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源於中國南方的“粳”之說
民俗學家林河先生認為，梵文中的 Cina指的就是中國南方的粳稻民族，人類學家林和先生從基因的角度，論證了印度東部的阿薩姆邦等地區住有中國南方的自稱為 Cina（粳）的粳稻民族，印度人就是依照粳民族的語言稱他們為C i n a （粳）了。
重慶師範大學黃中模教授對於“cina”的考證認為，“支那”可能為古苗語。古印度通過南絲綢之路與三苗文化盛行的中國南方關系密切，史詩裏的“支那”也是泛指古中國，這也是三苗文化在異域的表現。
無論哪種說法，對China詞源由印度梵文而來，學術界並無異議。
2、信史時代中國的確是“絲國”
有關賽裏斯國的絲綢在西方的許多文獻中多有記載，希臘史學家克特西亞斯(Ctesias)遠在公元前四世紀就提到的賽裏斯國(Serica)。再如《希臘拉丁作家遠東古文獻輯錄》([法]戈岱司編耿升譯 《中華書局》1987年)中，從公元前四世紀到公元十四世紀期間九十多部希臘文和拉丁文著作中有許多關於塞裏斯國的記述。
Seres絲國也稱塞裏斯，意指“中國”，古希臘和羅馬對中國西北地區及其居民的稱呼，意思是“絲的”或者“絲來的地方”。
長久以來，華夏壹直是世界上唯壹能夠織造輕柔美麗絲綢的國家。漢代通過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向世界各國大量輸出絲綢。西方史書記載，古羅馬***和國末期的凱撒大帝穿著中國絲綢袍子去看戲，引起了劇場的轟動，被認為是空前豪華的衣裳。
近現代的China(中國)在許多歷史文獻的記述裏，那個生產絲綢、販賣絲綢的賽裏斯國(Serica)代表的並不是同壹個概念，但“中國”的“絲綢”影響巨大，在信史時代裏的確有許多國家認為中國是“絲國”Seres也稱塞裏斯。
3、“China”詞源於印度“支那”意“智巧”
英文中國“China”的使用始於1912年。據柳無忌先生完稿於1968年、出版於1972年的英文本《蘇曼殊傳》(註：三聯書店1992年3月第1版)所記,早在本世紀初,精通古梵文、編著過《梵文典》的曼殊大師在閱讀古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時,便弄清了“支那”壹詞在梵文中的意思是“智巧”。
因為印度人羨慕中國商朝繁榮昌盛的文化而首先給予中國這個稱號,時間大約相當於公元前1400年著名的印度王婆羅多統治的時期。據考證,“支那”壹詞確也最早出現在古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兩部典籍裏。公元前4世紀的古印度喬胝厘耶的《政事論》中“Cina”也有出現；“Cina”在公元前5到4世紀的波斯贊美弗爾瓦丁神的詩中也出現過；《舊約全書》中也有關於“Sinoa”的記述。
由印度梵文記錄中國的“Cina”而衍生出的英文是“China”，波斯文是“Chin”，阿拉伯文是“Sina”，拉丁文是“Sinae,” 法文是“Chine”，德文是 “China”，意大利文是“Cina”。
“支那”壹詞音譯，是古印度梵文“cina”，在唐宋時也譯作脂那、至那、震旦、振旦、真丹等。後來，西方各國流行的對中國的稱謂“China”，實由此演化而來。這壹名詞在戊戌至辛亥時期的中國卻曾作為時髦的新名詞壹度流行。
不少進步青年和愛國誌士，都曾樂於以此詞來稱呼自己的祖國。了解“支那”壹詞的由來及其在近代中國的使用與消亡.對於今天的國人認識那個從屈辱到奮起的時代，或許不無微益（註：黃興濤《文史知識》）。
4、“契丹”的描寫暴露了馬可·波羅沒來過中國
Китай俄語，直譯就是“契丹”。在中世紀從中亞直到西歐，“契丹”壹直是對中國的壹個通稱，“契丹人自從建國以後,即利用和發揮了歷史上比較寬泛的"中國"概念,根據自己的需要,在不同時期取"中國"壹詞的不同涵義而自稱"中國",形成了他們的"中國"認同觀念”
