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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現在的車票這麽緊張?

我不是在抨擊什麽,我只是想讓普通老百姓知道這些內幕。

“我曾經幹了4年的票販子,被處理幾次,現在不幹了,我告訴妳,那些活躍在火車站附近的票販子只是些‘小蝦米’,最大的票販子並不是我們。”這位自稱姓丁的男子向記者講述了票販子倒票的黑幕。

票販子分三級

丁某告訴記者:“票販子分三個等級,壹級票販子也是最大的票販子就是設在各大賓館、旅行社、企事業單位、政府機關的車票代訂處,他們是固定的訂票戶,因為與鐵路有訂票合同,不論票源緊張與否,鐵路都必須履行合同,保證供票。火車站的車票至少70%都是他們訂購走的,他們可以說是車票‘批發商’,他們打著為顧客訂票的幌子訂購大量車票,而實際上有很大壹部分車票都被他們批發給了票販子。這些車票代訂處訂購來的車票已被鐵路加價3元或者5元手續費,他們往外批發時還要加價50元、80元、100元不等的價錢。還有壹個大的車票‘批發商’就是高校訂票點,每年學生放假期間,我們都能從高校的訂票點弄出部分低價車票來。”

丁某說:“有10%的火車票是在火車站窗口預售的,二類票販子是專門盯這些票的。火車票是提前7天預定,乘客並不知道哪個車次哪天開始提前預售,但票販子掌握得壹清二楚,到了預售的第壹天,他們花10元、20元的價錢雇人站排買票,總***也沒有幾張臥鋪票,所以在‘五壹’、‘十壹’、春運期間旅客在窗口幾乎是買不到臥鋪票甚至硬座票的,只能從票販子手裏買。”

丁某介紹,“還有壹類票販子就是專門從賓館、旅行社等單位的訂票點倒票,或者向有車票的票販子‘對票’,這類人票價來得高,所以加價也特別狠,壹張去上海臥鋪票在春節期間能加價300元,去廣州的臥鋪票有的加價500元。”

倒票滋生三類人

丁某告訴記者:“倒票這行滋生了三類人,壹類就是票販子、另壹類就是在車站專門有壹幫人是替票販子購票的‘專業戶’、還有壹類就是拉票的,專門在車站附近尋找買票乘客的人。現在抓得嚴了,沒人敢明目張膽地倒票了。為了逃避打擊,票販子什麽招數都想出來了,不斷改變倒票地點,在車站現場交易的幾乎絕跡,在出租車、賓館、車站周邊旅館、商場或遠離車站的偏僻地帶交易的越來越多。在火車站內,票販子安排的就是拉票的,他們主要是孕婦、未成年的盲流,這些人被警察抓住了也處理不了。”

代售點年賺百八十萬

“警察不斷打擊,抓住了最輕是拘留,妳們幹這行值得嗎?”記者問。丁某說:“不掙錢能有人幹嗎?還不是有利益驅動。告訴妳,像我這樣的‘蝦兵蝦將’壹年能掙上10萬元,而像那些大的代售點壹年至少能掙個百八十萬的。”

票販子有行規

“我們也有行規,大家必須遵守這個規矩。比如我是專門倒賣去廣州的火車票,有的人專門倒賣去北京的,還有人是專門倒賣去上海的,我們彼此之間就不許搶對方生意,如果我想賣壹張去上海的票,我也必須從倒上海票的人手裏‘調劑’,如果誰不遵守行規,我們就把他舉報出去讓他幹不下去。也有的販票子是有組織的,幾個人群體協作倒票,形成了購票、倒手、拉客、成交壹條龍。壹些團夥還實現了組織化和網絡化,有壹整套嚴密的程序。”

丁某最後跟記者說:“說實話,警察要想徹底制止倒票,最好的辦法就是從源頭上控制票源,沒有大量火車票流入我們手裏,我們還倒什麽?拿什麽倒?”據《時代商報》

大家對此有什麽看法?壹票難求,難道這樣的局面還不應該解決?難道沒有別的辦法?火車票、汽車票為什麽不實行實名制呢,難道真的是為了某壹類人的溫飽問題?

