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首歌曲，馬未都認為最好的壹句是開頭，即“素胚勾勒出青花筆鋒濃轉淡”。但馬未都認為，其中謬誤最重的壹句是“在瓶底書漢隸仿前朝的飄逸。”就此，馬未都的解釋是：青花自誕生之時迅速成為中國瓷器的霸主，700年來無人撼動。可瓶底從未書寫過漢隸，僅在明崇禎壹朝某些青花器身偶寫過隸書。另壹處錯誤是“臨摹宋體落款時卻惦記著妳”。馬未都說，這句歌詞的錯誤之處在於“宋體落款僅見康雍乾三朝琺瑯彩瓷器，而青花瓷器中未見過。”馬未都還指出，在周傑倫前面唱歌時，後邊背景中出現了幾件瓷器，其中壹件是晚清仿品，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贗品”。
為《青花瓷》平反——裴光輝駁馬未都之謬誤說
裴光輝：原文化部藝術品評估委員會委員、中華民間藏品鑒定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客座文物教授。著名文物鑒定家，青花瓷學者。出版《至正型青花瓷》《空白期青花瓷》《轉變期青花瓷》《克拉克瓷》《康雍乾青花瓷》等青花瓷學術著作多部。2005年在倫敦佳士得公司的“鬼谷門事件”中，因質疑該公司拍賣的成交價為2.3億人民幣天價的元代青花鬼谷罐而蜚聲海外，被稱為是第壹個向國外著名拍賣公司說不的中國文物專家。
今年中央電視臺的春節晚會，歌星周傑倫演唱的壹首《青花瓷》，成為晚會亮點，好評如潮，並獲得“我最喜愛的春節聯歡晚會節目”歌舞類二等獎。這是壹首以中國青花瓷為創作元素的歌曲，以瓷器作為“中國元素”來創作歌曲，思路新穎，開拓了“中國風”歌曲創作的新路。歌詞和演唱都十分維美，舞臺大屏幕背景的古代青花瓷美圖更增加了節目的視覺沖擊力，可稱是視聽皆佳的壹個節目。難怪其壹播出很快就在國內廣為流行傳唱起來。
然而歌曲的熱度還在強勁上升之際，京城的收藏家馬未都先生發話了：《青花瓷》歌詞出現謬誤，並且“這些錯誤很低級，壹般水平的人都能看出來”。娛樂新聞界的過敏神經馬上被調動起來了，於是報章馬上端出這樣“奪人眼球”的標題：《周傑倫被找茬，收藏家稱詞者不懂瓷器》（《新聞晨報》）、《藏家馬未都稱周傑倫歌詞錯得離譜》（《成都商報》）、《馬未都：周傑倫的歌詞錯得離譜》（《新聞午報》）《周傑倫有硬傷，專家稱作者不太懂瓷器》（《現代快報》）《周傑倫歌詞大穿幫》（《長江商報》）《是贗品》（《青島早報》）……
那麽詞作者方文山先生到底犯了哪些“很低級”的錯誤呢？馬先生挑出了兩處：
“馬未都認為，其中謬誤最重的壹句是‘在瓶底書漢隸仿前朝的飄逸’。就此，馬未都的解釋是，青花自誕生之時迅速成為中國瓷器的霸主，七百年來無人撼動。可瓶底從未書寫過漢隸，僅在明崇禎壹朝某些青花器身偶寫過隸書，顯然，寫詞者並不太懂瓷器。另壹處錯誤是‘臨摹宋體落款時卻惦記著妳’。馬未都說，這句歌詞的錯誤之處在於，‘宋體落款僅見康雍乾三朝琺瑯彩瓷器，而青花瓷器中未見過’。”（《北京晨報》：《著名鑒定家：周傑倫《青花瓷》犯了低級錯誤》）
原來馬先生是要求詞作者像寫學術論文那樣來寫歌詞，不能使用虛構、想象、誇張等等文學手段，否則就難免犯“低級錯誤”。這不由使我想起宋代文豪蘇東坡鬧的壹個笑話：說的是宋代詩人王祈創作了兩句“竹詩”，他很得意地在蘇東坡面前吟誦起來，詩曰“葉垂千口劍，幹聳萬條槍”，東坡心裏頗不服，挑刺道“好確實是極好，但這樣算起來，十條竹竿才有壹片竹葉啊。”事後還對人說“世間事忍笑為易，惟讀王祈大夫詩，不笑為難。”（事見《苕溪漁隱叢話》卷五十五《宋朝雜記》下）其實該笑的不是王祈而是蘇東坡，作為大文豪的他，不應該連文學創作的特殊規律都不懂，而用加減乘除這樣的算術工具來給詩作挑刺，文學運用的是形象思維，算術運用的是邏輯思維，豈可混為壹談？這樣的笑話，明代的楊升庵也鬧過，他曾給杜牧的名詩《江南春》挑刺說：“千裏鶯啼綠映紅”原來應是“十裏鶯啼綠映紅”，“今本誤作“千裏”。若依俗本，千裏鶯啼，誰人聽得？千裏綠映紅，誰人見得？”(楊慎《升庵詩話》八)
對於這種迂腐的見解，王夫之在《姜齋詩話》中曾經舉例“以其之矛攻其之盾”曰“其尤酸迂不通者，既於詩求出處，抑以詩為出處，考證事理。杜詩‘我欲相就沽鬥酒，恰有三百青銅錢’，遂據以為唐時酒價。崔國輔詩‘與沽壹鬥酒，恰用十千錢’。就杜陵沽處販酒，向崔國輔賣，豈不三十倍獲息錢耶？求出處者，其可笑類如此。”馬先生的不通之處恰恰正是犯了這種“詩求出處，抑以詩為出處，考證事理”的錯誤。故其“棒喝”壹出，馬上被歌唱家的fans指責為“吹毛求疵”。
