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1915年12月27日晚，美國舊金山唐人街，壹聲槍響，年僅32歲的中國記者黃遠生倒在血泊之中。他遇害的噩耗傳來，海內震驚；他的死因長期以來眾說紛紜，暗殺者到底是誰，暗殺出於何故，曾經成了壹個謎。
他的生命雖然短暫，卻以他卓越的才華和首創的新聞文體———通訊而名滿天下，被戈公振譽為“報界之奇才”。他的新聞思想和實踐，無疑具有重要的價值。他以筆為槍反對專制黑暗、為爭取社會進步而不倦奮鬥的經歷和勇於自我反省的精神，至今仍感動著後來者。
黃遠生所生活的年代，正是清末民初政局動蕩、新舊思潮交匯的時期。他17歲進南潯公學就讀時，常寫下自認為大逆不道的“悖謬之文字”，熱烈地談論革命、自由、民權等字眼。他和同學在《中外日報》電賀南洋公學學生的罷課運動，恭賀他們“全體脫離專制學校之苦”。他自己後來卻主動投考南洋公學。對此他曾自我解嘲：“昔日電賀他人之脫離專制，今乃自己脫去自由之校，而欲求入專制之校且不可得，無主義，無理想，無節操，自余少時蓋已然矣！”他壹方面熱衷新學，另壹方面又壹再踏入科舉的陷阱。他16歲中秀才、20歲中舉人，21歲即成為清末最後壹批進士中最年輕的壹個，可謂春風得意。鋪在他面前的似乎是壹條坦途，可他卻不願做官，經再三請求被派往日本留學，進日本中央大學專攻法律，同時學習英文、日文。
1909年，他學成回國，被授予郵傳部員外郎兼參議廳行走、編譯局纂修官等職，他也常給《東方雜誌》等京、滬報刊寫稿。同鄉李盛鐸（1905出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之壹）的壹席話對他下決心做職業記者起了重要的作用：“西洋方面那些熟識近代史和國際情況的，大都是報館的撰述人員。妳如果做個新聞記者，那壹定是個名記者。”辛亥革命後，他立意告別官場，不做官、不做議員，自願做壹個記者、律師。他之所以不願做官，而以壹個新聞記者的身份奔走呼號，為社會鳴不平，就是期望在改造社會中改造自己，通過改造自己去改造社會。
他中過進士，留過學，新、舊學貫通，又做過清廷的官兒，對國際時事和國內政治都十分熟悉。他先後擔任過上海著名的《時報》《申報》和北京《亞細亞報》等報刊特約通訊員或撰述，比壹般“訪員”有更多的便利。他的筆下以政治、財政、外交等國家大事的記載和評論為主，其中包含了許多極有價值的意見和批評。
他社會交往廣闊，平易近人，博聞強記，健談工辯，他的性情近於消極，卻並不頹唐。他在聊天時壹旦有了感觸，能立即動筆寫論說或通訊，壹揮而就。他的文字和他的為人壹樣，天真活潑，有什麽說什麽，質樸、親切、自然，什麽樣的雜亂無章的議論、談話，到了他的筆下都那麽有條有理，或觸類旁通，引申出許多深刻的道理來。
他在赴美途中寫的《國人之公毒》，認為辛亥革命後政治專制依舊，官場腐敗依舊，人心頹唐依舊，在於中國專制傳統長久、科舉制度流毒至深，沒有真正探討新學問，沒有睜眼看清世界科學的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他的結論是：“（壹）負面，籠統，故專制，故武斷，故尚形式，故沈滯，故腐敗。（二）正面，明畫，故懷疑，故研究，故自由，故實驗，故改良，故進步。”①揭露這個“負面”、展現“正面”，就是他從事新聞事業的動機。