破解火車票黃牛黨斂財內幕

■黃牛黨搞票的方式有幾種?

■最初的票販子是怎樣產生的?

■他們為什麽會出賣自己的同行?

■團夥內部的組織構架如何?運作模式是怎樣的?利潤如何分成?

倒票巔峰時期:壹列火車30000元進賬

被倒賣的車票壹般是原價的兩倍,最火的車次能炒到5-6倍,而原價的1.6倍是底線。每列火車的正常運力是1500人,在部分車次裏,黃牛黨操作的票占10%-20%。壹張票起碼能賺100元,壹列火車就有30000元進賬。1993年-1996年曾是黃牛黨最猖獗的時期,某些短途列車的車票幾乎由黃牛黨包辦,部分長途列車被倒賣的車票也高達40%。

獲票途徑:約50%為自己印制

黃牛黨搞票的方法有三種:壹、合法購票,這是最安全的。他們壹般采用“多人買多票”。而這種方式購得的票占三成左右。二、自己印票,這是最主要的來源。由於火車票是現買現印的,因此他們會通過某些途徑獲得空白的火車票(除了出發地、目的地、車次、時間未印),然後根據與有關人員達成的協議———如確定某次列車可以倒賣的車票數量,在窩點自己印好票再出去兜售,近壹半的票是這樣搗制的。三、由個別列車工作人員直接提供火車票,由於風險較大已不常使用。另外,有時票販子也會與盜竊者勾結,盜取乘客已經買好的車票,少數時候會得手。

組織內部:理論上不允許脫離組織

最底層票販子,主要是大城市沒有暫住證的外來勞動力。因為外地人流動性大,壹旦出事很難被查到。而涉及到機密的骨幹壹般來說則是本地人,尤其是黨首,因為他需要“很硬”的關系。對於新加盟者,首先會摸清他的底細,並有各種考驗。從理論上講,是不允許任何人脫離“組織”的,少數人員在脫離組織之後會受到嚴密監視。而被黃牛黨舍棄的成員則會與組織達成協議,他們守口如瓶,組織給予經濟上的賠償。

內部運作:票錢分離,循環牟利

壹般來講,黃牛黨內部運作分為兩條線,原則是票、錢分離。

整個組織中,只有壹種人同時接觸到票和錢,就是最底層被稱為“勞力人員”的人———火車站直接兜售車票的票販子。每個勞力人員有兩個上家,此兩人之間並無直接接觸。壹個人負責供給勞力人員火車票,另壹個人負責收取賣票所得。收的錢通過若幹個上家層層上遞,直達壹個扮演黨首代言人角色的“代理”手中。錢在他的手中被分流:壹部分上交黨首,壹部分用於支付集團內部人員的酬勞,剩下來的用於周轉。周轉資金交給中間人,他們利用這筆錢,以獲得穩定票源。壹旦票源確定下來,便會通知相關人員到指定地點取票,票被層層下遞直到最底層的勞力人員。

被抓的小嘍口羅多數並不屬於黃牛黨集團,而只是獨立的販票人員。因為大的販票團夥中,所有人員均采用單線聯系的方式,從不直接見面。而上家向下家發指示采用公用電話或者暗號———比如在張貼的小廣告中加入暗號,只有內部人員才能看懂。

