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萬歷年間，隨著耶穌會傳教士的到來，對中國的學術思想有所觸動。此時的西方科學技術正要開始迅速發展，而中國這時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非常緩慢，大大落後於同時期的歐洲。傳教士在傳播天主教的教義同時，也大量傳入西方的科學技術。當時中國壹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學技術上的知識，但是在思想上基本沒有受到影響。這壹階段的西學東漸，由於雍正的禁教，加上羅馬教廷對來華傳教政策的改變而中斷，但較小規模的西學傳入並未完全中止。
此時的西學傳入，主要以傳教士和壹些中國人對西方科學著作的翻譯為主。1605年，利瑪竇輯著《乾坤體義》，被《四庫全書》編纂者稱為“西學傳入中國之始”。當時對中國的影響主要在天文學、數學和地圖學方面，由於只在少數的士大夫階層中流傳，而且大部分深藏宮禁，沒有能夠很好的普及。
第二個階段
19世紀中葉前後開始，西方人再度開始進入中國，並以各種媒介帶來西方的新知識。而由於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的刺激，促使清朝政府在1860年代開始，推行了洋務運動，也促使西方的科學技術再壹次傳入中國。當時的洋務人士，主要采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態度來面對西學，而主要關註的是西方的先進武器以及相關的器械運輸等，而未試圖對西方的學術思想加以學習，因此在這期間學術思想方面的傳入主要借由西方傳教士創辦的媒體，以及洋務機構中為軍事目的順道譯介的書籍。
甲午戰爭以後，由於中國當時面臨著國破家亡的命運，許多有識之士開始更積極全面地向西方學習，出現了嚴復、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壹批思想家。他們向西方學習大量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知識，政治上也要求改革。這壹時期大量的西方知識傳入中國，影響非常廣泛。許多人以轉譯日本人所著的西學書籍來接受西學。進入民國時期，由於對政治的不滿又進壹步導致知識分子們提出“全盤西化”的主張，在五四時期這種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響。這壹波的西學東漸，壹直持續到當代而未止，但本條目主要探討至五四前後。
西學東漸的媒介
來華洋人
來華的西方人，包括傳教士、外交家、官員等，均對西學東漸造成影響。
傳教士
在明末清初的壹波西學東漸中，傳教士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當時主要以天主教耶穌會為主的傳教士們（較晚亦有方濟各會、多明我會等的教士），在試圖將天主教傳入中國的同時，引介了西方的科技學術思想，譯著了大量的西方學術相關書籍。其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的有利瑪竇、艾儒略、湯若望等人。
在19世紀的西學東漸中，天主教士隨口岸的開放來往各地，基督新教的教士也開始進入中國。他們成立教會學校、醫院，並開設印書館、設立期刊、並譯著大量各種書籍。對於西學的傳入有很大貢獻。例如韋廉臣、李提摩太主持的廣學會，其翻譯出版的書刊，是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了解西學的重要資料來源。
其他來華洋人
除了傳教士之外，許多來華的官員、探險家等也成為傳入西學的重要媒介，例如將領戈登對於中國洋務時期軍事的影響。主持海關總稅務司的赫德對於西方管理制度的引入，以及譯介書籍、最早西方軍樂隊的引入都有影響。
出洋中國人
旅行家及商人及外交官
