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
青銅器辨偽指的就是辨識壹件件具體的傳世品青銅器的真偽，即它們是真的古代青銅器，還是後世為牟利而制作的偽品。這是對傳世品青銅器進行鑒定收藏首先需要做的研究工作，這是因為傳世品與考古發掘品不同，傳世品中混雜有大量的偽品。
為了進行辨偽，首先就要了解偽作青銅器的歷史和偽器的基本情況。
自宋代金石學產生以來，古代青銅器成為研究與鑒賞的重要文物，公私競相收集入藏，遂使青銅器具有了較高的經濟價值。因此，從宋代開始就有人制作偽品以牟取暴利。根據前輩青銅器專家容庚先生等的研究，從宋代迄今千余年來偽作青銅器的歷史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壹階段，宋元明時期。宋代的偽器已見於宋代的青銅器著錄書中。例如薛尚功《歷代鐘鼎彜器款識法帖》卷16著錄的封比幹墓銅盤就是偽器。明代偽造情況，如高濂《論新鑄偽造》(《遵生八牋》14?5)所雲：“近日山東、陜西、河南、金陵等處偽造鼎彜壺觚尊瓶之類，式皆法古，分寸不遺，而花紋款識悉從古器上翻砂，亦不甚差。但以古器相形，則迥然別矣。雖雲摩弄取滑，而入手自粗，雖妝點美觀，而器質自惡。”
第二階段，清初至嘉慶時期。由於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統治者的提倡，金石學有了新的發展，作偽也興盛起來。此時主要是仿照宋代青銅器圖錄作偽。據容庚先生研究，乾隆皇帝命臣下編纂的著錄皇室藏器的《西清古鑒》、《西清續鑒甲編》、《西清續鑒乙編》、《寧壽鑒古》四書中，***收錄有銘文的青銅器1176件(有銘文的銅鏡不包括在內)，其中偽器317件，可疑者137件，***計490件，占總數的41%強。
第三階段，道光至清末。壹方面由於金石學者重視銘文，另壹方面作偽器費力而易辨，因此，此時作偽者大多轉而在真器上摹刻偽銘以牟利。這種作偽風氣始於西安，以號稱“鳳眼張”的張二銘最為有名。
第四階段，民國初期。由於政治腐敗，軍閥混戰，不僅各地盜墓之風大盛，而且作偽之風更熾。北京、蘇州、西安等地更是作偽的中心，有許多作偽的高手。此時由於西方近代科學技術的傳入，作偽者運用新技術作偽，使作偽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例如用拓本照相制版及化學藥品腐蝕方法作偽銘，就比過去鏨刻的偽銘要逼真得多。例如《善齋禮器錄》8?6師麻孝叔簠，其銘文就是仿吳大瀓所收藏的真的師麻孝叔簠的銘文用化學腐蝕法制成，頗為近似。非仔細辨識，不能識其偽。
同時，由於外國人重視藝術價值，喜好新奇的器形和紋飾，致使偽作新奇器形、紋飾興盛起來。例如蘇州作偽高手周梅古偽作的車馬獵紋方口圓壺(見容庚、張維持《殷周青銅器通論》圖版205，1958年版)，十分新奇，蒙蔽了許多人。
從作偽的歷史可以總結出偽器的基本情況如下：
壹、全器皆偽。例如著名的晉侯平戎盤(見S.W.Bushell著，戴嶽譯《中國美術》，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約為乾隆年間偽作，原藏北京怡王府，1870年流入英國，現藏於倫敦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腹外上飾乳丁紋，下飾獸面紋，雙耳不倫不類，圈足系焊接，偽作明顯。盤內有偽銘23行547字，是已知偽器中銘文最長的。內容雜取《尚書》及《左傳》，字體雜仿《散氏盤》及《石鼓文》，刻工拙劣，壹望而知其偽。
二、器物的壹部分為偽作。例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壹件商代父乙觶，器身為真器，但作偽者在其口部加上壹個流，並在腹上部加上壹個銴，成為壹件古代並不存在的帶流帶銴的觶(見程長新等《銅器辨偽淺說》，文物出版社1991年)。
三、拼湊真器殘片作成偽器。例如《西清古鑒》6?11著錄的蟠夔紋鼎11，系用銅甗的上半部下加三足而成，似是而非。
四、器真銘偽。這又包括兩種情況：
1、銘文全偽。或用刀具鏨刻而成，或用化學藥品腐蝕而成。內容或仿某壹真器銘，或拼湊，或隨意杜撰。例如楚公鐘(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1?20)，系吳中蘇某在無銘的真鐘上，仿宋代薛尚功《歷代鐘鼎彜器款識法帖》6?15著錄的楚公鐘偽刻，騙了羅振玉。羅獲此鐘後，取鐘銘中“楚雨”2字，命其樓為“楚雨樓”，貽為笑柄。
2、在真銘外，加刻偽銘。例如現藏於江蘇鎮江金山寺的遂啟諆鼎。道光末年陜西出土，僅有“遂啟諆作叔寶尊彜”9字銘文。後經張二銘在其前後加刻偽銘124字，使銘文增至133字。並以三百金售給葉誌詵，葉作歌紀事，和者30余人，成《遂鼎圖題詠》壹書。後經鮑康辨其偽，葉不懌，遂送給金山寺。