黃牛黨黨首從不會在團夥內部人員面前出現,他們用自己的公司或者親戚朋友的公司瘋狂洗錢,更多的通過地下錢莊洗錢。此外,賺到的錢從不在當地揮霍,房產也置在異地。

行為規範:左手倒票,右手吃黑

黃牛黨集團和黑社會組織有著極其嚴密的聯系。多數黃牛黨集團的黨首本身就是黑社會的重要成員,他們利用黑社會保證或擴大地盤。

而那些被抓住的真正有分量的人大多數是被其他黃牛黨集團所出賣的,就是道兒上所說的“黑吃黑”。黃牛黨內部人員除了和司法部門玩“貓和老鼠”的遊戲以外,還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和其他黃牛黨團夥作“堅苦卓絕”的鬥爭。壹旦被其他黃牛黨集團人員知道行蹤,對方就會派出指定人員向司法人員告密,將其出賣,這是地盤之爭的得力手法。但黃牛黨集團之間也會達成壹些協議,如某些車次某些目的地的票歸誰賣等。

阿良自述:沒見過壹張火車票,壹個月轉手370萬

前些年,我通過鐵哥們的關系,在某交通發達的大城市做了當地壹個黃牛黨黨首的代言人。該黃牛黨相當猖獗,黨首每年吞入私囊有上千萬元。原先的女代言人回去生孩子了,正缺錢的我才有幸頂替空缺。我在整個體系中處在“錢”線上,但從頭到尾沒見過壹張火車票。在此期間,我只接觸到兩次資金,處理過程壹樣。

接到老板電話指令後,我到銀行開了壹個賬戶,並按照指令在火車站以暗號的形式發布了壹個尋物啟事,將賬戶通知給下家。當天下午,我的賬戶匯入了第壹筆錢———200萬。三天後,我將其中的100萬轉入了另壹個賬戶,又隔了三天將40萬轉入了第二個賬戶,壹個星期後我把最後的60萬轉入了第三個賬戶。在整個的過程中,我根本不知道那三個賬戶的主人是誰,也不知道這些錢是幹什麽用的。

第二次,我在另壹家銀行開了壹個賬戶,這次匯入的是180萬元,全部的錢除了10萬自留作為酬勞以外,全部匯入第四個賬戶。

整個過程中,我沒有跟其他任何人有過直接聯系,所開賬戶使用的都是假身份證,並使用假名。全部使用公用電話,接受黨首遙控指揮,也從未出現在下家面前。

我把作為酬勞的10萬匯入自己的信用卡後,更換了所有電話,更換了住所,從此不再和老板聯系。“金盆洗手”之後,我的精神狀態仍然很緊張,總覺得有人在屁股後面盯著,晚上很難安穩入睡,成天提心吊膽。而我退出的原因是,做這不光彩的事太受良心的譴責。

花錢為何還要求人?專家分析買火車票難內幕

新華網北京1月23日電 眼下正是春運高峰,不少人為求得壹張小小的火車票四處托關系找人。陪著笑臉,連聲感謝地從“有關系”的人手中接過火車票,轉身心中湧起壹股酸澀。火車票是自己花錢買的,為什麽付給別人錢還要求著人?我們生活的環境已經告別了供不應求的短缺時代,日常習慣了買東西挑來挑去,這買火車票的滋味真是讓人不好受。在疲累中,多少次心中湧出壹股渴盼,火車票什麽時候能像飛機票那樣好買?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價格專家許光建分析,按照壹般經濟學規律,市場上缺少某種商品,主要原因是這種商品的供應量少。火車票難買,車票太少是根本原因。車票的多少是由我國鐵路的運能決定的。在車票少的背後,是我國鐵路運能不足和壟斷經營的體制。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鐵路發展取得了很大成就,特別是“九五”期間,我國鐵路營業裏程平均年增加1000多公裏,這在中國鐵路歷史上是少有的。但是,鐵路的發展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求相比,仍然滯後。我國鐵路路網覆蓋率較低,特別是西部路網不完善,運輸能力總量不足;鐵路運輸結構性矛盾突出,有的地方乘坐列車的人很少,有的地方乘車的人又太多,造成有的地方運能閑置,有的地方運能緊張;鐵路技術裝備水平也不適應現代化運輸要求。

