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的發展歷程
中國陶瓷的蒙昧時期（約1萬年前—約公元前13世紀）
陶器的誕生最直接的原因是火的使用。大約在170萬年至70萬年前的元謀人時代就開始用火了，被焙燒的土地或粘土會變得堅硬，這給了原始先民以靈感，由此而發現了陶器。馬克思在《摩爾根“古代社會”壹書摘要》中認為，制陶術的發明“在某種程度上控制了食物的來源，從而開始過定居生活”。據傳在炎帝神農氏時代，人們還發明了制陶技術。《周書》記載：“神農耕而作陶。”陶器的發明，揭開了人類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與自然作鬥爭的嶄新的壹頁，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壹項技術革命。雖然遠古陶器原料粗糙、造型簡單、燒成溫度偏低，但這畢竟是人類利用化學變化制造器物的嘗試，它的發明，大大地改進了原始先人的生活質量。
在漫長的中國陶瓷發展歷程上，這時的陶器制造還處於壹個蒙昧時期，盡管它是那樣的五光十色，那樣的絢麗多姿，但相對精美的瓷器制造工藝而言，壹直處於懵懵懂懂的初級階段。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我國考古發現了大量早期制陶遺跡，如距今約10000年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江西萬年縣仙人洞陶罐、廣西桂林甑皮巖殘灰陶片、河北徐水縣南莊頭遺址發現的陶器碎片。此外還有8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的紅陶、7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彩陶、6000多年前的大汶口的黑陶等。讓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是，4000多年前龍山文化薄如卵轂的蛋殼黑陶，至今無法仿造出來。先民用神奇的雙手，借助天地間的聖火燒制黑陶，再壹次有力地印證了華夏文明的演進和傳承。中國傳統文化強調連續性和統壹性，可中國各地的考古證明，各地區往往都有自己獨特的傳統，有自己的文化源頭。
我曾前後實地考察過河姆渡遺址、半坡遺址、大溪遺址、仰韶遺址、馬家窯遺址、龍山遺址、大汶口遺址、良渚遺址、紅山遺址、三星堆遺址以及西藏、新疆、青海等廣大地區的新石器文化遺存，並對其進行了大量比較鑒別。陶器的發明並不是某壹個地區或某壹個部落古代先民的專利品，任何壹個古代農業部落和人群，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都能在各自獨立的環境中創造出來，歐洲已發現二三萬前的陶器。我所見到的這些文化遺存，可以說都是當地土生土長的土著文化，而決不是所謂“中國文明西來說”，不是中國史前文化只是仰韶彩陶文化和龍山黑陶文化的概念，也不是在近代中國史學界占主導地位的“中華文明起源於中原而後光被四夷”的觀點。“文明西來”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雖然已知歐洲制陶歷史早於中國，但要從歐洲流傳過來，幾乎沒有可能性。當年發現馬家窯文化的瑞典人安特生曾宣揚此說，但到了晚年也徹底改變了這種看法。中國地域遼闊，自然環境差異很大，高山、大川、森林、沙漠等造成阻隔，不同地區形成不同文化的特點，導致中華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但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取長補短，相互融合，豐富內涵，最終逐步走向壹體化，成為大中華的主流文化，這猶如無數條涓涓細流最終匯入浩瀚的長江、黃河壹樣。