雖然他正式從事新聞工作不過三四年時間，但在新聞界早已名聲斐然，與劉少少、丁佛言同被譽為“新聞界三傑”。梁啟超的《中國三少年》壹文曾對民初三個年輕人大加贊賞，第壹人就是他，其余二人是張君勱和藍公武。梁漱溟稱他“在輿論界的影響僅次於梁啟超、章太炎諸先輩”②。他的政論，像壹把鋒利的解剖刀，犀利深刻，深入淺出，京、滬各大報爭相載閱；他的通訊，生動活潑，發人深省，創造了壹種嶄新的新聞文體；他的采訪，消息靈通，才思敏捷，筆勢縱橫，為新聞界所稱頌；他的辦報思想，要求資料確鑿，判斷切實，指斥時弊。他身後搜集整理的《遠生遺著》四卷包括論說、通訊、時評、雜著等***223篇，其中通訊153篇，占了2／3。他的通訊是民初政治風雲真實而詳盡的記錄，既是新聞，也是信史，對研究民初政治史、財政史、外交史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他的友人在紀念他時說：“同是記者最翩翩，脫手新聞萬口傳。”
二
黃遠生在《庸言》《少年中國》《東方》等雜誌發表的壹系列文章中明確表達了他的辦報思想：主持公理，指斥時弊。在《少年中國之自白》文中，他主張辦報應“主持正論公理，以廓清腐穢，而養國家之元氣”“而以公明督責，督責此最有權力者”。他回憶辛亥革命前雖然“文字禍烈，專制淫威”“酷法嚴刑”，尚能“指斥權貴”，不料到了民國，講真話的自由、批評的自由反而不及當年，禁不住發出了“顧其自由不及前清遠甚”的慨嘆。在為《亞細亞報》創刊周年寫的《祝之歟詛之歟》中，他直截了當地說那些不揭露社會黑暗、不為人民說話而“以社會耳目口舌美譽自贊的報人”，比起農夫“實在是芻狗之輩”。
他在新聞報道上力求客觀、真實、公正、全面、超然，在為《庸言》發表的《本報之新生命》中他指出：“吾曹此後，將力變其主觀的態度，而易為客觀。故吾曹對於政局，對於時事，乃至對於壹切事物，固當本所信，發揮自以為正確之主張。但決不以吾曹之主張為唯壹之主張，決不以壹主張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張。且吾曹有所主張，以及擷取其他之主張之時，其視綜合事實而後下壹判斷之主張，較之憑恃理想所發揮之空論，尤為寶貴。若令吾人所綜合事實，尚未足令吾人下筆判斷之時，則吾人與其妄發主張，貽後日之懺悔，不如僅僅提出事實，以供吾曹及社會異日之參考資料，而決不急急於有主張。蓋吾人此後所發表者，演繹的理論，決不如歸納的事實之多。”在《三大勢力之警告》《個人勢力與國家權力之別》等文中，他沒有因為當時隸屬進步黨、朋友中進步黨人居多而袒護進步黨，他在比較進步、國民兩黨之後，認為進步黨之弊在於“保守”；對袁世凱，他指出：“扶植個人之勢力……終將為亡國之罪魁。”
他主張記者要善於調查研究、認真思考，敢於講真話，互相尊重彼此人格，反對憑空杜撰和誣陷無辜，他提出“新聞記者須有四能”，即腦筋能想，腿腳能奔走，耳能聽，手能寫。“調查研究，有種種素養，是謂能想；交遊肆應，能深知各方面勢力之存在，以時訪接，是謂能奔走；聞壹知十，聞此知彼，由顯達隱，由旁得通，是謂能聽；刻畫敘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求紳士之態度，是謂能寫”。他壹貫不輕信，不盲從，不憑道聽途說，而是深入采訪。其觀察之敏銳、調查之細致，令人感嘆不已。日本以支持袁世凱稱帝為條件，提出“二十壹條”，他寫了《日本人之心心念念》《中日交涉近聞》《日人欲以我為墨西哥耶》等通訊；袁向各國借款，他寫的《大借款波折詳記》《借款裏面之秘密》《借款內脈之解剖》《斷送蒙古聲中的大借款》《痛苦之新年》《慘痛之外交》《奈何橋上之大借款》等壹系列通訊，都建立在大量第壹手材料基礎之上。
三
