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曾到達過爪哇、蘇門答臘、蘇祿、 彭亨、真臘、古裏、暹羅、阿丹、天方、左法爾、忽魯謨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個國家，最遠曾達非洲東岸，紅海、麥加，並有可能到過澳大利亞。
鄭和在公元1414年（永樂十二年）由非洲帶來長頸鹿。沈度《瑞應麒麟頌》的附圖，由明宮廷畫師所繪。
下‘西洋’的定義：明朝初期以婆羅（Borneo）/文萊為界，以東稱為東洋，以西稱為西洋，故過去所稱南海、西南海之處，明朝稱為東洋、西洋，且暹羅灣之海，稱為漲海。
第壹次下西洋
永樂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從南京龍江港啟航，經太倉出海，永樂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回國。
第壹次下西洋人數據載有27800人
第二次下西洋
永樂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出發，到達文萊、泰國、柬埔寨、印度等地，在錫蘭山迎請佛牙，隨船帶回，永樂七年夏（1409年）回國。
第二次下西洋人數據載有27000人。
第三次下西洋
永樂七年九月（1409年10月）從太倉劉家港啟航，姚廣孝、費信、馬歡等人會同前往，到達越南、馬來西亞、印度等地，回國途中訪錫蘭山，永樂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回國。
第四次下西洋
永樂十壹年十壹月（1413年11月）出發，隨行有通譯馬歡，繞過阿拉伯半島，首次航行東非麻林迪，永樂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國。同年11月，麻林迪特使來中國進獻“麒麟”（即長頸鹿）。
第四次下西洋人數據載有27670人。
第五次下西洋
永樂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出發，隨行有蒲壽庚的後代蒲日和，途經泉州，到占城、爪哇，最遠到達東非木骨都束、蔔喇哇、麻林等國家，永樂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回國。
第六次下西洋
永樂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出發，往榜葛刺（孟加拉），史載“於鎮東洋中，官舟遭大風，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畢，……風恬浪靜”，中道返回，永樂二十年八月十八（1422年9月2日）回國。永樂二十二年，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熾即位，以經濟空虛，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動。
第七次下西洋
寶船從龍江關出水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初六（1431年1月從龍江關（今南京下關）啟航，返航後，鄭和因勞累過度於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裏去世，船隊由太監王景弘率領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
第七次下西洋人數據載有27550人。
船隊編制
鄭和下西洋的船隊是壹支規模龐大的船隊,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軍事組織進行編成的,在當時世界上堪稱壹支實力雄厚的海上機動編隊.很多外國學者稱鄭和船隊是特混艦隊、鄭和是海軍司令或海軍統帥.著名的國際學者,英國的李約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這壹時期的世界歷史之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明代海軍在歷史上可能比任何亞洲國家都出色,甚至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以致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可以說都無法與明代海軍匹敵.”
1、人數眾多,組織嚴密
鄭和下西洋船隊,是根據海上航行和擔負的任務,采用軍事組織形式組建的.
首先,人數多
鄭和下西洋的人數,史料上有明確記載的有4次.
第壹次:27800人
第二次:27000人
第四次:27670人
第七次:27550人
我們可以初步判斷:鄭和每次下西洋人數在27000人以上.約明朝軍隊5個衛,每個衛5000-5500人;從現在看到的《武職簿》,主要是來自沿海衛所.當時西方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航海的人數:分別在90-1500人之間;170多;265人.我這裏不是單純地談數量,而是說明壹個科學道理,航海人數的多少,反映了壹種實力,尤其是在古代社會,它需要各方面物質保障,很不容易.
其次,船隊編制. 根據我們海軍專業人員多年研究,鄭和船隊由舟師、兩棲部隊、儀仗隊三個序列編成.舟師就是現在的艦艇部隊,基本單位戰船,它們被組成編隊,叫前營、後營、中營、左營、右營;兩棲部隊用於登陸行動;儀仗隊擔任近衛和對外交往時的禮儀,莊嚴威武.
按照下西洋的任務,鄭和船隊人員主要有五個部分:指揮部分、航海部分、外交貿易部分、後勤保障部分、軍事護航部分.指揮部分:整個船隊的中樞,對航行、外交、貿易、作戰等進行指揮決策.鄭和職務是欽差正使總兵太監;航海部分:航海業務、修船的、預測天氣的等;外交貿易部分:外交禮儀的、進行貿易的、聯絡翻譯的;後勤保障部分:管理財務的、後勤供應的、起草文書的、醫務人員等;軍事護航部分:負責航行安全和軍事行動的. 從對鄭和船隊人員組成研究,編制是完善的、嚴密的,體現了古代中國人民豐富航海經驗,確保鄭和下西洋的實現.