陶器制造和使用是人類文明的進步，相對以後發明創造的瓷器而言，它似乎處於壹個孕育時期。人們仔細鑒賞這壹時期的灰陶、彩陶、黑陶、白陶等，從中可以汲取智慧，誘發靈感，激揚豪情與自信，在精神上獲得巨大享受。
中國陶瓷的萌芽時期（約公元前13世紀—公元1世紀）
中國瓷器經過古陶器漫長的孕育，終於在希望的原野上萌芽。大約在夏商之際，原始瓷器發軔於贛、浙壹帶。商代中晚期的“原始青瓷”已經像模像樣了，它可能為我國瓷器的鼻祖，屬於瓷器的萌芽時期，這為瓷器的發明創造了壹個重要條件。盡管在山西夏縣東下馮遺址發現了距今4000多年前的原始瓷，但那只是偶然的現象，還不具有普遍的意義。
當商代冶煉青銅的爐火在神州大地閃爍以後，陶藝的光彩就日趨黯淡。此時，原始青瓷終於橫空出世，光耀神州。瓷器生產要具備下列條件：1、瓷土須是高嶺土；2、要有玻璃質感的釉色；3、通常燒制的溫度在1200～1300℃。與陶器相比，瓷器具有質地堅硬和清潔美觀的優點，敲擊聲清脆悅耳。當中原國家大規模鑄造精美的大型禮器以祭祀冥冥之中的神明時，越人卻用珍貴的青銅鑄造工具、農具和兵器，腳踏實地面對現實，努力務實地發展經濟，將“耕戰”視為國家事務的重中之重。越人依山勢建造龍窯，提高了窯爐溫度。采用泥條盤築法為成型工藝，在原始瓷器上施薄薄的青黃色釉，又因釉中含鐵，瓷器呈青綠色，故名青瓷。
去年春天，我在江西考察古窯遺址時，同行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樊昌生先生告訴我：商代最大的窯場已在鷹潭市童家鎮角山被發現，據專家對原始青瓷測試數據表明，它和近現代瓷器沒有什麽區別，遺址面積3萬余平方米，已揭露400平方米，發現饅頭窯和龍窯爐近10座，先後出土完整和已修復器物570余件，器形有鼎、壺、尊、豆、碗、甕等，流行圜底器、三足器和非常少見的平底器。裝飾紋樣最多的是雲雷紋、方格紋、葉脈紋、弦紋等。我在浙江湖州考察時見過商晚期原始青瓷，在德清看到春秋戰國時期大量原始青瓷的碎片。在蕭山、諸暨、紹興交界處考察印象特別深刻，那裏有質量很高的原始青瓷，春秋時期這裏好似今天的經濟開發區：煙囪林立，作坊滿地，窯場遍布，是當時手工業制陶和交易的中心，這為越國贏得巨大的利潤，也為最終越人擊敗吳國，作好了財力上的準備。春秋戰國時代的原始青瓷，比以前規範，胎泥精選，釉料配制，拉坯由手工盤條改進為輪制，器型紋飾部分借鑒青銅工藝漸趨美化。這證明長江流域、南方地區在商代同樣有發達的文明。
秦漢之際的原始青瓷技術從理論上講應該不斷前進，但事實卻出現了大倒退。戰國末年空前的征戰，引發社會動亂，導致原始青瓷技術發展的停頓，甚至中斷。秦漢的原始瓷好像完全是另起爐竈的，看不到直接的傳承關系，故只能稱之為“釉陶”。但是原始瓷在越國故地復興，又似乎說明原始瓷的工藝傳統和影響並未完全斷絕。秦漢的原始瓷以仿銅禮器的鼎、盒、壺、鐘為常見，很少發現戰國時盛行的碗、缽、盤、盅等壹類的飲食器。裝飾的紋樣以弦紋、水波紋、雲氣紋等為主，甚至完全不用戰國時常用的S紋等裝飾。
漢代由於社會穩定，農業、手工業發展較快，厚葬風氣在民間普遍盛行，從墓葬出土來看，器物還是沿襲仿造青銅禮器隨葬的舊俗。西漢晚期燒制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以盤、罐、碗、耳杯等為主，同時出現了屋、倉、豬欄、羊舍、牛羊雞犬等明器和瓷塑。我們在浙江漢代龍窯遺址裏，可以清楚地看到原始瓷向瓷器演進的整個過程，青瓷終於隨著社會進步從萌芽走向成熟，這是歷史的必然。