黃遠生首創了通訊這壹獨立的新聞文體，並成功地運用這壹文體進行新聞報道，這是壹種比消息更詳細、更生動地報道客觀事物或典型人物的新聞體裁，他當時采用的大部分是日記體，他在《新聞日記》開場白中說每日以日記體登通訊壹篇：“是日有獨特之新聞則紀新聞，無新聞則取內外之新聞而評論之，至並評論之新聞而無之時，則以吾自身為此通信之主人翁，吾所懷之感想，吾友朋之談話，乃至吾夙昔所記憶之零星瑣碎，皆壹壹筆之，又吾此後所謂新聞者，不必盡為朝章國故也。市井瑣屑，街談巷議，皆壹壹做新聞觀，此在日報中實為創格。”黃流沙《從進士到記者的黃遠生》、宋雲彬《民初名記者———黃遠生》都說：“我國報紙之有通訊，實以黃遠生為始。”黃天鵬在《新聞學概論》中也說：“自黃遠生出，而新聞通訊放壹異彩……為報界創壹新局面。”他追求通俗活潑的文風，壹掃黑壓壓幾千年形成的暮氣，打破了晦澀深奧、矯飾造作的積弊。他主張寫實，在《消極之樂觀》壹文中說：“吾人皆自述其思想，且以最誠實單純之感想為限，而決不假於造作與勸化的口吻。”他把文學手法引進了新聞寫作，如《遁甲術專門之袁總統》《喬裝打扮之內閣》《奈何橋上之大借款》等，單是標題就奇特新穎。在他的筆下，政治外交的內幕、統治者的暴戾、侵略者的兇悍、流亡者的痛苦、饑民的哀號、妓女的辛酸淚……壹壹躍然紙上。有人甚至稱他為“印象派大師”“後世報告文學草創的鼻祖”。
他的通訊亦莊亦諧、繪聲繪色，有著鮮明的特色。他寫的大多是政壇上的人和事，因為他深知其中的腐敗與黑暗，隨見、隨聽、隨感、隨議，不拘壹格，揮灑自如，所以無論是寫“開國大典”還是議會黨爭，或是社會新聞，無不嬉笑怒罵，淋漓盡致，如《喜喜日日記》《外交部之廚子》等，刻畫人物則“須眉畢現，影無遁形”，針砭時弊則“發聵振聾，暮鼓晨鐘”，對民眾的啟迪實在不下於政論、時評。他說：“文藝第壹義在大膽，第二義在誠實不欺。”“余既不能修飾其思想，則亦不能修飾其文字，若真有見之發怒而冷笑者，則即余文之價值也。”
由於他的通訊鞭辟入裏，妙語天成，所以名聲鵲起，壹時有洛陽紙貴之譽。鄒韜奮評論他的文風“流利、暢達、爽快、誠懇、幽默”。由他創造、使用的通訊文體後來被人們廣泛接受、采用。他活躍在中國新聞界的短短四年，是中國近代史上極為重要的轉型時期，新舊交替，希望與絕望並存，黑暗與混亂沒有結束，光明和安定沒有到來，他和無數關心民族命運的知識分子壹樣，苦苦地探索著出路。正是在那樣的大時代，他登上新聞界的舞臺，揮動三寸羊毫，成為反對社會黑暗和政治專制的鬥士。他說：“我國之政治舞臺，乃有黑幕而無明幕。”面對內憂外患，他寫下了《我意今尚非高談建設之時》。他的報道以財政、外交兩方面的問題居多，他認為大借款是“飲鳩止渴”，警告當政者不要做“亡國之罪人”，正告他們“多行不義必自斃”。他認為辛亥革命後“不過去壹班舊食人者，而換取壹班新食人者”“官僚之侵蝕如故，獨夫之荼毒如故”“袁世凱作總統固無效，袁世凱即使有人推戴作皇帝，亦決無效”。他壹針見血地指出：“政治之日趨險惡，非他人為之，乃袁總統自為之也。彼等及今而不改此度者，則吾國命運可二言定之，蓋瓦解於前清，而魚爛於袁總統而已。”他對“置多數人民利害於不顧”“私人利害重於國家”的“黨爭”“黨禍”深惡痛絕，主張“不許此兩派私人之勢力，假政治為口實，而相與賭民國之基礎為勝負”，要重在討論與國家前途有關的政治、法律問題。
他在《新舊思想之沖突》文中說：“吾國秦漢以來，推崇壹尊，排斥異說，閉關自守，習常蹈故，以至今日，余焰不死。”“吾國所有壹切現象，莫非八股。”“政治家無主張以戰勝輿論，則最後之手段，惟有專制。”他痛心疾首，不斷揭露袁世凱“扶植個人之勢力”“慣以收養遊民為得策，雞鳴狗盜之士，天下以袁門為最多”“國體既變，而專制之官樣文章，則愈接愈厲”。