發展海外貿易
鄭和下西洋發展的海外貿易包括朝貢貿易，官方貿易和民間貿易。
鄭和作為明朝的使者，每到壹地，都代表明朝皇帝拜會當地國王或酋長，同他們互贈禮品，向他們表示通商友好的誠意。鄭和還同各國商民交換貨物，平等貿易，購回當地的特產象牙、寶石、珍珠、珊瑚、香料等。
航海裝備－寶船
據《明史》《鄭和傳》記載，鄭和航海寶船***63艘，最大的長四十四丈四尺，寬十八丈，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現今長度為151.18米，寬61.6米。船有四層，船上9桅可掛12張帆，錨重有幾千斤，要動用二百人才能啟航，壹艘船可容納有千人。 《明史?兵誌》又記：“寶船高大如樓，底尖上闊，可容千人”。
在鄭和下西洋的船隊中，有五種類型的船舶。第壹種類型叫"寶船"。最大的寶船長四十四丈四尺，寬十八丈，載重量八百噸。這種船可容納上千人，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只。它的體式巍然，巨無匹敵。它的鐵舵，須要二，三百人才能舉動。第二種叫"馬船"。馬船長三十七丈，寬十五丈。第三種叫"糧船"。它長二十八丈，寬十二丈。第四種叫"坐船"，長二十四丈，寬九丈四尺。第五種叫"戰船"，長十八丈，寬六丈八尺。可見，鄭和所率領船隊的船只，有的用於載貨，有的用於運糧，有的用於作戰，有的用於居住。分工細致，種類較多。我們可以說，鄭和的船隊是壹支以寶船為主體，配合以協助船只組成的規模宏大的。
肯定派
認為明史基本上正確，因為南京靜海寺鄭和殘碑所記“兩千料海船”，不是“寶船”，而是較小的“戰座船”。
對南京鄭和造船廠的考古，發掘出壹根約15米長的舵，和明史所述寶船大小相符。
南京鄭和造船廠的船塢寬可容20丈。
伊本?白圖泰（ibn Battuta）（1304-1377年）遊記中早已紀錄中國巨大的12張帆可載千人的海船。白圖泰的紀錄可作為12帆載千人的寶船的旁證。
質疑派
認為木材強度有限，過大的船體無法保證水密性，難以做長時間的航行。
根據南京靜海寺鄭和所立殘碑記載，鄭和首次出海寶船為“兩千料”，根據他們推論，折合長約為長十五到二十丈，寬六到八丈左右。載重量約為五千噸。
至今未有人復制能夠實際航行的四十四丈“寶船”。目前復制中的寶船多采用質疑派的說法。
即便采用質疑派的說法，鄭和寶船仍是當時世界首屈壹指的巨型船舶。
航海技術
根據《鄭和航海圖》，鄭和使用海道針經（24/48 方位指南針導航）結合過洋牽星術(天文導航)，在當時是最先進的航海導航技術。鄭和的船隊，白天用指南針導航，夜間則用觀看星鬥和水羅盤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於對船上儲存淡水、船的穩定性、抗沈性等問題都作了合理解決，故鄭和的船隊能夠在“洪濤接天，巨浪如山”的險惡條件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很少發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約定方式懸掛和揮舞各色旗帶，組成相應旗語。夜晚以燈籠反映航行時情況，遇到能見度差的霧天下雨，配有銅鑼、喇叭和螺號也用於通訊聯系。
體現鄭和下西洋航海技術,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天文航海技術
中國很早就可以通過觀測日月星辰測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鄭和船隊已經把航海天文定位與導航羅盤的應用結合起來,提高了測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確度,人們稱“牽星術”.用“牽星板”觀測定位的方法,通過測定天的高度,來判斷船舶位置、方向、確定航線. 這項技術代表了那個時代天文導航的世界先進水平.
2、地文航海技術
鄭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術,是以海洋科學知識和航海圖為依據,運用了航海羅盤、計程儀、測深儀等航海儀器,按照海圖、針路簿記載來保證船舶的航行路線.航行時確定航行的線路,叫作針路,羅盤的誤差,不超過2.5度.