中國陶瓷的建制時期（約公元2世紀—約公元6世紀）
凝聚著古越人智慧結晶的龍窯技術及其產品在浙江大地上日臻完善，在經歷戰國秦漢數百年的動蕩與停滯以後，東漢晚期以上虞小仙壇窯址為代表的寧紹平原東部地區，終於率先燒制出成熟瓷器，瓷器完成了歷史上的“隸變”，這是中國陶瓷史上的裏程碑，中國瓷器從此走進了建章立制的偉大新時代。中國是陶瓷的故鄉，“China”邁向世界，成為中國的代名詞。
從上虞縣小仙壇東漢晚期窯址出土的青瓷，質地細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溫燒成；器表通體施釉，胎釉結合得相當牢固；釉層透明，瑩潤光澤，清澈淡雅，秀麗美觀。越人率先奏響了成熟瓷器誕生的前奏曲，並最終成就了青瓷的發明創造。這件影響人類文明進程的重大事件在浙江完成，是越人智慧、創造力的表現，也是中華民族對世界物質文明的偉大貢獻。
瓷器比陶器堅固耐用，清潔美觀，造價低廉；原料分布極廣，蘊藏豐富，容易推廣燒制。瓷器這壹新生事物如雨後春筍，以頑強的生命力在中華大地茁壯成長。東起東南沿海的江、浙、閩、贛，西達長江中上遊的兩湖、四川都相繼設立瓷窯，分別燒制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南方的越窯、甌窯、婺州窯、德清窯等窯爐林立，爭奇鬥艷，出現空前繁榮的景象。其中以越窯發展最快，窯場分布最廣，瓷器質量最高，器型更趨完備，成為引領瓷器潮流的帶頭羊。
瓷器到了三國時，吳國統治者盛行以青瓷陪葬。對平民百姓來說，價廉物美的隨葬器皿莫過於陶瓷制品。厚葬之風對制瓷業的刺激作用是可以想見的，更促使青瓷制作技藝提高。魏晉南北朝是我國瓷器生產躍進時期，晉代首次出現了中國文字史上的“瓷”字，“晉瓷”不僅數量多，而且器型更加豐富多彩。青瓷制瓷區域也由南及北推進，特別是北方山東淄博窯在北齊時期已生產優質青瓷。我到淄博窯考察過，那裏的青瓷無論是造型，還是釉色都是仿造南方越窯的。青瓷壹統天下，燒制的地域進壹步擴大，但此時也有少量的黑釉瓷和白釉瓷被發現。這個時期，社會動蕩，戰亂不斷，民族的融合及佛教文化的傳入，促使陶瓷藝術風格的多樣化。
青瓷、白瓷、黑瓷的相繼出現，標誌著中國瓷器建制已大功告成。北方制瓷手工業的迅速發展，尤其是白瓷的出現，為制瓷業開辟了壹條廣闊的道路。從出土文物看來，白瓷最早出現於北朝的北齊，迄今發現最早的白瓷是北齊武平六年(575年)範粹墓的白瓷。隋大業四年(608年)的李靜訓墓，也出土了壹批白瓷器，胎質潔白，釉面光潤，其中的龍柄雙邊瓶和白瓷龍柄雞頭壺為最精。有了白瓷，才可能有影青、青花、釉裏紅，才可能有鬥彩、五彩、粉彩等琳瑯滿目、色彩繽紛的彩瓷。黑瓷的原產地在浙江德清，我前年在遺址考察時還拾得春秋時代的褐黑釉瓷片，可見黑釉瓷產生也有漫長的孕育發展過程。東晉之後，北方也開始燒制黑瓷。河北平山縣北齊崔昂墓出土的壹件黑釉四系缸，標誌著北齊時期已經出現了比較成熟的黑瓷。這壹切都為唐宋北方名窯的普遍出現打下堅實基礎，也是唐宋瓷業高峰時期到來的序曲。
中國陶瓷的高峰時期（公元618年—公元1270年）
唐宗宋祖，壹代天驕。盛唐揭開了中國古代最為燦爛奪目的篇章，壹種為國立功的榮譽感和英雄主義彌漫在社會氛圍中。文人也出入邊塞，習武知兵，當時著名詩人很少沒有親歷過大漠苦寒、兵刀弓馬的生涯。這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文武全才、生活浪漫的巨人們非常相似。到了唐玄宗時李白那種豪邁氣度，依舊躍然紙上，這就是大唐氣象。陶瓷進入了唐代，才蛻變到成熟的境界，跨入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瓷器高峰時代。奔騰的駿馬，“沙漠之舟”駱駝，肥碩的仕女俑，雄健的武士俑等，色彩艷麗的唐三彩成為唐代陶瓷工業繁榮的標誌。唐代商貿極度繁榮，使得銅錢不敷應用，為了聚銅制錢，朝廷詔諭天下禁用銅器。瓷器使用越來越廣泛，加上茶道盛行，茶具需求量大增，也引起了統治者的高度重視，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高祖下詔“制器進禦”，同時派官員前來管理燒制瓷品，銷行全國。