鐵路線路不足,發出的列車不足,而要求坐車的人又多,火車票自然就不好買了。如北京至烏魯木齊的車票,多數時候緊俏,原因就是北京至烏魯木齊只有這壹趟車,只有那麽多張車票,要去烏魯木齊的人又多。夏季,到海邊度假的人多,北京至大連的車票就不好買。春運期間,基本上所有的線路都緊張,去哪兒的車票都不好買。

票販子的屢治不絕,根子在鐵路運能不足。去年暑期,北京至北戴河的列車,像公***汽車壹樣,半小時發出壹趟,旅客隨到隨走,就沒有人去倒這個方向的車票。票販子倒的票,均是緊俏線路,能賣出好價錢。春運全國人民大流動,成為票販子發財的好時機。暴利為票販子和不正之風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票販子成為寄生在火車票上的“毒瘤”,本來就少的火車票,又流入票販子手中,正當渠道的票就更少了,加劇了火車票的難買程度。

與火車票難買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我國民航機票到處打折銷售。民航企業打折賣票,有壹肚子的不得已。飛機多,坐的人少,為爭奪有限的客源,各家企業降價搶客。可見,火車票要走出“難買”,從根本上講,必須加快鐵路運輸生產力的發展,多修鐵路,多開列車,這是解決鐵路運能不足的治本之舉。

中***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指出,無論什麽樣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都要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發展。如果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而成為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障礙,那就必然要發生調整和變革。“‘火車票難買’的呼聲”,對鐵路生產關系調整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國家“十五”規劃中明確提出,鐵路、民航等壟斷性行業要推進管理體制改革,引入競爭機制。歷史已經把鐵路推到了改革的風口浪尖上。

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鐵路改革的推進,隨著壟斷被打破,鐵路大門打開,更多的資源能夠流向鐵路,我國必將修起更多鐵路,開出更多更好的列車。那時,火車票難買將像曾經發生過的彩電難買壹樣,成為歷史。

我們期待,這壹天盡快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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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真黑!黃牛黨驚曝截流春運火車票內幕》

“過年回家”是大多數中國人最傳統的思想,而隨著各地方經濟的發展,流動人口也越來越多。每到春節,火車站浩浩蕩蕩的回鄉大軍展示著中國經濟發展的活力,也形成了中國壹道獨特的風景線,而由此帶來的買火車票問題也成了“老大難”。

1月9日,北京西客站。雪後的車站北廣場,空氣冷得叮當作響。記者無意中在這裏聽到了壹段對話:“春節回家過年嗎?”壹位男士問身邊的女同事。“想啊”,被問的女士回答,“可去年就沒買上票,今年還不知道能不能買到呢。”

此時離春運不到20天,但已提前將人們帶入了春運的緊張氣氛。

2005年北京鐵路春運自1月25日起至3月5日止,***計40天。北京鐵路分局客運處壹位工作人員分析,今年春運北京鐵路客流將高於去年,鐵路運能依然十分緊張。“今年火車票不會比往年形勢好。”這位工作人員說。

年年春運“壹票難求”

王學莊倚在西客站北廣場東側廣告牌下,踢著雪球,身旁放著壹個半人高的牛仔包。他告訴記者,自己是回家過年的。“為什麽這麽早就走?”記者問,“賺不到什麽錢,不如早回家,不然就買不到票了。”他笑著告訴記者,自己在朝陽區壹家裝飾公司幹木工,快要過年了,公司的活好多都收了尾,沒什麽活可幹了。

“想老婆孩子,都3年沒回家過年了。”他說以前總想多掙點錢,臨到年關才想起走,“可沒有壹次能順利買到票。

”這位30多歲的四川漢子,來京10年。據他說,過去每年春運買票都像打仗,輸多勝少,10年間只買到過4次票。今年橫了心,壹定要回家吃頓團圓飯,於是就向公司提前告了假。“不能等到春運,到那時肯定又沒戲了。”