明末清初有不少中國人隨傳教士到歐洲旅行，但早期都沒留下相關文字，因此對西方文化的傳入影響不大，最早有記錄的是樊守義（1682-1753）在康熙年間隨四位傳教士出使羅馬，寫成《身見錄》（1721年）壹書，描寫歐洲政治制度、建築、風俗等，對於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有不少影響，許多對利瑪竇等人著作存疑的中國學者，觀點開始有了轉變。乾隆年間的商人謝清高遊歐後所著《海錄》（1820年）則更廣為人所知，記錄歐洲的貿易、工藝、人民生活及世界地理。
鴉片戰爭以後，自行出洋的中國人更多，1849年商人林鋮的《西海紀遊草》，記述其至歐洲及美國的記遊。近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王韜在1867年出遊歐洲，1870年出版《法國誌略》、《普法戰紀》二書；1879年出遊日本，影響其各種主張思想，商人李圭1876年至美國參與博覽會，寫下《環遊地球新錄》壹書，成為中國人中首位環遊地球壹周的記述者，並對美國的學術科技的發展有所介紹。
而清政府也因洋務運動的推行，在1866年派官員斌椿等人考察歐洲12個國家，著有《乘槎筆記》；1868年至1870年由滿人誌剛首次正式出使歐洲及美國，著有《初使泰西記》。此外，早年同斌椿考察的同文館學生張德彜，之後多次出遊歐洲，著有《航海述奇》***七部，對歐洲社會學術文化的描寫更加深入。
光緒年間開始設立駐外公使之後，有更多重要官員和知識分子出使歐美並撰寫遊記，且由於公使較壹般旅行者停留較久，因此對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能更加深入，其中對中國思想文化產生重大影響的包括李鴻章（著有《歷聘歐美記》）、郭嵩燾（著有《倫敦與巴黎日記》）、劉錫鴻（著有《英軺私記》）、黎庶昌（著有《西洋雜誌》）、曾紀澤（著有《使西日記》、《出使英法日記》）、薛福成（著有《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徐建寅（著有《歐遊雜錄》）等人。甲午戰爭以後，中外交通大開，出洋變成很普遍的現象，因此不贅述。
留學生
近代中國的留洋學生起自於鴉片戰爭之後，早期的留學生，多為港、澳地區教會學校的學生，進壹步出外發展，1850年至美國耶魯大學讀書的容閎，1848年至英國愛丁堡大學的黃寬等，即為早期留學生的代表之壹。容閎在學習中，感受到中國社會文化的不足，因此回國後，即希望能有更多人出國學習西方事物，在他的爭取提議下，終於在1872年清政府選派第壹批留美幼童，次年並有第二批，他們在中學畢業後，主要以西方的軍事、工業技術等學習為主，雖然在1881年被改變政策的清政府招回，但他們對於西學的傳入有所貢獻，也影響往後的留學生的留洋，他們之中最著名的包括詹天佑、唐紹儀、梁諭等。
另壹方面1875年開始，福建船廠及北洋水師學堂的學生也陸續被派至歐洲各國學習，對於晚清對西方海軍的學習有所貢獻，但其中最著名的嚴復反而不是在軍事而是其他西學的傳入有重大的影響。
相較於洋務運動期間留學生多為官派且人數少而零星，甲午戰爭之後，首先興起了留日浪潮，大量官方資助及民間自行前往的留日學生出現，對於由日本學習西學有很大的助益。此外，1900年以後，由於美國歸還部分庚子賠款作為留美的經費，使留美的留學生人數大為增加。留學法國則在1912年左右，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發起勤工儉學的運動，使許多人得以留法。這些大量的留學生直接接觸到西方的教育，得以更直接能將西學傳入中國。1915年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壹批留學生創辦了中國科學社及《科學》雜誌，對系統地向國內介紹、引進西方科學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媒體
媒體是將少數知識分子所習得的西學，較快速地傳布於較多人的方式，在近代的西學東漸之中，最主要的媒體有書籍、期刊、報紙等。
書籍的出版流通
西學書籍的翻譯和著述，是西學東漸相當重要的媒介，關於各種出版的書籍和簡介，見於後面的書籍列表以及各學科的相關內容，這裏主要探討書籍的出版和流通。
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中，雖然出現了大量的由教士及士大夫合著合譯的書籍，但這些書籍未能受到當時壹般社會的重視，未能打入晚明已十分發達的商業出版界，因此雖然西學書籍有刻印出版，但主要仍僅流通於少數有興趣的士大夫階層。