五、器真而花紋偽。即在真的素面或花紋較少的器物上偽刻花紋。例如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方鼎，原為素面，作偽者在其腹部偽刻鳥紋及蟬紋。又如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商代獸面紋壺，作偽者在花紋中偽嵌綠松石(陳佩芬《青銅器辨偽》，《上海博物館集刊》3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如上所述自宋代偽作青銅器出現以後，辨偽也就開始了。自宋迄今，辨偽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應予重視和批判地繼承並予以發展。
宋人趙希鵠在《古鐘鼎彜器辨》(《洞天清祿集》，《美術叢書》第9集第4冊)中指出：“三代古銅並無腥氣，惟新出土尚帶土氣，久則否。若偽作者，熱摩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可畏。”清代學者陳介祺辨偽有很高的水平。他在致王懿榮的信中談到：“偽刻必有斧鑿之痕，以銅絲刷去之，則又有刷痕，而字鋒又失。……鑄字刻字必可辨，鑄字佳者，每上狹而下寬。”(《簠齋尺牘》4?6)榮庚《商周彜器通考》及榮庚、張維持《殷周青銅器通論》二書中都有專門章節論述辨偽問題，對歷史上的辨偽經驗進行了系統總結。
20世紀20年代中國開始了科學的田野考古發掘研究工作，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開始發掘安陽殷墟，首次出土了經科學考古發掘得到的古代青銅器。新中國建立以後，田野考古工作有了飛速發展，出土了大批的古代青銅器，使青銅器辨偽有了可靠的標尺。同時由於過去從事修復或作偽的老師傅轉入文物、博物館部門工作，坦誠地介紹了過去作偽的方法及內部情況，對辨偽水平的提高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青銅器辨偽的基本方法是比較法和綜合分析法。即將需要辨偽的器物首先分別從銅質和銹色、鑄造工藝、器形、紋飾、銘文諸方面與已知真器逐壹進行對比，並參考偽器的各種情況作為反面資料進行考察，從而對該器各個方面的真偽情況有了壹個初步的認識。然後再綜合上述各個方面的認識進行整體的分析。這樣從局部到整體、再從整體到局部反復認真考察幾次，最後得出結論。
具體講，首先從銅質、銹色上辨偽。古代銅器壹般是青銅，而偽器有用黃銅者。尤其是古代青銅器已經數千年的腐蝕，銅質已糟朽，其重量比同樣大小的偽器要輕得多。這也就是古玩行常說的偽器“手頭沈”。如上海博物館藏的西周史頌簋重9350克，而偽史頌簋重達12420克，比真器重約三分之壹。
古代青銅器表面的真銹是經數千年自然形成的，有綠、藍、灰、黑等多種顏色，深沈致密，有金屬光澤，風格古樸，分布自然，給人以美感。而偽銹或用酸類快速腐蝕而成，色淡而浮薄；或用酒精調和漆片、顏料作成塗上，色調灰暗呆滯，沒有層次感和金屬光澤，並且質地疏松，壹摳就掉，或用酒精壹擦就掉。例如圖五偽青銅人面之偽銹。
其次，從鑄造工藝辨偽。古代青銅器主要是用範鑄法鑄造而成，因此器表往往遺留有凸起的範線及鑄瘤。並且器表光潔，細部花紋棱角細膩圓滑。而偽作青銅器多用翻砂法，表面粗糙，有砂眼、縮孔等鑄造缺陷。並且仿照真器翻制的偽器，壹般較真器壁厚，紋飾、銘文模糊，顯得很蠢，沒有精神。
第三，從器形上辨偽。中國古代青銅器的器形是有壹定之規的。偽器的器形，或仿真器，但往往形似而神不似；或憑空臆造，作成新奇的器形以嘩眾取寵。因此，遇到新奇的器形務必十分小心。
第四，從紋飾上辨偽。古代青銅器的紋飾自然而生動，風格古樸而有神韻。偽紋有的是由真器上翻制，但模糊、肥胖而沒精神；有的系鏨刻，不僅破壞了器表，而且遺留有刀痕。偽紋不僅呆板、軟散，而且布局往往不合理，尤其到了邊角之處交待不清。總之，古代青銅器紋飾的種類以及每種紋飾的結構和布局是有壹定之規的，凡不符合規律者，則可能是偽作。圖六偽銅罍的紋飾就十分呆板。
第五，從銘文上辨偽。真銘的特點是自然流暢，生動有神，古樸有力。鑄銘的字口是口小底大，邊角 *** ，呈形。偽銘結構松散或拘謹，乃至錯誤，呆板軟弱。偽刻者字口是口大底小，呈狀，並有刀痕。腐蝕法作成的偽銘，肥胖臃腫，字口深淺不壹。古代銘文的字體結構以及內容皆有壹定之規，凡遇與常例不合者，則應與真銘逐句、逐字、逐筆對照，自可辨偽。又凡銘文所在部位或行款不合常規者，也可能為偽作。
第六，從器形、紋飾、銘文三者之間的關系來辨偽。真器三者之間的關系是壹致的，而偽器三者之間必有矛盾，認真分析，必能找出破綻。例如《善齋禮器錄》2?64著錄的“中義父”鼎，直耳，柱足，口沿下飾獸面紋壹道，其器形與紋飾屬於商末周初。而其銘文卻屬於西周晚期，顯系偽銘。按真的中義父鼎，著錄於《貞松堂吉金圖》上22，器形為蹄足，口沿下飾重環紋壹道，器形與紋飾皆屬於西周晚期，其銘文亦屬於西周晚期，三者是壹致的。
此外，在辨偽工作中，詳細了解器物的出土情況與流傳經歷也是十分重要的，往往能為辨偽提供重要的線索。
最後，在辨偽工作中還必須正確區分偽品與仿制品。偽品乃是制假者為牟利而制作的假文物。而仿制品則是後代官府或私人為了禮儀活動等的需要而仿照夏商周青銅器制作的銅器，例如宋徽宗時仿制的大晟鐘，不僅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而且是對古人的仿效與仰慕。仿品與作偽是有著根本區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