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的變故和變故後的人生體驗，也使魯迅從少年時候起就親近下層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農村，這使他有機會接觸和了解農民的生活。特別是在他祖父入獄的前後，他不得不到農村的親戚家避難，長時期住在農村。在那裏，他與農村的孩子們成了朋友，與他們壹起玩耍，壹起劃船，壹起看戲，有時也壹起到他們家的地裏“偷”豆子煮了吃。在他們之間，沒有相互的歧視和仇視，而是相互關心，相互友愛。魯迅壹生都把他與農村小朋友這種樸素自然、真誠單純的關系當作人與人之間最美好的關系而懷念著，描寫著。
在當時，壹般的讀書人走的是三條道路：壹條是讀書做官的道路。當不上官的還可以去當某壹個官僚的“幕僚”，假若前兩條道路都走不通，還可以去經商。魯迅走的則是為當時人最看不起的另壹條道路：進“洋學堂”。這在當時的中國，是被壹般人視為“把靈魂賣給洋鬼子”的下賤勾當的。1898年，18歲的魯迅，懷揣著慈母多方設法籌措的8塊銀元，離開家鄉進了南京水師學堂，後來又改入南京路礦學堂。這兩所學校都是洋務派為了富國強兵而興辦的，其中開設了數學、物理、化學等傳授自然科學知識的課程。期間，魯迅閱讀了外國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開拓了視野。特別是嚴復翻譯的英國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論》，更給予魯迅以深刻的影響。《天演論》是介紹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的壹部著作，這使魯迅認識到現實世界並不是和諧完美的，而是充滿了激烈的競爭。壹個人，壹個民族，要想生存，要想發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強的精神。不能甘受命運的擺布，不能任憑強者的欺淩。
魯迅在南京路礦學堂期間成績優異，使他在畢業後獲得了官費留學的機會。1902年，他東渡日本，開始在東京弘文學院補習日語，後來進入仙臺醫學專門學校。他之選擇學醫，意在救治像他父親那樣被庸醫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譏為“東亞病夫”的中國人的健康狀況。魯迅想通過醫學啟發中國人的覺悟。但他的這種夢想並沒有維持多久，就被嚴酷的現實粉碎了。在日本，作為壹個弱國子民的魯迅，經常受到具有軍國主義傾向的日本人的歧視。在他們的眼睛裏，凡是中國人都是“低能兒”，魯迅的解剖學成績是59分，就被他們懷疑為擔任解剖課的教師藤野嚴九郎把考題泄露給了他。這使魯迅深感作為壹個弱國子民的悲哀。有壹次，在上課前放映的幻燈畫片中，魯迅看到壹個中國人被日本軍隊捉住殺頭，壹群中國人卻若無其事地站在旁邊看熱鬧。魯迅受到極大的刺激。這使他認識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體上的虛弱更加可怕。要改變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劇命運，首要的是改變中國人的精神，而善於改變中國人的精神的，則首先是文學和藝術。於是魯迅棄醫從文，離開仙臺醫學專門學校，回到東京，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籌辦文學雜誌，發表文章，從事文學活動。在當時，他與朋友們討論最多的是關於中國國民性的問題：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麽?它的病根何在?通過這種思考，魯迅把個人的人生體驗同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聯系起來，奠定了他後來作為壹個文學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礎。在當時，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同翻譯了兩冊《域外小說集》，他個人單獨發表了《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壹系列重要論文。在這些論文中，他提出了“立國”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並熱情地呼喚“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精神界之戰士”。
在留學日本期間，魯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但是，魯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為當時大多數的中國人所無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學生中也很難得到廣泛的響應。他翻譯的外國小說只能賣出幾十冊，他籌辦的文學雜誌也因缺乏資金而未能出版。家計的艱難使魯迅不得不回國謀職。1909年，他從日本歸國，先後在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今 杭州高級中學)和紹興府中學堂任教員。這個時期，是魯迅思想極其苦悶的時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壹時的振奮，但接著是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等歷史醜劇的不斷上演，辛亥革命並沒有改變中國沈滯落後的現實，社會的昏亂，民族的災難，個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魯迅感到苦悶、壓抑。五四運動之後，他的壓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巖壹樣通過文學作品猛烈噴發出來。在那時，他已經在教育部任職，並且隨教育部壹同遷居北京。
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他的第壹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也是中國最早的現代白話小說。這篇小說，凝聚了魯迅從童年時起到那時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體驗和對於中華民族現代命運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過“狂人”之口，把幾千年的中國封建專制的歷史痛斥為“吃人”的歷史，向沈滯落後的中國社會發出了“從來如此，便對麽?”的嚴厲質問，大聲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記》之後，魯迅連續發表了多篇短篇小說，後來編入《吶喊》《仿徨》兩個短篇小說集，分別於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魯迅的小說作品數量不多，意義卻十分重大。魯迅把目光集中到社會最底層，描寫這些底層人民的日常生活狀況和精神狀況。這是與魯迅的創作目的分不開的。魯迅說：“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註意。”