19世紀初以來，首先開始大量出版西學書籍的是西方的教會組織。如1843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上海創建《墨海書館》。墨海書館出版了壹批關於西方政治、科學、宗教的書籍，如《新約全書》、《大美聯邦誌略》、《博物新編》、《植物學》、《代微積拾級》、《代數學》，還出版中文期刊《六合叢談》，是道鹹年間譯介西學最重要的出版組織，此外早期重要的西人出版社尚有美華書館等。
1887年起，由傳教事、外商組成的廣學會是另壹個重要的西學出版機構，其出版翻譯的大量政治、科技、史地、法律等方面的書籍，尤其在1895年以後成為維新派如康有為等人思想的重要來源。
另壹類重要的翻譯出版機構，是由清政府在洋務運動的推行下所成立的，其中1865年成立的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譯書最多，影響最大，尤以科學技術方面書籍最多，北京的同文館，則以國際公法、化學、法律方面的書籍影響最大。除此之外，福州船政局、開平礦務局、天津機器局、上海廣方言館、廣州同文館等機構都設有翻譯出版的機構。
中國民營的出版社始自於1897年成立的商務印書館，由於商業性的考量，其出版重視較為通俗的知識介紹，以及配合新式教育的推而出版的新式教科書，同時由於其出版社分館及銷售點遍布全國，因此對於將西學新知傳布於更廣大的民眾，有很大的貢獻。其後於1912年成立與商務競爭的中華書局亦扮演著類似的角色。
書籍的流通方面，除了書局書店之外，各式的圖書館也在維新運動時期開始推展，希望能改變傳統中國官藏私藏書籍而不善加流通的情形。最早是維新派人士在全國各地成立學會並藏書向公眾開放借閱，其中藏書除傳統學術書籍外，增加了許多西學書籍。公***圖書館則要到1902年清政府規定各大學堂要設立圖書館，而1905年才有第壹座大型公***圖書館在湖南成立，收藏大量西學書籍。其後各省也漸次成立。至民國時期，公私圖書館事業都更加發達，對於傳布新學於民間產生不小作用。
期刊
雜誌報紙由於是定期出版，相較於圖書而言，對於傳播最新的西方知識有重要的角色。第壹階段的西學東漸，尚無期刊的出現。
晚清早期的期刊多半是教會期刊。最早的中文期刊，是英國耶穌會教士馬禮遜和米憐1815年於馬六甲***同創立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雖然不在中國發行，但有不少流傳入中國。中國本土則是1833年由荷蘭教士郭士立在廣州成立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內容介紹西方文化、新聞、文學等。其後數十年間陸續有傳教士成立各種期刊，但大多延續時間不長（五年已算長），發行量影響力也都較小。1853年，理雅各和麥華陀在香港創辦《遐爾貫珍》；1854年，美國傳教士瑪高溫在寧波創辦《中外新報》；1857年，墨海書館偉列亞力出版中文期刊《六合叢談》；1862年，英國耶穌會士在上海創辦《中西雜述》；1868年由美國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成立的《中國教會新報》（1874改名《萬國公報》，廣泛介紹西方各種知識，其延續時間長，發行量大，是晚清傳播西學重要的媒介。1872年，京都施醫院在北京辦的《中國聞見錄》是北京最早的期刊。此外1876年由英國人傅蘭雅（原名John Fryer）在上海成立的《格致匯編》，是第壹部科學專門的期刊，對西方科學知識的傳入具有重大影響力。
1895年甲午戰爭的刺激，使得大量各種國人所創的期刊興起，多用於宣傳西方政治思想及學術，最早包括康有為1895年成立的《萬國公報》（與林樂知所創同名），1896年成立的《強學報》，同年梁啟超成立的《時務報》等，這些刊物的發行量及影響力，都遠超過早期的教會期刊，戊戌變法失敗後，1898年在日本橫濱創辦了清議報 之後1901年因火災停刊，又創立《新民叢報》，同時革命派則在日本有《民報》，二報之間的互相爭論，激發起讀者們對於政治事務的熱心參與以及許多西方政治經濟社會理論的的認識。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晚清政治性期刊的熱潮減低，1915年成立的《新青年》，代表著新的壹種，以文化的討論為主要目的期刊，《新青年》以及其他類似的期刊，對於民國時期西方思想的傳入產生的重大的影響。