他的《官迷論》專門分析了專制官僚體制下的社會心理病———“官迷病”，認為官迷的由來是由於政治腐敗，“民國時代之內外紛紛以爭權奪利為詬病。爭者何權，官權是也。奪者何利，官利是也。有直接而爭者，有間接而爭者，有用舊勢力舊資格而爭者，有用新勢力新資格而爭者。”“而惡劣之心理，遂影響於壹切政治。”“今有官迷，則社會之人，各欲奴隸人而魚肉人，則其去政治之軌道也遠已。”無論是分析現實，還是概括歷史都是入木三分。
他說：“以中國社會制度言之，無復個性之存在。大抵人之壹身，為其祖父之奴隸，為其家族之奴隸，為其親黨之奴隸，為其同鄉之奴隸……忍！忍！忍！壹切皆忍，是可名為忍的籠統主義。故由家而國，乃以相忍為國也。”正是他看到了社會的積弊，所以他主張批評、懷疑、比較以至必要的破壞，主張盡快沖破過渡時期的悲哀和仿徨，打碎“往日所奉為權威之宗教道德學術文藝”，而以“同等權威之宗教道德學術文藝起而代興”。這是歷史轉折關頭超前、清醒、理性的聲音。面對民國初年的黑暗，他在《懺悔錄》結尾清楚地提出：“今日無論何等方面，自以改革為第壹要義。夫欲改革國家，必須改造社會；欲改造社會，必須改造個人。社會者，國家之根柢也；個人者，社會之根柢也。”因此他大聲提倡“個人修養”“獨立自尊”“神聖職業”“人格主義”。這些見解即使放在今天依然讓人觸目驚心，有著不容忽視的價值，是他留下的珍貴思想遺產。
四
黃遠生被暗殺前夕在《東方》雜誌發表《反省》壹文稱：“世間壹切唯心所造，故歷史乃人類心靈之所集成。”他以自己敏感的心靈體會到社會的不平、政治的腐敗、統治者的暴戾。“壹方面警告袁總統勿慣用此等惡辣政策，壹方面警告今日社會之賢者，勿自甘為遊民，而為人所利用也。夫必有獨立之生計，而後其人乃能獨立自尊。然生計之道，在勤儉而寡欲。故夫哲人有言，寡欲者改革家之要素。今日社會，第壹當去奢存樸，第二在獨立生計，第三益以必要之道德，第四獨立自尊”。他自己就實踐了這樣的人生理想，他擺脫官場的誘惑，甘願做壹個記者，首先是作為“獨立之生計”，尋求經濟自立。也只有不依附於權力或任何特殊勢力，才有可能保持壹個知識分子獨立自尊的人格，堅持獨立的社會批判。
他非常不滿袁世凱不尊重法律的暴虐統治，而主張法治，提倡人權，認為：“人人服從相當之法律……袁總統泄溺於途，警察得而執之，罰金幾角至幾元，乃與吾輩等。”對這個在日本學法律、中國最早期的律師來說，追求壹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社會，乃是最自然不過的了。但這些在古老的中國只是水月鏡花，所以他說律師不可為，壹是沒有司法獨立，二是社會誤解，三是律師流品太雜。
他早年深受梁啟超的影響，曾參加過進步黨，目睹了民初黨爭的禍害，他認為政黨是“萬惡之傀儡”，因此在1913年登報公開聲明不參加任何政黨，“自今以往，余之名字，誓與壹切黨會斷絕連貫的關系”。他決心靠自己手中的筆獨立奮鬥，以保持新聞記者超然的地位。他壹再痛斥各政黨只知壹黨之私，不以國脈民命為念，認為政黨的作用只是誤國。這些直率無忌的言論只能招來各黨派的忌恨，說他後來為中華革命黨派人所殺也沒什麽奇怪。
雖然他壹度對袁世凱抱有幻想，稱袁“並非不可與為善之人”，還舉出袁的“五點長處”，給袁上過條陳，但和那些趨炎附勢、利欲熏心、獻媚邀寵者不同。袁稱帝的陰謀尚在醞釀之時，他即在《申報》的“京華通訊”專欄做了壹些大膽披露和警告。1915年，袁稱帝的呼聲甚囂塵上，鑒於黃遠生在輿論界的聲望，袁指使人直接找他，要他寫壹篇表態支持帝制文章。他為此苦惱不已，拖了七八天，袁那邊天天催逼，無奈之下他只好寫了壹篇語意模糊、似是而非、顧左右而言他的文章以應付。對此，他後來曾兩次致函《甲寅》雜誌（章士釗在日本創辦）：“直言不諱地申明自己的政治見解，痛陳衷曲，公布袁氏見逼之情狀。”