盛唐時期，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在南方專門燒制青瓷的越窯，聰明的工匠試制出了壹種特殊的瓷器，瓷胎輕薄致密，釉層晶瑩細潤，在入窯前還要在匣缽上加以特殊處理，最終燒成了潤澤如玉、清亮似水的“千峰翠色”秘色瓷！北方以“白如雪”為代表的邢窯生產的白瓷，瓷胎、瓷釉白度都很高，叩之發出金石之聲。四川等地也燒制白瓷，唐代大詩人杜甫晚年生活在成都，他就寫過壹首膾炙人口的《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碗》，詩雲∶“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碗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杜甫將距成都不遠的大邑白瓷描繪得細致確切。黑、黃、花瓷及絞胎瓷器燒造成功，以長沙窯為代表的彩瓷、鞏縣青花瓷的出現，壽州窯黃釉瓷的燒制，打破了“南青北白”比較簡單的抗衡。從唐末五代開始，中國瓷器史上出現了名窯林立的鼎盛局面。
公元960年，趙匡胤被部將擁戴為皇帝，建號宋，從此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百姓得以休養生息，社會比較穩定，促進生產的恢復和社會進步，但盛唐時期那種雄健尚武的精神逐漸喪失。貴族出身的趙氏皇帝文化素養極高，喜歡素雅嫻靜的釉色，成為當時社會的主色調。兩宋時期官窯制度確立， “五大名窯”即官窯、汝窯、哥窯、定窯、鈞窯等各領風騷。官窯的瓷器形成了不同於民窯器物的藝術風格。這標誌著中國瓷器制作達到了空前的高峰。
宋朝是中國科技、文學和藝術高度發達的時期，陶瓷業蓬勃發展，瓷窯遍布全國各地，地方風格濃郁。宋瓷的美學風格，近於沈靜素雅，鈞瓷雖燦如晚霞，但也不像唐三彩的熱烈華麗。宋瓷所創造的新的美學境界，不僅重視釉色之美，而且更追求釉色質地之美。宋代統治者為從根本上摧毀吳越國的政治基礎，將生產秘色瓷的上林湖窯工征調到北方，從而加強技術力量，使北方諸窯興旺發達起來。秘色瓷曾經是中國陶瓷史上登峰造極的佼佼者，卻伴隨著唐王朝的衰落而沈寂了。
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宮廷專職文物保管員呂大臨編撰《考古圖》，所收銅器210件，玉器13件。書中繪制器形圖，還記錄器物的尺寸、銘文等供人們研究。從此文物鑒定與學術研究融合壹起，這在宋以前是沒有的。這種著錄在文物鑒定史上是壹種創舉，為後世文物研究開了先河，也為瓷器全面仿制先秦禮器奠定了基礎。
宋代還出現了“六大窯系”即指北方的定窯系、鈞窯系、耀州窯系、磁州窯系和南方的龍泉青瓷窯系、景德鎮青白瓷窯系，此外還有著名的建窯、吉州窯、潮州窯、繁昌窯等。窯系的形成是我國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學習、不斷創新的結果，也是制瓷工藝在傳播過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條件、生活習俗的影響應運而生的產物。同時因為競爭，壹種瓷器在市場上受到歡迎，會導致鄰近瓷窯的相繼仿制，繼之就是瓷窯的增加與窯場的擴大，形成瓷窯體系。此時不同的窯口的瓷器有各自不同的獨特風格，百花齊放，推陳出新。