報紙
報紙雖相較於期刊而言，多具有報道及商業性質而缺乏較深入的知識，但由於出刊時間快發行量大，有助於把西方知識和消息廣傳開去。影響力較大的報紙中，最早的是1861年由英商匹克伍德在上海成立的《上海新報》，其內容除新聞、商務消息外，也有西方科學技術等的介紹。1864年香港連續出版了《中外新報》、《近事編錄》和《德臣西報》中文版《華字日報》。其後，另壹西商美查（Ernest Major）在1872年成立《申報》，之後成為晚清民國的重要報紙，其內容雖然以新聞、奇聞為主，但也包含對西方思想及消息的報道，以及在讀者投稿中對於中西文化接觸問題的討論（著名的是鐵路與風水的爭論）。1874年，王韜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世界上第壹家中國人創辦的中文日報，王韜自任主筆，寫下大量鼓吹變法自強的政論。
在1895年以前，新式報紙的影響力仍然僅限於沿海口岸地區。但在1895後以後，這些報紙的發行量大增，如《申報》增加版面，發行地區也增加之外，有更多的報紙開始出現競爭，包括上海的《新聞報》、《時報》，天津的《大公報》等。此外，尚有革命派的報紙如《警鐘日報》，且各報紙開始漸由早期以文言為主，轉而以較多接近口語的文字來吸引更多的讀者，不少白話報也在晚清全國各地出現，這些對對於西方新思潮的傳布產生重大影響。
新式學校
明末清初，教士艾儒略所撰的《職方外紀》（1623年）中，曾對歐洲國家的學校制度加以介紹，但未受當時士人的重視，也未影響中國的教育。
在晚清這波西學東漸中，西式的新學堂才開始逐漸建立，並成為學習西學重要媒介，早期的西式學校多為西方人，尤其是教會所設。最早的學堂為1839年在澳門成立的馬禮遜學堂，其後在當時唯壹的口岸廣州也有類似學堂成立。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教會學校才廣泛成立於各個口岸，1858年天津條約之後進壹步發展至內地，成為早期西學在民間傳布的重要管道。1876年徐壽、傅蘭雅在上海創立的《格致書院》，是較早的壹所教授西洋自然科學的學院。
在洋務運動中，為培育相關人才，清政府也開始成立新式學校，最早的是北京的同文館以及上海的廣方言館，其後在全國各地成立天文、電氣、醫學、軍事等專業的西式學堂，教會學校也在這期間得到進壹步發展，並開始淡化學校的宗教色彩，都對西學的傳播產生重大作用。
甲午戰爭的刺激和戊戌維新的鼓吹，於清末新政時期，使得新式學堂大量出現，大量傳統的書院改為新式學堂，而1905年科舉的廢除，更使得傳統的私塾失去了其主要作用而沒落或轉型，晚清新政中並正式采用西方學制來規範各級學校，其學習西學的內容也更為廣泛。
港、澳及其他口岸租界的角色
澳門由於在明後期由朝廷讓與葡萄牙人，因此在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中，西方傳教士常以澳門為中繼站，而壹些學術思想亦經由此逐漸傳入中國內地，而許多與西人打交道的中國人亦在澳門學習西方語言及文化。
1841年，香港在南京條約中割讓給英國，使得香港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澳門作為中西之間橋梁的作用，移入香港的中國人在這裏得以接觸到英國的政體、法律、習俗、學術文化等，在這個環境下，產生了近代中國不少具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包括如王韜、何啟、洪仁玕等人。
隨著清朝與西方國家之間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各地通商口岸租界逐漸設立，產生了許多中西文化得以交流的管道，其中尤以上海租界最具代表性及影響力，居住在租界中的民眾，較直接地接觸到新的西方科技事物、西方式的政治法律體制、資本主義式的經濟以及西式的媒體，也因此許多近代以來的新知識分子，都曾因在上海生活而受到西學的影響。此外，活躍於各個口岸的買辦商人，因為商務的需要，成為較早開始接觸了解西方語言文化習俗的壹批人，如主張議會民主的鄭觀應即是廣東口岸地區商人出身。