“表示渴望得到海內人士的諒解，承認那篇論國體問題的文章是壹篇‘不通之文字’，雖有壹些東拉西扯的話，但‘劈頭便言此事（國體問題）在法律上不得討論’，即雖有違心之處，仍堅持了不得改變國體的大原則，可說‘主旨尚未過於沒卻良心’。”③這樣的文章袁世凱看了當然不滿意，又叫人逼他重寫，試圖以種種手段迫他變節入其轂中。他進退維谷，陷於痛苦之中，知道這文章不能再寫，寫了，有違他的道德、良心，不寫袁黨的人決不會放過他，事後他曾以“圖窮匕見”來形容當時的處境。這是他“人格上爭死活的最後壹關”，在權勢和良心之間他最終選擇了良心，9月3日，他倉皇離開北京，只身南下上海。
當時，上海各報赫然登著袁的禦用報紙《亞細亞日報》（滬版）的預告，說黃遠生是該報主筆，袁的人還到處散布他贊成帝制的說法，他發表《黃遠生致〈大陸報〉書》予以澄清：“《大陸報》曾刊載新聞說遠生已擔任《亞細亞日報》主筆，實際系傳聞之誤。”同時，他在上海各大報登出《黃遠庸啟事》：“鄙人現已離京，所有曾擔任之《申報》駐京通信員及承某君預約上海某報之撰述，壹概脫離。至鄙人對於時局宗旨，與《申報》近日同人啟事相同，謹此。”④《申報》把他的啟事放在第壹張第壹版報頭左側，以大字刊出，連登9天。這壹啟事，對袁的打擊不小。
不久，他就動身赴美，“其動機不是遠離是非之地尋求個人安全，而是經過壹番沈思為自己立下新的生活目標”⑤。他臨行前發表的《懺悔錄》充滿了內心的痛苦與掙紮，靈魂與軀殼的沖突，他說壹身分為二截，壹是“傀儡”，壹是“他人之眼光”。這種人格分裂多年來壹直折磨他的精神，他的自責“痛切而真實”，他的懺悔出自真誠。在給《甲寅》的公開信中，他表示：“此後將努力求學，專求自立為人之道’，‘期於恢復人類之價值於壹二’。”⑥在權勢者壹手遮天的中國，做壹個不依附於任何勢力的獨立記者談何容易，他仿徨過，痛苦過，他不想得罪袁世凱，所以才寫了那篇模棱兩可的文章，最終也過不了關。所以，他只能憧憬著在異國他鄉“壹意做人”，開始全新的生活。
不料幾個月後，他在舊金山遭暗殺殞命。直到1985年，廣州博物館前館長黃流沙掌握確鑿證據，才揭開黃遠生被殺之謎：他是被中華革命黨旅美支部派人刺殺的。國民黨極力遮掩這壹真相。其實，事發當時，舊金山的報紙就有報道。
他的新聞生涯雖然短暫，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雖文筆犀利、閃爍著鋒芒，但他壹生中少有私敵，他死後國內各大報刊都做了顯著報道，不同政治傾向的人都始終懷念他。直到他被害12年後，1927年12月，北京新聞學會還專門召開紀念會。
有人說他是“民初的‘黑幕’中升起的明星和被這壹‘黑幕’吞噬的冤魂”。1915年12月27日，蔡鍔“為國民爭人格”的槍聲已在西南響起，而在遙遠的異鄉、大洋彼岸，黃遠生像壹顆耀眼的流星般劃落了。歷經多少年的風霜雨雪之後，閱讀他那些吸引過、打動過無數人心的文字，仰望天幕，我仿佛依稀看到了流星劃落前剎那的光華。
註釋：
①引自《遠生遺著》影印本，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文中引文未註明出處者，均引自該書。
②③⑤⑥《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628、630、631、631頁，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申報》1915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