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時就讀於香港中華中學。在香港時就向報刊投稿所創作的漫畫作品。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到上海，繼續從事美術漫畫活動。1932年至1938年任上海市政府租界辦事處辦事員，衛戍司令部中尉書記，上海市公安局科員兼大眾出版社《大眾畫報》、《小說半月刊》編輯，任上海市政府租界辦事處辦事員，衛戍司令部中尉書記，
1950年後，定居北京。
財政部薦任秘書、簡任秘書兼廣東省銀行監察人、中國實業銀行董事， 《新民報》副總經理，黃苗子曾任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委員、全國書法家協會常務委員、全國美術家協會委員等。是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1992年以後，曾任澳大利亞昆士蘭州的格裏非斯大學客座教授、名譽教授。
20世紀80年代後，曾任澳大利亞昆士蘭洲的格裏菲斯(Griffith s Univ.)大學客座教授、名譽教授等職。是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其書畫作品曾在日本、英國、德國、韓國、澳大利亞以及我國臺灣、港澳地區和內地展出，並為大英博物館收藏。 黃苗子出生在壹個書香世家，祖父黃紹昌系清末舉人，曾在張之洞創辦的廣州廣雅書院（清末時期廣東的最高學府）教授詞章；父親黃冷觀從師範學校畢業，卻從業於報界，熱衷於社會活動，鼓吹革命，是孫中山創辦的同盟會會員。1926年，黃冷觀創辦香港中華中學，成為香港現代教育史上的壹個重要人物。
1913年，黃苗子出生在這個既有深厚文化傳統，又不乏革新思想的家庭。在家中13個兄弟姐妹中，黃苗子排行第五。
在黃苗子兄弟姐妹眼中，父親是個非常嚴厲的人。但是，父親對文化的熱愛，以及他在香港的文化圈子，對黃苗子來說，壹生受益無窮。
15歲那年，黃苗子接觸到由葉淺予主編，張光宇、張正宇、魯少飛等當時漫畫界幾位中堅人物參與的《上海漫畫》周刊，更是為他的世界打開了壹扇通往漫畫創作的大門。上海這座遙遠而陌生的城市也因為漫畫而使黃苗子覺得熟悉而親切起來。
黃苗子覺得惟有畫漫畫才值得自己花費精力，身邊那些有趣的事只有在漫畫中才能體現出來。後來，受到嶺南畫家黃般若等人的鼓勵，他開始為香港的《骨子》報、廣州的《半角漫畫》畫漫畫。向報刊投畫稿需要個筆名，黃般若勸他說：妳的小名“貓仔”，把兩個偏旁去掉，“苗子”不是現成的筆名嗎？從此，“黃苗子”的聲名越來越響亮。
1929年，16歲的黃苗子創作的漫畫《魔》入選香港學生畫展。他把作品寄給了《上海漫畫》，沒想到不久就發表了，而且接到漫畫家葉淺予的回信。黃苗子喜出望外，這使他更加喜愛漫畫，也對上海無限向往。
父親卻極力反對黃苗子畫漫畫。1931年1月，黃苗子從中華中學畢業，被父親送進香港華仁書院學習英文，讓他苦不堪言。
1931年10月，黃苗子度過他的18歲生日。仿佛壹夜之間，他覺得自己真正成為了壹個大人，應該走自己的路，上海則是他的目的地。第二年，黃苗子拿著自己親自到編輯部討要到的稿費請朋友買了去上海的船票，登船遠行。
得知黃苗子離家出走，父親黃冷觀當即給時任上海市長的同鄉兼好友吳鐵城拍電報，拜托他關照兒子。吳鐵城是國民黨要員，他把黃苗子安排在上海市政府任職。黃苗子沒有正式加入國民黨，卻因為父親的關系，在國民黨政府裏做了高級公務員。 黃苗子身在官場，心在藝壇，認識了漫畫家葉淺予、華君武、丁聰、張樂平等人。黃苗子常為葉淺予等主辦的漫畫雜誌《時代》投稿，以後加入《良友》漫畫畫報作編輯。黃苗子的才華、學識和活動能力給美術界特別是漫畫界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陸續在《生活》雜誌、《良友畫報》、《時代漫畫》、《上海漫畫》等刊物上發表漫畫作品，還與葉淺予、張光宇等人壹起組織漫畫界活動。