(《南腔北調集·我怎麽做起小說來》)這種表現人生、改良人生的創作目的，使他描寫的主要是孔乙己、華老栓、單四嫂子、阿Q、陳士成、祥林嫂、愛姑這樣壹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劇命運。這些人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最需要周圍人的同情和憐憫、關心和愛護，但在缺乏真誠愛心的當時的中國社會中，人們給予他們的卻是侮辱和歧視，冷漠和冷酷。這樣的社會難道是壹個正常的社會嗎?這樣的人際關系難道是合理的人際關系嗎?最令我們痛心的是，他們生活在無愛的人間，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們彼此之間也缺乏真誠的同情，對自己同類的悲劇命運采取的是壹種冷漠旁觀甚至欣賞的態度，並通過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來宣泄自己受壓迫、受欺侮時郁積的怨憤之氣。在《孔乙己》裏，有惡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顧客；在《阿Q正傳》中，別人欺侮阿Q，阿Q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魯鎮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劇當作有趣的故事來欣賞……所有這壹切，讓人感到壹股透骨的寒意。魯迅對他們的態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魯迅愛他們，但希望他們覺悟，希望他們能夠自立、自主、自強。
除了社會底層的人物形象之外，魯迅還塑造了壹些剛剛覺醒的知識分子形象。這些知識分子有進步的要求，有改善社會的良好願望，有對人、對己的真誠的感情，真誠的愛，但當時的社會卻不能容忍他們。“狂人”詛咒人吃人的現象，希望人人都能成為“不吃人的人”，成為“真的人”，周圍的人就把他當成瘋子，必欲除之而後快(《狂人日記》)；夏瑜為社會而犧牲，茶客們說他“瘋了”，華老栓則用他的血來治自己兒子的病(《藥》)；魏連殳關心中國社會，社會卻來迫害他，到他不再關心中國社會時，周圍的人卻來巴結他(《孤獨者》)。《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傷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為社會，為自己，追求過，奮鬥過，但在沈滯落後的中國社會，經歷的都是悲劇的命運。
魯迅對權勢者和偽君子抱著深惡痛絕的態度。《孔乙己》中的丁舉人、《阿Q正傳》中的趙太爺、《祝福》中的魯四老爺、《長明燈》中的郭老娃、《離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這樣壹些權勢者的形象。他們有權有勢，但對他人的命運卻沒有真誠的關心，對社會的進步沒有絲毫的熱情，他們關心的只是自己的權勢和地位，自私、虛偽、冷酷，阻礙著社會的進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銘、《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則是壹些假道學、偽君子，他們口口聲聲說是關心社會的道德，實際上他們自己都是毫無道德心的人。
魯迅的小說寫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沒有離奇的故事，沒有引人入勝的情節，卻充滿了無窮的藝術魅力。這種魅力是從哪裏來的呢?是從他對人、對生活的細致入微的描寫和對人的內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畫帶來的。讀魯迅的小說，時時有壹種“發現的喜悅”。畫面是普通的畫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卻在這麽普通的畫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隨時都能註意到我們平時註意不到的特征，覺察到平時覺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動。正是由於這種細致入微的描寫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畫，使魯迅小說的藝術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時期，我們涉世不深，對人生還沒有更多的親身體驗，魯迅小說是作為壹個整體進入我們的感覺世界的，但在我們感覺到的人物和畫面中到底潛藏著多麽豐富的內涵，我們還不可能盡數感覺到，隨著我們社會經驗的增加和人生體驗的深化，這些人物和畫面的內涵就會不斷從中生發出來。為了揭示不同生活畫面和不同人物命運的不同的意義，魯迅的小說結構是多變的，幾乎壹篇有壹篇的樣式，壹篇有壹篇的寫法。《狂人日記》與《阿Q正傳》不同，《孔乙己》與《白光》不同，《故鄉》與《祝福》不同，《孤獨者》與《傷逝》不同。不僅結構樣式不同，音調節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麽的單純而又冷峻，《傷逝》則那麽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魯迅的小說是小說，也是詩，意境幽深，外冷內熱，其運用民族語言的功力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在寫作《吶喊》、《仿徨》的同時，魯迅還創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詩集《野草》。前者出版於1928年，後者出版於1927年。如果說《吶喊》《仿徨》中的小說是魯迅對現實社會人生的冷峻的刻畫，意在警醒沈睡的國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則是魯迅溫馨的回憶，是對滋養過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懷念。幼時的保姆長媽媽，在備受歧視的環境中給予過他真誠的關心的藤野先生，壹生坎坷、孤傲不羈的老友範愛農，給過他無限樂趣的“百草園”，吸引著他的好奇心的民間戲劇和民間娛樂活動……所有這壹切，都是在這個險惡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們，滋養了魯迅的生命。這些散文，把抒情、敘述、議論結合在壹起，有時如平靜的港灣，有時如波濤翻滾的大海，有時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時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態，體現了魯迅散文創作的藝術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凈細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詩則呈現出迷離恍惚、奇詭幻美的意境，它們像壹團團情緒的雲氣，在空中旋轉飄蕩，變幻出各種意想不到的形狀。魯迅內在的苦悶，化為了夢，化為了超世間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國現代主義文學中的壹朵奇葩。魯迅曾對別人說：“我的哲學都在《野草》裏。”魯迅最內在的情緒體驗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過這種奇特的藝術手段傳達出來。魯迅的藝術創造力是驚人的。