日本在西學傳入中國的角色
道光鹹豐年間，中國原比日本早開始接觸西方，因此日本人經常透過中國的譯介（包括如魏源等人的著作）來了解西方。但隨著日本人開始接觸學習西學，包括明治維新的推行，使得在1870、1880年代時，對西學的學習開始超越中國，而為如李鴻章等人所註意。此外任日本領事的黃遵憲寫於1887年的《日本國誌》，介紹日本的歷史及進步發展的情形，但未受到當時人的重視。
甲午戰爭使更多人註意到日本人學習西方的成功，之後俄羅斯侵略中國東北，使清政府決定與日本友好，加上地緣之便，大量留學生到日本學習。由於文字的接近（當時日文漢字較現代日文的漢字更多），許多即使僅粗通日文的人，也能大致閱讀甚至譯介日本的西學譯著，因此日本成為晚清時期（尤其在1895-1914年間），中國學習西方學術文化最重要的媒介。
例如維新派的康有為，在推行新政時，多引日本學習西方政體制度的例子來作範例。晚清影響思想界最大的人物之壹梁啟超，其大量介紹西學的文字便有許多得自於在日本期間相關譯著的學習。日本對中國西學東漸的影響，更可由大量的日本漢字的引用可看出，包括如“政治”、“社會”、“文化”、“經濟”、“哲學”、“化學”、“物理”等重要的西方新概念詞匯在內，***有數百個日本翻譯的西方新詞匯傳入中國並廣為應用。
1914年以後，由於日本對中國政府提出二十壹條，引起強烈的反日運動，加上留學歐美的管道逐漸便利，人數增多且更受到重視，因此日本作為中國學習西學的中介角色就減弱了。
中國人對西學看法的變化
明末清初
明末清初西學的傳入，使中國的少數士大夫開始認識到西方學問之中有其優於中國之處，但這並未造成中國人對於中西學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變。西學中主要受到註意的仍是技術方面如天文歷法、測量以及所謂的“西洋奇器”等，對於中國學術本身的影響沖擊亦不大。
此外，當時最常見的壹種說法，便是“西學源出中國”，認為當下壹些中學不及西學的事物，其實是中國古代已有而傳入西方，但中國本身反而失傳的事物，如黃宗羲認為壹些數學原理是周公時代西傳的。王夫之認為西學大多是“剽竊中國之緒余”。錢大昕認為西方天學算學，是習自於在中國已失傳的祖沖之的著作，這樣的看法使得當時人能很安心承認並學習這些西方較優越的學術。
晚清時期對西學看法的變化
晚清道光鹹豐之交中國人與西方人接觸時，除了大多數人根本不重視甚至排拒西學的存在之外，僅有少數有識之士如林則徐、魏源等人，開始註意到西學有其優越之處，但基本上，他們仍不把西學看作是與中學對等的學術文化，從魏源的名言“師夷長技以制夷”來看，西學只能是“夷學”，其中雖有可取之處，但其地位遠不及中國學術思想。
在洋務運動早期，大多數人仍存有這種類似的看法，但隨著與西方接觸的增加，“西學”壹詞逐漸取代了“夷學”，許多官員及知識分子開始正視西學，視之為可與中學對等的學術思想，並開始探討應當如何融合二者的優缺點來幫助中國富強，當時在政界學術界都有重要地位的張之洞所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便成為晚清新式知識分子們最典型的西學觀點，認為西學在器物、制度上勝過中學，但在基本的思想道德人心等方面不如中國。
這樣的中學西學的觀點，在晚清壹度讓這壹代的知識分子暫時取得壹個安心於學習西學的模式，但在清末最後十多年已開始受到挑戰，到了民國初年，當更多的人對傳統文化不滿開始視西學為“新學”，認為西學高於中學而應當取代中學時，便引發了進壹步的論戰。
民國時期西學東漸的論戰及影響
第壹次正面的理論對恃是從1915年《新青年》創刊開始的。論戰的焦點是關於中西文化差異的評價和認識。《新青年》壹問世，就大張旗鼓地宣傳倡導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而他們提倡的“所謂新者就是外來之西洋文化，所謂舊者就是中國固有之文化”，公開主張以西方文化來取代傳統的封建文化。為了強調西洋文明的先進性，陳獨秀在《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中，把東方文明和西洋文明加以比較後，概括了東方文明和西洋文明的特點，他認為，西洋民族以戰爭為本位，東方民族以安息為本位;西洋民族以個人為本位，東方民族以家族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為本位，以實利為本位，東方民族以感情為本位，以虛文為本位。