求法者更為盛行，有曇無竭、曇朗壹行二十五人、法力等三人、寶暹壹行八人，及道普、道泰、法盛、慧覽、道藥、法獻、惠生、雲啟等，均獨自西行。其中較有成就者，以曇無竭為代表。
繼法顯之後唐代的玄奘大師再次走上了西行之路，他們都是我國西行求法的代表人物，他們不只在佛教史上功績卓著，也是文化交流的使者；他們遊歷印度的史地著作，至今已成為研究中亞、印度文化的重要史料。唐代以後，西行求法者日漸稀少。直到十二世紀回教徒入侵西北印，求法的壯舉就從此終止。
西行求法是我國高僧大德向外尋求新思想、新知識所展現的具體行動，他們為了探求佛教教義的完美，翻山越嶺，橫穿亞洲大陸，周遊佛教世界，留給後人為求真理冒險犯難的偉大精神，實為千古的楷模；他們所遺留的著作，更是後代珍藏的文化寶藏。
佛教經典的漢譯，歷時悠久，卷帙繁復，事業龐大，是我國翻譯史上最燦爛光輝的壹頁。從翻譯年代之久遠和翻譯作品之龐大來說，可以說是世界文化史首屈壹指的大業。《四十二章經》是中國第壹部翻譯的經典，那時正是佛教初傳中國的開始。由於佛經的翻譯，印度的佛教傳入中國，促進了中印文化的交流。
◆歷代的譯經事業
中國佛教的譯經事業悠久，從東漢到唐代中葉，歷時八百年左右。中唐以後，仍有大量佛教經典從梵文譯成漢文、西藏文，也有從漢文轉譯成西藏文。中唐前後的這些譯經事業及其成果，成為我國佛教典籍文獻中的壹大寶藏。到了宋、元二代，雖然也有經典的漢譯，但數量上顯著減少，而且所譯的經典多屬於印度佛教末期的典籍，或舊譯經典的重譯、拾遺，對中國佛教的發展而言，影響力也較小。譯經事業發展的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
壹、漢魏西晉時期──譯經的初創時代
第壹期佛經的引入，並非直接由印度本土，而是從西域諸國間接傳來，如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地(阿富汗以北到蘇俄南部，西到波斯壹帶)，有許多佛教學僧前來中國。當時翻譯所根據的佛典，大多是西域當地的語言或文字寫成的，通稱為「胡本」或「胡語經典」。
漢代佛經的翻譯，主要有大小乘兩大系統：壹是以來自安息國，以安世高為代表的小乘禪學派；壹是以大月氏的支婁迦讖為代表的大乘般若學。可以說，佛教傳入中國是大小乘同時並行，從經典翻譯的現象來看，正是反映了這個事實。
漢末三國時代的譯經僧中，最著名的是來自交趾(祖籍康居)的康僧會，他對江南佛教的傳播，影響極深。我國僧侶最早前往西域求法的是朱士行，他從於闐抄寫胡本的《大品般若經》九十章，囑咐弟子帶回洛陽，經由竺叔蘭與無羅叉譯出，稱為《放光般若經》。這部經在東晉時代，普遍受到研究。晉代譯師中，譯經數量最多的，首推西晉的竺法護，***譯出大乘經典壹五四部三〇九卷，譯出時間在西元二六五至二七四年間。竺法護在西元二八六年譯出《正法華經》，於是有觀音信仰的啟發。
二、南北朝、隋時期──譯經的進展時代
第二時期，譯經高僧不是來自西域，而是從印度來的。他們不但精通梵文，而且兼通漢文。由於諸譯師有系統地介紹佛經，分判不同宗論著作，逐步釐定各種義理的漢譯名詞用語，並且確立了特有的翻譯文體。他們的文體不求華美，但求切合原意，這是漢譯經典的大幅進展時期。
這壹時期的代表人物有鳩摩羅什、佛馱跋陀羅、真諦等人。
三、唐代時期──譯經的全盛時代
第三時期的譯經事業，與前兩期最大的不同，在於這時期是由中國高僧所主導，為佛教經典的漢譯與宗派的建立締造了佳績。典型代表是玄奘及義凈兩位高僧。他們曾在印度居住十幾、二十年，不但精通梵文，佛學造詣更是博大精深。此外，善無畏、不空翻譯大量的密宗經典，也是這個時期的特色。第三期不但是國人譯經達到巔峰的時期，同時也是佛教的全盛時期。此後，壹直到宋、元為止的譯經事業，都可視為唐代譯經制度、組織與規模的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