然而，更令我訝異的是：經我反復琢磨，《青花瓷》歌詞中被馬先生挑出來的兩處“毛病”，即使從“考證事理”的迂腐的“學術角度”來苛求，結果竟然是無“毛”可吹，無“疵”可求。也就是說，《青花瓷》歌詞關於青花款識的描寫完全符合古代青花瓷的實際，並不存在馬先生指出的“低級錯誤”和“謬誤”。現不妨就馬先生挑出的兩處“硬傷”分析如下：
壹、按馬先生的說法，最嚴重的謬誤是“在瓶底書漢隸仿前朝的飄逸”壹句。為什麽？因為青花瓷“瓶底從未書寫過漢隸，僅在明崇禎壹朝某些青花器身偶寫過隸書”。其實，在明末清初（學術上稱“轉變期”）的青花瓷上，隸書款識大量存在，隸書款乃轉變期青花瓷的壹個重要特征，雖然大多是出現在器身和器口，但在器底者也絕非不見，只是相對較少而已。如故宮博物院藏有壹件青花嬰戲奪標圖缽式爐，底部即有“大明嘉靖年制”青花隸書款；泉州的晉江博物館也有壹件明末青花麒麟紋象耳簋，底部有青花隸書“鶴臺珍玩”款。2006年秋季杭州藝術品拍賣會更出現壹件清代乾隆青花八寶纏枝大瓶（拍品號1317 ）底書“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隸書款。說明青花瓶底部書隸書款的做法不但轉變期存在，還延續到了清中期。壹般青花琢器（包括爐、瓶、花觚等）底部的隸書款的以堂號款為多，也有少數贊頌款及年號款。
二、馬先生挑出的另壹出錯誤是“臨摹宋體落款時卻惦記著妳”。為什麽？因為“宋體落款僅見康雍乾三朝琺瑯彩瓷器，而青花瓷器中未見過。”在這裏必須指出的是：馬先生對什麽是宋體字的認識還比較模糊，或者說還不夠正確、全面和深入。康雍乾三朝琺瑯彩瓷器上面的藍料款、紅料款乃是宋體字的其中壹種，即所謂的“宋槧體”。（按“宋槧體”壹詞不是出版業的正規術語，它是傳統古玩界對壹種明代宋體字的俗稱，最早見於趙汝珍《古玩指南》壹書。）其實宋體字的面貌是很多的，最主要的有兩種：形成於宋代的“仿宋體”（日本稱“宋體”）和形成於明代的“宋體”（日本稱“明體”，也就是古玩界所謂的“宋槧體”）。兩種宋體都是從毛筆的楷書演變而來，是楷書運用於刻版而形成的印刷字體。但仿宋體由於形成較早，故保留了較多毛筆字特征；宋體由於形成時間較晚，刀刻特征更多。兩種宋體其實也不難辨認：即“仿宋體”的橫畫和豎畫粗細相當，沒有懸殊的差別，風格接近於手書；“宋體”則橫細豎粗，橫豎差別懸殊，風格接近於刀刻（見圖3）。長期以來，古玩界許多人有壹個誤區，即將主要出現在琺瑯彩瓷上的所謂的“宋槧體”（即明代形成的那種橫細豎粗的宋體字）當作宋體字的唯壹風格，卻將在瓷器上大量出現的風格接近於手書的仿宋體稱為“楷書”。其實考察青花瓷自有款識以來的實際情況則不難發現：自明代永樂宣德以訖清末，青花瓷器上的宋體（絕大多數是具手書風格的“仿宋體”）落款比比皆是。不但有宋體年號款，還有宋體堂號款、吉語款、贊頌款等等。然而因為古玩界許多人壹方面誤以為“宋槧體”是唯壹的宋體字，另壹方面又將大量“仿宋體”等混同於楷書，有這樣的誤區，則他們對在青花瓷上大量出現的宋體字竟然視而不見就不足為怪了。還應該進壹步指出的是：在青花瓷器上，不但有“仿宋體”的落款，還有“宋槧體”的落款，後者並非“僅見康雍乾三朝琺瑯彩瓷器”，只是在青花瓷上為數數量不如仿宋體多而已。故馬先生所說的“宋體落款僅見康雍乾三朝琺瑯彩瓷器，而青花瓷器中未見過。”並不符合事實。
順便更正壹下馬先生的另壹個錯誤，即關於舞臺背景出現所謂“贗品”的問題。馬先生說：“在周傑倫前面唱歌時，後邊背景中出現了幾件瓷器，其中壹件是晚清仿品，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贗品’。”行內人都知道，所謂“贗品”的認定是有時間相對性的。比如康熙仿明代宣德的瓷器，在康熙時代的人看來，可以稱之為“贗品”，但如這件瓷器傳到了光緒，在光緒時代的人看來已經是“古董”了。同理，如果壹件晚清仿前朝的瓷器傳到二十壹世紀的今天，它已經是壹件很夠格的古董了，如何還稱之為“贗品”？莫非馬先生把自己當成了“晚清人”了？故舞臺背景出現所謂“贗品”的指責並不成立。
但是馬未都在他開在新浪上的博客中評論此歌的末尾還寫上了這麽壹段話，也許可以表示他的意思：不管如何，青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大眾情人，周董將七百年來的大眾情人描眉畫眼，重新打扮壹番，推至春晚前臺，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