（註：趙永春、張喜豐契丹的“中國”認同《俄語學習》2012年06期）。契丹的影響巨大曾橫跨歐亞，其疆域東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長城，北絕大漠。
契丹族建立的遼朝在中國歷史上長達200 余年，12 世紀，律大石率領遼國殘部西進中亞、西亞，以至於亞歐大陸中西部國家只知道契丹不知道偏安江南的宋朝。“契丹名聲遠播,因此,盡管它早已從歷史舞臺上消失,國外和國內有些民族的語言卻至今仍把中國或漢人叫做‘契丹’”（註：張正明契丹族《歷史教學》1982年04期）。
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在《馬可·波羅遊記》中將元朝稱“契丹”。這也是馬可波羅沒有親自到過“中國”證據。
歐洲人既仰慕馬可·波羅介紹的契丹，卻不知其究竟在何處，當然也不明白契丹與中國的關系。
拉達是西班牙地理學家，他是認為契丹即中國的歐洲第壹人，他在介紹中國地理的報告中說: 我們通常稱之為中國的國家，曾被馬可·波羅稱為契丹王國。
真正使歐洲人為中國給定統壹專名的是意大利人利瑪竇，他是通過其著述《中國劄記》向西方世界公布的。他在1605年寄給意大利的信函中斷定: 現在無疑可以肯定中國就是馬可·波羅的“契丹”。
歐洲人大多對利瑪竇的這些新見持懷疑態度，教會特派遣葡萄牙人鄂本篤考察入華路線，他證實了利瑪竇的發現，說“契丹確為支那，無可疑也”。
蒙古語歷史上稱中國北方為契丹“Китай”
從詞源上講來自蒙古語“乞塔”( Kitat、kidat 或 hitat) ，原來專指中國北方的少數民族契丹，這壹詞義因 13 世紀蒙古的西征逐步擴大，泛指中國（註：參見 陳訓明．莫斯科中國城與伊凡雷帝的母親［J］． 俄羅斯文藝，2005 ( 4) ；孫進己，孫泓． 契丹民族史 ［M］．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5、“粟”在梵語中為“Cina-ka”即“中國”之意
在晚唐以前，西方“國家”是怎麽稱呼和“了解”東亞“中國”的呢？該案是：谷子（小米）。
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東部興隆溝聚落遺址，1500多粒炭化植物種子這壹考古發現證明，我國乃至世界上發現了最早的小米遺存，不論是年代還是種屬鑒定都確定無誤，“小米起源於中國”，這壹觀點如同“中華文明延續5000年”壹樣重要。
稷的本義為稷谷，稷為百谷之長，因此帝王奉稷為谷神：社稷（指國家）：由此，也能看出黍粟在中國古代的地位，它是和江山社稷聯系在壹起的。
“粟”在梵語中叫“Cina-ka”即“中國”之意，印地語稱“Chena”或“Cheen"，孟加拉語稱“Cheena”，古吉拉特語稱“Chino”，都只是語種上的拼音不同。這些語言學方面留下的痕跡，證明了當地文化與中國外傳粟的某些聯系，也說明傳統文化中的粟符號具有世界意義。
事實上，中國的“粟”已經通過史前的“玉石之路”南下和西傳至古印度，“粟”是外界對“中國”的最早了解。
考古人員在哈薩克斯坦東部地區發現了距今4500年前的黍子，也就是說黍傳播到中亞地區之後，繼續向西傳播到了高加索地區和歐洲。而另壹方面，粟則從中國北方向南傳播，最遲在距今4000年時便於泰國和印度的遺址中被發現（中國社科院趙誌軍研究員語）。
距今8000年前，粟作農業取得了壹定程度的發展。此後，旱作農業技術逐漸向西、向南傳播，大約與此同時，粟向南傳播到了東南亞山地。為其他地區的文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礎（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王巍所長語）。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