3、《鄭和航海圖》
《鄭和航海圖》得以傳世,多虧明代晚期作者茅元儀收錄在《武備誌》中.原圖呈壹字形長卷,收入《武備誌》時改為書本式,自右而左,有圖20頁,***40幅,最後附“過洋牽星圖”二幅.海圖中記載了530多個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個,最遠的東非海岸有16個.標出了城市、島嶼、航海標誌、灘、礁、山脈和航路等.其中明確標明南沙群島(萬生石塘嶼)、西沙群島(石塘)、中沙群島(石星石塘),1947年民國政府內政部以鄭和等命名南海諸島礁,紀念這位偉大的航海家.
《鄭和航海圖》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航海圖集.該圖與同時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蘭海圖相比,《鄭和航海圖》制圖的範圍廣,內容豐富,雖然數學精度較其低,但實用性勝過波特蘭海圖.英國李約瑟在《中國科技史》壹書中指出:關於中國航海圖的精確性問題,米爾斯(Mills)和布萊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細的研究,他們二人都很熟悉整個馬來半島的海岸線,而他們對中國航海圖的精確性作出了很高的評價.
鄭和下西洋折射出的中國先進航海科技光輝,表現了中國古代人的偉大智慧,從而創造了鄭和下西洋的偉大航程.
鄭和下西洋的意義
鄭和曾到達過爪哇、蘇門答臘、蘇祿、彭亨、真蠟、古裏、暹羅、阿丹、天方、左法爾、忽魯謨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個國家，最遠曾達非洲東岸，紅海、麥加，並有可能到過澳大利亞。這些記載都代表了中國的航海探險的高峰，比西方探險家達伽馬哥倫布等人早80幾年。當時明朝在航海技術，船隊規模、航程之遠、持續時間、涉及領域等均領先於同壹時期的西方。
在鄭和下西洋的歷史意義，還有有許多超出於航海之外的解讀。“鄭和時代的中國，則是真正承擔了壹個文明大國的責任：強大卻不稱霸，播仁愛於友邦，宣昭頒賞，厚往薄來。
鄭和檔案被毀之謎：據《殊域周咨錄》記載，鄭和下西洋的檔案《鄭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明憲宗成化年間，皇上下詔命兵部查三保舊檔案，兵部尚書項忠派官員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已被車駕郎中劉大夏事先藏起來。項忠追問官員，庫中檔案，怎麽能夠失去？當時在場的劉大夏說“三保下西洋，費錢幾十萬，軍民死者萬計，就算取得珍寶有什麽益處？舊檔案雖在，也當銷毀，怎麽還來追問？”。
《鄭和出使水程》應當包括大量原始資料，如皇帝敕書、鄭和船隊的編制、名單、航海日誌，賬目等。大批鄭和檔案究竟有沒有被劉大夏銷毀，至今仍然是個謎。大批鄭和檔案失蹤，給鄭和研究帶來很大的困難和限制。
鄭和發現美洲論：在2002年出版的暢銷書《1421年：中國發現世界》中，前英國皇家海軍潛水艇指揮官加文?孟席斯提出鄭和船隊的分隊曾經實現環球航行，並早在西方大航海時代之前便已發現美洲和大洋洲的論點。
2006年1月16日，北京和倫敦的格林威治國家海事博物館同時展出壹張1763年繪制的附註有永樂16年(1418年)的中國航海地圖。該中國航海地圖有詳細的航海區域，以及繪畫美洲、歐洲、非洲的的輪廓。除此以外，該圖更附有對美洲土著（膚色黑紅、頭和腰戴羽毛），以及澳洲土著（膚色黝黑、赤身、腰部戴有骨制品）的描術。唯壹缺憾是該航海地圖中沒有不列顛島的記載。 根據該地圖的收藏家中國律師劉剛稱，他是在2001年以500美元從壹個上海商人處購得該地圖，並且因為讀過上文提到的《1421年：中國發現世界》而得知該航海地圖的歷史重要性及意義。
鄭和航行前後達28年,他訪問了30多個國家和地區。每到壹地，鄭和贈給各國國王厚禮，以示友好，船隊帶去絲綢、瓷器、銅鐵器、金銀和其他手工業品交換當地特產。隨行官員隨時記錄見聞。回航時，各國派使同來，贈珍寶特產給明皇帝，並與中國商人交換。友好的交往，擴大了貿易，也增進了了解。鄭和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使命，南洋等地的人民壹直紀念這位和平友好的使者，在壹些城市裏，至今還保有紀念鄭和的寺廟和勝跡。鄭和七次遠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歐洲航海家哥倫布、華哥達·伽馬的海上活動，都比鄭和晚得多，他們幾次航行，人數在100人左右，船只三、四艘，噸位最大的僅120噸。在航程、規模、組織等方面，鄭和都超過這幾個歐洲航海家
目的及意義:
目的:
鄭和下西洋主要目的是宣揚國威,另說還有壹個目的是尋找建文帝的行蹤.當時明朝相對於周邊和西歐國家來說是發達的,為了宣揚明朝的繁榮明成祖才讓鄭和下西洋,宣揚國力昌盛富強與海外各國交流.