南宋時為應付宮廷、官府的需要，開始生產壹種富有詩意的名稱叫梅子青、粉青釉的龍泉瓷器。龍泉窯迅速發展，除了龍泉地區自然條件的優越，還因入金以後，北方瓷業衰落，南宋立國水鄉、海隅，水上交通發達，有利於商業、貿易的發展。南宋政府又以發展海外貿易為國策，宋寧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為防金銀外流，“命有司止以絹布、錦綺、瓷器之屬博易”（《宋史·食貨誌》），這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龍泉青瓷在東亞和東南亞及東非、阿拉伯諸國都是很受歡迎的商品，這種情況到了元代仍有盛無衰。有海外市場的支持，終於迅速發展為壹個窯場眾多的龐大窯系。
同宋並列的遼金，是我國契丹族與女真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權。遼代的制瓷業主要是由戰爭中俘獲來的漢人發展起來的。據《遼史》記載，從太祖至世宗多次對定州等地進行掠奪。定州是定窯所在地。離定州不遠的邢窯壹帶60多年之中發生戰禍28起，《資治通鑒》對此有較詳細的記載。遼金制瓷的工匠，大多是來源於中原的磁窯鎮和定窯。遼金的瓷窯，已知的有赤峰缸瓦窯等7處之多，遼金的瓷業成就主要來自華北地區漢族工匠的創造。
唐代瓷器的輸出，主要是作為禮品賞賜來使和饋贈外國王室的，晚唐五代時期才通過貿易渠道出口。唐代越窯、邢窯、長沙窯等瓷器的輸出主要靠“絲綢之路”，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敘利亞及地中海沿岸各國，同時還通過交州、廣州、泉州、揚州四大港口的海路運往國外。宋代我國瓷器運銷到外國，出口主要靠海路，如廣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等港口。在地中海沿岸、東南亞和東亞等國出土大量的中國古代瓷器就是壹個很好的見證。宋代制瓷工藝在我國陶瓷史上的最大貢獻是為陶瓷美學開辟了壹個新的境界。瓷器作品的儀態和風範高貴、典雅，為後世陶瓷業長期模仿，令人贊嘆並為之傾倒。
中國陶瓷的“獨秀”時期（公元1271—公元1911年）
元帝國的建立，結束了宋、金、西夏對峙的分裂局面，它為明清兩代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大發展奠定了基礎。在瓷器發展史上，元代是壹個承前啟後的重要時期。國內市場的統壹，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繁榮，刺激手工業的進壹步發展。元政府重視對外貿易，至元廿壹年（1284年）起，政府欲將海外貿易變為官辦，禁民間私自貿易，但事實根本無法禁絕，官營和民營的海外貿易都十分發達。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在《遊記》中說，“元朝瓷器運銷到全世界”，可見其外銷之廣。元代的瓷器生產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
元代在景德鎮設“浮梁瓷局”，這是歷史上第壹個官方瓷業機構，專門負責官府用瓷及官辦貿易所需瓷器。瓷局代表朝廷，集中了人才、技術、原材料等多種優勢，這對景德鎮瓷業的發展是壹個有力的促進。明代初期，景德鎮設禦窯廠，專門燒制官府用瓷。為確保產品的數量和質量，官府把在戰亂中失散的工匠又重新集中起來，景德鎮制瓷規模空前龐大起來，“工匠來八方，器成天下走”反映了瓷業繁榮的景象。中國制瓷業由宋代“百花齊放”，進入了景德鎮窯“壹枝獨秀”的“獨秀”時代，景德鎮成為全國制瓷中心，贏得了“瓷都”的桂冠。