西客站北廣場,如例年春運前壹樣,人越來越多。“許多沒有固定職業的在京人員已開始返鄉,這幾天西客站客流壹天比壹天多。”壹位在北廣場值勤的保安說。

“妳們都買到票了嗎?”記者詢問壹群回鄉的貴州籍“老鄉”。壹位“老鄉”搖搖手中的票得意地說:“都買到了,這時候買票還不難,要再遲就不行了。”

與這些自由打工者相比,許多上班族就沒有那麽幸運了。“我們要到1月30日以後才放假,而且現在沒定下哪壹天,到時買票難,難於上青天。”楊女士在壹家出版社上班,1月10日,她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達了她的焦慮。楊女士表示,她每年都回湖南老家。去年春節因沒買到火車臥鋪票,只好改乘飛機。記者問她有沒有關系能弄到票,她卻“不失時機”地反問記者:“我沒關系,妳有嗎?”

機關購票的“優勢”

“有關系嗎”似乎成了春運購票的口頭禪。盡管春運購票難,但並不是對所有人而言都難。

“我們春節買火車票不難,有專人訂票。”陳先生是壹個國家部委的幹部,他在接受采訪時直言,他們的票有保障。

“這是壹種權力分配,有權的機關單位和大企業大公司,春運火車票通過特殊渠道,可以有內部保證。”北京鐵路分局壹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表示,但他拒絕進壹步透露究竟是何種渠道。

“各個火車站,都有內定的計劃票,保證當地的機關和壹些特殊客戶的需要,這已是多年的陳例。”北方交通大學的陳教授說。而在記者采訪的人群當中,機關幹部、企業的中高級人士也都普遍表示,購買春運火車票不難。當然,小“麻煩”

還是有的,比如要臥鋪票得提前打招呼,但壹般還是會有。陳教授認為,“購買火車票,有很多個渠道,有權可以辦到,沒權有錢也可以辦到,這裏面有計劃經濟時代就已形成的制度保障和內部默契。”

“還有壹個就是信息渠道的問題。”中國青年旅行社壹位熟悉票務的經理說,“火車票到了春運成了稀缺資源。對這種稀缺資源的爭奪,光有錢還不行,還要有信息渠道。比方說網上訂票,對於民工而言,就有點玄,他們當中很多人只知道火車站可以買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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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票難,誰難?

鄧彬來自雲南省壹個山區縣,在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讀了兩年書,沒回家過過春節。“回雲南太遠,如果買不到臥鋪票,擠到家,人都累垮了。”但他說今年想回家,計劃在除夕出發,“等大家都不坐車了,我再坐車回去。”

對於很多大學生而言,春節回家,年年都視為畏途。“雖然有學生專列,但如果有事趕不上,就只能形單影只過大年。”中央民族大學的劉軍同學說,“而且坐學生專列就像坐牛車,活受罪。”

1月10日,在木樨地壹處建築工地,鄭建國等壹群安徽籍民工已在討論春節回家的事。他們所在工地要到年關才休工,“大約要到臘月26日前後”,鄭建國說。“我們計劃先派幾個人提前專門去搞票,大夥兒湊他們的工分。但即使這樣也拿不準,搞不好到時候就只有包汽車回家。”

“對春運火車票這種緊缺資源的爭奪,講的是叢林法則,越是弱勢群體,就越是暴露他的弱勢。”陳教授認為,“許多處於制度保障之外的人,實際上是處於壹種不公平競爭的不利地位。”他還指出,許多體制外的人,實際上與民工壹樣,也 處於這種有勁使不上的不利地位。

車票就這樣被截流

“春運到哪兒能買到火車票?”記者向北京站周邊小飯店的“知情者”打聽。“鬼知道,反正那時車站裏面票不好買。”這位“知情者”狡黠地笑了笑,“到時要票找我,我有辦法。”而北京站問訊處的壹位工作人員卻否認了“知情者”的這

種說法:“我們車站的票,都是統壹放號,電腦打出來的,站裏面沒票只是偶然情況。票賣完了不就沒票了?”