《小說》半月刊創刊於1934年5月，從第3期改版為大開本。也正是從第3期開始，版權頁“編輯”壹欄出現了黃苗子的名字，也正是從這壹期始至終刊（第19期）封面畫大都出自黃苗子之手（另有梁白波、段蓬、韋度各畫壹期）。由於是彩色封面，加之開本寬闊，視覺誘惑力強，完完全全展示出海派風情。黃苗子在封面畫下的簽名很特別，“草字頭”拆兩半中間夾壹個“田”字，橫寫。那壹時期很流行這樣的簽名方式。
除了在各大漫畫雜誌上發表作品，黃苗子還撰寫了不少理論探討性的文章和評論文章。20世紀30年代有壹本匯集了魯迅、胡風、豐子愷、郁達夫、茅盾、葉聖陶等諸多名家文章的《小品文和漫畫》，其中即有黃苗子的壹篇《我的漫畫理論——壹個嚇人的題目》。 1936年前後，夏衍的話劇《賽金花》上演，黃苗子跟隨葉淺予、丁聰等壹起到演出後臺畫速寫，從而結識了身為***產黨員的夏衍，後來更是成為知己。說起來，夏衍不但影響了黃苗子的人生走向，還是促成黃苗子與夫人郁風美滿婚姻的“月下老”。
上個紀30年代，上海的霞飛路上有個“漫畫俱樂部”，是上海的漫畫家組辦的，漫畫家經常在那裏聚會。黃苗子就是在俱樂部看到了文學家郁達夫和他的侄女郁風。郁風原籍浙江富陽，1916年生於北京。初識黃苗子時，郁風已從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油畫專業畢業，剛隨家人從北平遷來上海。
每次郁達夫從杭州到上海，邵洵美都會打電話把黃苗子約出來，壹起吃飯聊天。邵洵美是上海“文壇孟嘗君”，他創辦的時代圖書公司把當時有名的漫畫家張光宇、張正宇、葉淺予、魯少飛全都收羅進去。黃苗子有空就到時代圖書公司，和這些年輕藝術家們玩在壹起。在這種藝術氛圍中，黃苗子和郁風逐漸熟悉起來。
好景不長，抗戰爆發。1937年4月，黃苗子來到廣州。郁風此時是上海《救亡日報》的漫畫插圖記者。郭沫若是《救亡日報》的掛名社長，夏衍是實際主辦者。上海在1937年11月21日淪陷，郁風先去香港，後到廣州，參與恢復出版《救亡日報》。在廣州，她與黃苗子之間的距離再度拉近。他們經常在壹起談論文藝、國事，感覺意趣相投。
次年10月21日，廣州淪陷。黃苗子工作關系去了重慶，而郁風隨後赴香港，兩人不得不又分手。不久後，黃苗子被調回重慶。他心中惦念著郁風，給她寫了壹首詩：乳香百合薦華縵，慈凈溫莊聖女顏，誰遣夢中猶見汝，不堪重憶相聚時。詩中透露出思念、愛戀之情。
香港失陷後，郁風輾轉來到重慶，不久後隨徐悲鴻去成都青城山寫生。在此次青城山之行期間，黃苗子與郁風的關系開始熱烈起來。
當黃苗子向郁風求婚時，以革命者自居的郁風卻覺得難以抉擇，因為黃苗子這時依然在國民黨政府任職。為此黃苗子請夏衍幫忙。夏衍專程到盤溪徐悲鴻的美術學院找到了郁風，並說服了她，從而玉成了黃苗子、郁風的“國***合作”。1944年5月，他們在重慶天官府的郭沫若的家裏舉行訂婚儀式。
當年11月，婚禮在嘉陵賓館舉辦。書法家沈尹默做證婚人，贈詩：無雙妙穎寫佳期，難得人間絕好辭。取譬淵明遠風日，良苗新意有人知。柳亞子和郭沫若合詩：躍冶祥金飛郁鳳，舞階幹羽格黃苗。蘆笙今日調新調，連理枝頭瓜瓞標。 在重慶，黃苗子最終作出了他壹生中的重要歷史選擇。和當時許許多多的知識分子壹樣，他將***產黨視為民主與自由的象征。在上海時，黃苗子就開始接觸夏衍、潘漢年等***產黨員，與郁風結婚，更可以看作是對政治選擇的壹種確定。皖南事變後，國民黨準備封閉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黃苗子看到文件後即通知周恩來。毛澤東在延安發表談話公開予以揭露，國民黨只好中止這項陰謀的實施。
1945年9月下旬，黃苗子被安排接受了來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的毛澤東的接見。在這次會晤之後，黃苗子將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交給重慶《新民報》副刊發表，還加上了編者按語，稱贊這首詞“氣魄之大，乃不可及”。