鄭和下西洋的目的與西方開辟新航線的目的不同,單求政治目的而不是經濟目的.但他下西洋的行為具有深遠的影響和重要意義:
鄭和下西洋加強了我國與世界各國的交流,將我國的文化和技術傳到了海外,宣揚了國威.同時也取的了壹定的經濟收益,和經濟交流.但經濟收益是很少的.
意義:
鄭和下西洋所體現的中華民族熱愛和平、睦鄰友好、自強不息的中華民族優良傳統。
揭開了世界大航海時代的序幕
與會專家學者認為，明初鄭和出使西洋揭開了世界大航海時代的序幕，是中國擁抱外部世界的象征；鄭和以多元宗教文化為先導，打通東南亞海上絲綢之路的實踐，將中國的航海事業銘刻在世界航海史的裏程碑上。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員鄭壹鈞在主題為《人類歷史轉軌時期偉大的和平實踐》報告中提出，1405年，鄭和首次下西洋，揭開了世界性大航海活動的序幕。鄭壹鈞說，由於世界性大航海時代的到來，東西方交通為之大變，促進了世界各國之間的往來，逐漸打破了全球東西方之間、各大洲不同地區之間相對封閉隔絕的狀態。這對人類社會與國際關系，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導致人類社會日益具有世界性，從此進入壹個帶根本性的歷史轉軌時期。在這個人類社會發展的關鍵時期，發生於東方的鄭和航海壯舉，讓大批中國人走出國門，走向海洋，在人類文明交匯的大舞臺上，以偉大的和平實踐，譜寫了十五世紀初人類文明史上的壯麗篇章。臺灣中華鄭和學會理事王桂巖與鄭壹鈞觀點相近。王桂巖說，鄭和率領兩百余艘船只、兩萬七千余人員的龐大艦隊出使遠航，是世界航海史的空前首航，是了不起的偉大成就，同時也將海上交通推上高峰，震驚了西洋的航海冒險家，激起了他們東來的欲望，進而使世人認識了海洋，開辟了海上航道，增進了世界經濟繁榮及文化交流。
嘗試建立和平和諧的國際社會秩序
專家們認為，與同時代的西方大航海不同，以鄭和為代表的中國人大航海，推動大批中國人以空前的規模走向海洋，是為了以中國人傳統的政治道德理念，嘗試建立和平與和諧的國際社會秩序。鄭壹鈞說，中國傳統的政治哲學，是以“仁”、“恕”為核心的價值理念。鄭和使團在海外努力傳播中華文教，與古代誌士仁人所追求的大同理想，追求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的和諧發展，是壹脈相承的。這種“大同”與“和諧”的理想，也是各國人民向往“世界大同”理想的壹種表現，反映了海外各國人民向往美好幸福生活的願望。印度尼西亞三寶壟市儒學會會長林義彪從自己家鄉人民對鄭和的崇拜來表述鄭和下西洋和平之旅的意義。林義彪認為，鄭和下西洋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創舉，是中外關系的豐碑。鄭和航海圖也被以後的西方航海家所利用。他說，鄭和下西洋，向各國推廣中國的農業和手工業的先進技術，傳播了文化文明，促進了各國經濟的發展。
播撒文化理念的“香料之旅”
鄭和下西洋，固然有其貿易上的貢獻，因為當時明代的陶瓷、絲綢、錢幣等，多為東南亞各地人民所喜愛及需要；而產自南洋各地的香料、染料等，也為國內所需要，這種各取所需的現實，使鄭和的遠航彰顯了貿易的重要性。但專家們認為，鄭和遠航影響之持久深遠的，還是在文化交流方面。澳大利亞悉尼大學海洋科技系教授瓊斯把鄭和下西洋傳播東方文化的旅程稱為傳播文化理念的“香料之旅”，稱其比穿越中亞的絲綢之路影響更為深遠。王桂巖則認為，壹方面，就中華文化的西傳而言，鄭和所到之處，往往立石紀功，宣揚中國文化；另壹方面，西洋基督教大量傳入中國，同時使西洋的數學、理化、天文等學術教材也隨之傳入，使西洋現代化的科技學術啟蒙了當時的高級官員及知識分子，這也是鄭和出使對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