文中盡是以西方文化之長來映照中國文化之短，這樣的態度和明顯的取向，很快引起了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強烈反對。從1916年開始，《東方雜誌》主編杜亞泉便以“槍父”為筆名，發表了壹系列論述東西文化差異的文章，與陳獨秀等人進行論戰。他也采用陳獨秀的比較方法，而其結論卻完全相悖。他將西洋文明概括為動的文明，而將中國文明概括為靜的文明。他說這兩種文明可以互相補充，取長補短，卻又“不可不以靜為基礎”。甚至西洋文明也必須由吾國文明，去救之弊，濟之窮。他告誡國人不要受西方物質文明的“眩惑”，堅持要以儒家思想為是非之標準。他指責新思想新文化自西方輸入，破壞了這壹傳統標準，於是造成了“人心之迷亂”少國是之喪失’，少精神之破產。陳獨秀、李大釗等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反駁，李大釗采納“槍父”的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的說法，卻又在價值取向上完全否定了槍父的論點。
緊接著，第二次大規模的論戰是在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此時，傳統文化已受到了猛烈沖擊，西方文化已如“洪水”般湧入，新文化的傳播已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完全拒絕外來文化的論調已根本站不住腳。於是文化戰線上又產生了壹種中西文化“調和’，論。1919年秋天起，章士釗到處講演，鼓吹新舊調和之說。他認為：“調和者，社會進化至精之義也’，“不有舊，決不有新”，“不善於保舊，決不能迎新”。杜亞泉等人也趕緊呼應這壹論調，進壹步提出、中國固有文明不但不能“革除’，而且這種調和，也只有把西洋文明“融合於吾固有文明之中’。這實際上仍是壹種改頭換面的文化守舊論。李大釗在論戰中從經濟基礎的決定因素方面分析了新文化必然取代舊文化，而不是與之調和的客觀必然性。《新青年》、《新潮》、《民鋒》、《每周評論》等雜誌都積極參加了這場論戰。這次論戰壹方面進壹步傳播了與封建傳統文化徹底決裂的新文化精神，同時也大開了“全盤西化”論的先河。
關於中西文化的第三次論戰是發生在1920年代初期。其主題是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價值問題。1918年，梁啟超自歐洲歸國，出版《歐遊心影錄》並發表了大量觀感，主要觀點是認為在歐洲壹百年來的物質文明高度發展，卻帶來的許多災難，要想解放“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的喊救命”的西方世界，只有依靠中國的古老文明。而梁漱溟於1921年出版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則認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而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他認為這三種文化系統代表了人類文化發展循序而進的三個階段，並得出結論說：西方文化的路已經走到了盡頭，緊接著“便是中國文化復興成為世界文化的時代。”胡適等人立刻起而應戰。胡適認為：“現在全世界大通了，當初鞭策歐洲人的環境和問題現在又來鞭策我們了。將來中國和印度的科學化與民治化，是無可疑的。李大釗、瞿秋白等人則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器參與這次論戰。瞿秋白指出：“西方文化，現已經資本主義而至帝國主義，而東方文化還停滯於宗法社會及封建制度之間”，兩者都應為當代社會所摒棄，只有進行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方能得真正文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