最充分體現魯迅創造精神和創造力的還應該首推他的雜文。“雜文”古已有之，在外國散文中也能找到類似的例證，但只有到了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到了魯迅的手中，“雜文”這種文體才表現出它獨特的藝術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潛力。魯迅的雜文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化的壹部“史詩”，它不但記錄了魯迅壹生戰鬥的業績，同時也記錄了魯迅那個時代中國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當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要創造適應於中國現代發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時，遇到的是從各種不同的階層，各種不同的人物，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進行的誣蔑和攻擊。魯迅的雜文就是在這種沒有固定不變的戰線、沒有固定不變的論敵的思想文化鬥爭中自然形成的。從五四起，魯迅就開始用雜文的形式與反對新文化的各種不同的論調進行鬥爭，但那時他還是不自覺的。到了後來，有些人開始嘲笑他是壹個“雜文家”，他才更明確地意識到“雜文”的力量，並且開始自覺地從事雜文的創作。魯迅說，雜文是“感應的神經”，它能夠“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從而為新文化、新思想的發展在舊文化、舊思想的荊棘叢莽中開辟出壹條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夠存在，能夠發展，能夠壯大。魯迅壹生寫了《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等15部雜文集，在這15部雜文集中，魯迅把筆觸伸向了各種不同的文化現象，各種不同階層的各種不同的人物，其中有無情的揭露，有憤怒的控訴，有尖銳的批判，有辛辣的諷刺，有機智的幽默，有細致的分析，有果決的論斷，有激情的抒發，有痛苦的吶喊，有親切的鼓勵，有熱烈的贊頌，筆鋒馳騁縱橫，詞采飛揚，形式多樣，變化多端。它自由、大膽地表現現代人的情感和情緒體驗，為中國散文的發展開辟了壹條更加寬廣的道路。魯迅雜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魯迅晚年還完成了壹部小說集《故事新編》(1936年出版)。這部小說集取材於中國古代神話、傳說和歷史事實，但它沒有拘泥於原有的故事，而是加進了魯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還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寫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現代人發生直接的對話。魯迅這樣做的目的，是使我們能夠通過對現實人物的感受和理解，還古代人物壹個鮮活真實的面貌，也通過對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現實人物的真實面目。通過《故事新編》中的小說，魯迅實際重構了中國的文化史，揭示了中華民族存在和發展的根據，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國封建文人聖化了的歷史人物的形象。《補天》可以被認為是壹部中華民族的“創世紀”， 在魯迅的觀念中，真正體現中華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聖先賢和帝王將相，而是創造了中華民族的女媧，她是中華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寫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劇，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類，但那些自私狹隘的世人並不想繼承、發揚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實現自己自私狹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學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拋棄；《鑄劍》表現的是被壓迫者向壓迫者復仇的主題；《理水》《非攻》歌頌了中國古代那些身體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華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莊子、伯夷、叔齊這些歷史人物也在魯迅的筆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愛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魯迅的《故事新編》以荒誕的手法表現嚴肅的主題，創立了壹種完全新型的歷史小說的寫法。
魯迅在短篇小說、散文、散文詩、歷史小說、雜文各種類型的創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創造。他的壹生是為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掙紮奮鬥的壹生，他用自己的筆尖持社會正義，反抗強權，保護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熱情支持青年學生的正義鬥爭，揭露段祺瑞執政府鎮壓學生運動、制造“三壹八”慘案的罪惡行徑，寫下了《記念劉和珍君》等壹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後期，他反對國民黨政府對***產黨人和進步青年的血腥鎮壓，參加了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寫下了《為了忘卻的記念》等壹系列充滿義勇正氣的文章。“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於上海。成千上萬的普通人自動地來為他送行，在他的靈柩上覆蓋著壹面旗幟，上面寫著“民族魂”三個字。
生前，他立下遺言：“壹、不能因為喪事收任何壹文錢，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六、別人應許給妳的事物，不可當真。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亞說:“壹個人的臨終遺言，就像深沈的音樂，有壹種自然吸引註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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