1949年9月，對新中國滿懷欣喜的黃苗子與郁風來到北京，應邀參加10月1日中華人民***和國的開國大典。此後，他們先在華北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次年畢業後，黃苗子被分配至政務院擔任秘書廳秘書，翌年調任公私合營後的《新民報》總管理處副總經理，以後又調任人民美術出版社編輯。郁風畢業後被分配至中國美術家協會辦公室擔任主任，後來兼任《新觀察》雜誌副主編，後來曾任中國美協書記處書記、美術館展覽部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我不是教育家，沒資格談這個問題。但教育能夠反映國民素質，舉兩個例子，在澳洲，壹個按門鈴送郵件的普通郵差，看到我在作畫，很禮貌地問我是否可以進來看看，得到準許之後，他邊看邊和我交談對中國繪畫和歐洲繪畫的看法，頭頭是道。另外在國外，尊重隱私權的意識非常深入，家庭內部也不會有私自拆閱別人信件的事情。相比之下，尤其是我們的基礎教育不夠普及，特別是農村教育。這是在蔡元培時代就有許多知識分子特別著急的事，那時國家沒有那個力量。辛亥革命近百年來，我們主要在解決兩件事，就是吃飯問題和教育問題。在教育經費、提高師資方面，有關當局要擔起責任，拿出辦法。
除了國民素質我總感覺城市教育是較為普及了，對飽經憂患的祖國十分關切和熱愛，我中學畢業後趕上淞滬抗日戰爭，就偷偷離家去上海打算參軍，我哥哥是1938年抗戰爆發之後跑到延安去的，其後在陜西參加左權部隊犧牲了。那時青年人精神頹廢的極少，在國家艱危的時候都奮發向上，把自己的前途與國家前途連在壹起。是為將來個人前途做準備，好像與社會的事情、國家的事情關系不大，家長培養孩子進大學也是這樣考慮多。這些年生活安定了，但不能不講奮鬥精神，不講愛國主義———愛國主義當然不是空洞的說教，它應該是壹種融進血液中的精神動力。我們的民族精神也要通過教育來培養和體現。教育是立國的根基。
我的作品具有“青銅器銘文和大篆風格”，但在晚年後有變化，與國外交流和長居澳洲的經歷，從而我的文化觀、教育觀有了決定性的變化，我在藝術上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比較深。但是與國外文化的接觸令我想起陳寅恪先生說過的話，不要認為中國文化是世界上最高的，樣樣都是世界第壹。各國歷史、社會、文化有差異，也有許多成就很高的東西值得借鑒。如古希臘的雕塑比我們的早，我們無法拿維納斯像和秦始皇兵馬俑相比。文化和教育都應該有不斷吸收和融合世界文化的思想。當然就文化來說不是什麽東西都可以融合的，但總不能看不到人家的好處，否則就無法進步。我的某些書法就是嘗試把歐洲現代藝術的感覺融進中國古文字，許多用中國傳統原料的書畫家也在或多或少地嘗試。但也不能過分，有些藝術太離譜，完全沒有根基，就荒唐了。
教育更應該不斷吸收東西方優秀的文化遺產，並列入課程。改革開放後，什麽文化思潮都來了，需要對我們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都進行系統研究，在此基礎上去粗存精，真正讓學生接受、吸收先進的文化，融入飛速發展的世界，這種融合應該有利於培養國際人才。我的孫女9歲隨父母到澳大利亞，她在接受國外教育的同時，家庭的中國文化影響使她感到濃厚興趣。她讀了法國羅曼羅蘭的《米開朗其羅傳》，就用中文寫論文、評論，深入闡述自己的見解；同時魯迅、郁達夫、沈從文的著作也看了許多。她在這種中西文化環境中成長得比較健康，眼界開闊。總之，國際化的人才應該是在開放的教育環境中培養出來的，我們閉關鎖國那麽久，要趕上去不開放不行，中國要長成強大的民族，必須面向世界，把世界文明的精華灌輸給我們的下壹代。當然民族的子孫應當立根於中國，並不是我們把孩子早早送到國外就好，留學最好還是在積累了壹定的本土文化和樹立壹定的民族意識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