“北京的火車票,都是從北京西客站的總票務中心發出去的。然後從聯網銷售的各電腦終端打出來。”北京鐵路分局那位官員說,“計劃室按計劃排票放號,絕大部分票都到了聯網銷售終端,內部消化的不多。”

但這些票是怎樣被截流的呢?中青旅的那位經理分析,雖然票都是從電腦終端出來的,但這並不意味著票都能進入攤點零售狀態。聯網銷售實際上使電腦終端分布得很散,許多銷售點都可以出票,管理上很難。這就為銷售終端將票截流進行批 發而非零售,提供了很大的運作空間。

“事實上,現在不僅火車站自建有銷售點,很多票務公司也代銷火車票,出票的電腦終端控制在很多不同的經營者手上。當批發可以牟取更大暴利的時候,零售很快就轉入了地下狀態。”

這位經理進壹步解釋說,從獲取火車票的渠道說,壹些大的機關單位專門有人跑票,為本單位服務;許多賓館酒店甚至各種各樣的招待所、辦事處都可代辦票務,為本處旅客服務;旅行社也都有專跑票務的,為遊客服務;還有壹些黃牛黨,他們有組織系統,控制票源等等......

“春運火車票緊張的時候,這些渠道就已將票瓜分得差不多了,可以上攤零售的很少。”據他披露,“這些票都是在聯網銷售的電腦終端被截流的,被批發了出去。而鐵道部規定的火車票代辦費是5元,實際上當票進入地下狀態零售後,代辦

費壹般是15元、20元、30元不等,甚至被炒得更高。而這個利潤空間被地下瓜分,鐵路部門分文不見。”

最後,他表示,自己已經跑了10多年票務。抓黃牛黨抓到的大部分是些散戶,絕非倒票的惟壹渠道,“而且倒票已越來越組織化、專門化,成了巨大的‘經濟增長點 。”

黃牛黨揭開黑幕

“最多的時候,我壹次從北京站窗口領了200多張票,好幾萬元。”

1月9日下午,壹位曾經的“黃牛”向本刊記者透露了倒票內幕。據他介紹,自己最初為壹家招待所跑票務,後來結識了車站售票的人。“逢年過節拜拜年,壹來二往就照顧上了。”

他說,“北京站倒票的,大部分都與售票員熟,不熟根本就不可能從窗口拿到票。從窗口拿票,先要遞上單子和錢,到放號的時候,售票員就照單子敲出來,只要守在那裏等著拿就行,大家都很默契。

放號時,窗口擠的基本上都是倒票的人,旅客根本就挨不上邊。但不放號時,倒票的連影兒都看不到。而旅客不知道什麽時候放號,壹個勁兒幹排隊,就是排上幾天幾夜,也未必管用,只有炒票的拿捏得準時機。”

那麽這中間有多大利潤呢?“我壹張票最高炒到過加1000多元。”至於給售票員的提成,他表示沒有定數,看行情給。

據他介紹,有些人與售票員關系鐵,壹場春運下來,可以掙上百萬元。“我們關系算壹般的,也不是經常能拿到票。

”這也是他後來洗手不幹的原因,“警察抓得嚴,風險大了,弄不好被關了不好受。”

但他也說,即使被抓到,只要不是數額特別大的,壹般也就拘半個月,“有些人還是覺得冒這個險值。”

而北京站周邊小飯店的“知情者”,也提供了類似的說法。壹位“知情者”說,“票都是從裏面出來的。其實背後還有大魚,直接去窗口拿票的,那都是小蝦。也有很多票是從別的銷售點或旅行社出來的,倒票的都是到壹個地方去領,然後分頭叫賣。”這位“知情者”說。有時附近的個別小飯店,經常會成為“黃牛”活動的據點。