景德鎮制瓷業在元代進入了壹個創新時期。工匠們改進制胎原料，采用了瓷石加高嶺土的“二元配方”，提高了燒成溫度，減少了器物變形。卵白釉瓷“樞府瓷”馳名天下，聞名遐邇的青花瓷出現後，很快占據了我國瓷器生產的主導地位，另有剛剛問世的釉裏紅，以及各種單色釉瓷，藍地白花瓷等，從而結束了元代以前瓷器的單壹影青釉和單壹刻劃花裝飾的局面。元青花瓶，最近在國際拍賣市場拍出2.3億人民幣的天價。
青花瓷使中國繪畫技巧與制瓷工藝的結合更趨成熟，強烈的中國氣派與風格發展到壹個新的階段。所謂的青花是指應用鈷料在瓷胎上繪畫，然後上透明釉，在高溫下壹次燒成釉下彩瓷器。青花瓷的特點：壹是青花發色鮮艷，色彩穩定；二是青花為釉下彩，紋飾永不褪脫；三是我國雲南、浙江、江西都有青花的原料出產，也可從波斯進口，供應充沛；四是白地藍花，明凈素雅，中國傳統水墨畫的效果凸現出來；五是價廉、實用、美觀。青花瓷的這些明顯優點，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發展起來，景德鎮出現了空前的繁榮。
明代瓷器生產幾乎由景德鎮壹統天下，各類陶瓷藝術品璀璨生輝。景德鎮不僅官窯興旺，民窯也有很大發展，形成了“官民競市”的局面，這種競爭促進了瓷業的發展。景德鎮已成“天下窯器所聚……萬杵之聲殷地，炎光燭天，夜令人不能寢”的江南雄鎮。永樂、宣德年間的銅紅釉和其他單色釉的燒制成功，釉上三彩、五彩、多彩等在工藝上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並研燒出了鬥彩瓷。以成化鬥彩為代表的彩瓷，是我國制瓷史上的空前傑作，它表明了當時制瓷業高超的技術水平。景德鎮將我國瓷器裝飾技術推進到壹個嶄新的階段。
清初，隨著封建政權的相對穩定，社會經濟的迅速恢復和發展，順治二年手工業“匠籍”的廢除，國外對中國瓷器的需求量的增加，使景德鎮瓷業生產在清代前半期達到復元，代表了整個時代的水平。自康熙十九年禦窯廠正式恢復到乾隆中葉，瓷業生產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制瓷技術更趨嫻熟精湛，品種尤為豐富多彩。高低溫顏色釉“瑩潤純全”，琺瑯彩、粉彩精細秀雅，特別是康熙青花、五彩、三彩風格別致，雍正墨彩樸素清逸，釉裏紅發色純正，鮮艷瑰麗，而乾隆瓷器以奇、巧、新、精取勝，玲瓏和瓷雕等工藝瓷巧奪天工。造型精巧、裝飾靡麗、瓷質瑩潤三者兼備，構成了康雍乾三朝瓷業的輝煌成就。此時，景德鎮瓷業步入了黃金時代。
潮漲潮落，中國瓷器終於盛極而衰，景德鎮瓷業到嘉慶至宣統時期，無可奈何地走向衰敗了。特別是讓中華民族蒙受屈辱的鴉片戰爭後，景德鎮更是加劇萎縮。去年在紀念景德鎮建鎮千年時，我與我的老師汪慶正在“探索景德鎮千年之功過”對話時，汪老指出：“我們要重振中國瓷業的雄風。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編《中國陶瓷史》壹書時講過，景德鎮是中國的瓷都，但現在各地都在追趕，景德鎮要有所作為。目前中國瓷器在世界排名第六、第七位上徘徊，世界各地大飯店根本不用中國瓷器，很多器物只能在國外地攤上賣：無論是工藝、原料都落後了。現在國外用動物骨頭做原料，配上瓷土，既白又輕，圖案新穎，細膩精美，好的壹只盆子值我們壹桌青花瓷的錢。我們不能老是吃老祖宗的遺產，老是搞仿古沒有出路，總要走進死胡同的。我們必須在實用瓷的開發上下功夫，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奪回國際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