如此看來,雖然國家已三令五申要保證春節期間旅客回家能買到火車票,但現實卻告訴我們,坐火車回家過年仍是很“奢侈”的壹件事。

《火車票難買的內幕》

呼和浩特是壹座美麗的塞外明珠,而火車站又是這顆明珠的亮點,為城市的窗口單位它還代表著呼和浩特的整體形象。

火車票難買許多年來是個老大難問題,呼和浩特也不例外,但最近這大半年就更是難上加難。由於工作關系我經常出門買票是必然的,因為沒有內部關系所以得經常排隊買票,從2005年底就買不上票了,例如去往西安的1674次 、天津的2142次火車排到第壹也不壹定能夠買上,而去往成都的1717次、漢口的1484次、寧波的K258次、海拉爾的K274次火車在票緊張的時候排隊也買不上,這到底是為什麽?票都哪裏去了?通過朋友人了解到部分的經過車在呼和浩特站預留臥鋪兩節—四節車廂不等,始發車如K274次每天預留臥鋪是500張,1717次會更多壹些,壹節車廂是66個臥鋪,兩就是132個臥鋪,以此類推每天的始發和途徑車***44趟.呼和浩特客流量比不上北京的百分之壹,除去學生們在假期的十多天及春節前後比較緊張之外,平時不應該緊張到排隊排到前十幾名都買不到票的情況.

經過大半年的了解,車票並不是買給排隊的旅客.首先車票的總額在票物中心,票物中心可以批票,不是所有的人都給.2005年的7月份公安局查到內蒙古天元旅行社大批占票,每張加收50—100元不等的手續費,而天元旅行社給票物中心每張僅只有10-20的好處費.2006年原天元旅行社改名為中鐵旅行社,又被查出多占票老總被抓,十五日後放出,和去年壹樣此事不了了之.中心把另壹部分票放到了計劃室,計劃室主任也可批票,批法同上.剩余的部分到了窗口,售票員也有機會出3-5張,數量雖少但價位高.有些車票預售時卻壹張也沒有,開車前兩小時突然出來壹大批,這說明有人占住了票,實在沒有人要了才放到了窗口.

2005年呼和浩特市內開設了五個火車票代售點,我也去買過幾次,前幾次都憑身份證買到了我很高興,可到了後來(大約2005年的年底後),壹次我們全家出門探親我又去買票,這時預售窗口的規定已變成了每人憑身份證只限售兩張車票.我不明白為什麽火車票還要限售,難道我們坐火車出門不是給鐵路增加收入嗎?為什麽還要限售呢.後來聽工作人員說為了防止票販子倒賣車票.難到真是這樣嗎?後來通過朋友們吃飯時聊天的壹席話,才了解到事情的內幕.原來代售點原本是火車站多經公司開的,多經的工作人員把火車票都買給了正常排隊的人員,計劃室主任無法掌握票額及流向,權利失去無法心安,於是準備將票房的壹部分工作人員安排在代售點售票,但去的人要給計劃室主任送兩到三萬元.而票房的工作人員奇缺,疲勞工作.

鐵道部辦理代售點的宗旨:第壹方便旅客購票,第二解決下崗人員就業問題.而我市的代售點卻是由票房的工作人員售票,鐵道部把百分之八十的票款返回鐵路局火車站給每位工作人員的工資獎金,他們沒有權利在代售點售票並加收訂票費.而且由於票房工作人員的介入火車票奇缺限售多次被投訴,還增加了壹個沒有車票的理由,票房和代售點互相推委.

今年年初代售點發生了丟失180萬的票卷事件,作為鐵路部門來說如此重大事故卻在某些人的操縱下不了了之.可見權大過於法!!!計劃室主任說因為代售點的經理沒有能力去經營才強行進入代售點發售車票,沒有能力經營可以更換管理者,當初申請辦理代售點時難道沒有人審核嗎?

我是壹個圈外之人,只了解皮毛那圈內的人呢?主管者呢?檢查部門呢?每天打擊票販子,到底誰是真正的票販子?

對權利過度張揚就回產生某種不公平的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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