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年間，洛陽出土《漢司徒袁安碑》，馬衡為之跋雲：“碑中所敘事跡，與《後漢書》明帝、章帝、和帝等紀及本傳合。”又雲：“拜司徒之月日，《章帝紀》作癸卯，《碑》作己卯。按元和四年六月己卯為十三日，不值癸卯，即此亦可作不偽之證也。”（《凡將齋金石叢稿》）《後漢書·章帝紀》：章和元年（即元和四年，是年秋七月壬戌詔改元和四年為章和元年）六月“癸卯，司空袁安為司徒”。《袁安碑》癸卯作己卯，查是年六月壹日為丁卯，本月無癸卯日，只有己卯日為十三日。由此可見《後漢書》的“癸卯”當是“己卯”之誤。
《世說新語·排調》：“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張乃撫掌大笑。”劉孝標註引《晉百官名》曰：“荀隱字鳴鶴，潁川人。”又引《荀氏家傳》曰：“隱祖昕，樂安太守。父嶽，中書郎。”河南出土《晉故中書侍郎潁川潁陰荀君墓誌》，為荀嶽墓誌，荀嶽不見史書，此誌可補史書之闕。墓誌雲：“君，樂平府君之第二子。”可知劉孝標註引《荀氏家傳》所載荀昕官“樂安太守”，當為“樂平太守”之誤。荀嶽墓誌又稱荀嶽官“中書侍郎”，凡五見，知劉孝標引《荀氏家傳》載荀嶽官“中書郎”，當為“中書侍郎”之脫誤。至於荀鳴鶴事跡，荀嶽墓誌亦提供了壹些線索：荀嶽夫人為東萊劉仲雄女，生男隱，字鳴鶴，年十九，娶瑯琊王士瑋女。又碑右側：“隱，司徒左西曹掾。”（參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晉荀嶽墓誌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排調》）歐陽修所謂“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即指此類。佳例甚多，此不更舉。
2、文學價值
葉昌熾《語石》卷六《碑版文體》之壹：“金石刻詞，昭示無斁。秦漢諸碑，炳焉與雅頌同文。《古文苑》壹書大抵皆采自金石文字。即隋唐以下鴻文鉅制，亦往往而有。試以任昉、劉勰諸書考其流別，翰藻斐然，莫不具體。”石刻文字，就文體而言，包羅甚廣，但仍以傳記文最豐富，因為墓碑、墓誌數量最大，無非為人物立傳。其中名家佳作甚多，是傳記文學的寶庫。至於這些墓碑、墓誌中的文學家事跡，如《王之渙墓誌》（見《曲石精廬藏唐墓誌》）所記王之渙生平事跡，可彌補王之煥兩《唐書》無傳之遺憾。同時《唐詩紀事》稱“之渙，並州人，與兄之鹹、之貴皆有文，天寶間人。”據《墓誌》知之鹹乃之渙堂弟，之渙卒於天寶元年二月十四日，享年五十五歲。《唐詩紀事》所記“兄之鹹”、“天寶間人”均未確（參岑仲勉《金石論叢·續貞石證史》）。此類石刻史料，從事古典文學研究者宜專意獵取。
葉昌熾《語石》卷四《詩文》又雲：“大抵石刻詩篇，頗有世所不恒見，可以補歷朝詩選之缺。淵明之《歸去來辭》，坡公之《赤壁賦》書者非壹人，刻者非壹石，遞相摹拓，此亦如王侍書之法帖而已。余所見石刻賦，惟樓異《嵩山三十六峰賦》，僧曇潛書（建中靖國元年），筆意逼肖長公。易祓《真仙巖賦》，在融縣。梁安世《乳床賦》，在臨桂之龍隱巖。並皆佳妙。此三人皆無集行世，賦選亦不收，賴石刻以傳耳。詩余濫觴於唐而盛於宋，故唐以前無石刻。巴州有《水調歌頭》詞，刻於厓壁，無撰人、年月，行書跌宕，宋人書之至佳者。其次則唐括夫人之《滿庭芳》詞，米書淮海《踏莎行》，其詞其書皆妍妙。”
這裏，葉昌熾總結了碑帖拓片對於輯集古代詩詞佚作的價值。其實，歷代學者大都已註意到這壹點，尤其是各地方誌的纂修者，都非常註重地方碑刻文獻，事過境遷，原碑不存或剝濁嚴重，後人又從地方誌中間接網羅石刻資料，這樣的方法在總集編纂中已被普遍采用，這裏不再舉例。
3、文字學和書法價值
歷代碑刻，有古文、篆、隸、楷各種字體，而且保存了數量相當大的別體字，秦公、劉大新在前人基礎上輯《廣碑別字》收入碑刻中的別體字字頭3450余個，重文別字21300余個。這是研究漢字發展演變的重要資料。至於書法，臨摹古代碑刻拓本，更是習用的方法，從《石鼓文》到漢隸，到魏碑，到楷書、行書、草書，可說各體俱備。歷史上又有許多集刻法帖，容庚《叢帖目》有系統著錄，大都是為書法臨摹之用。
4、經學和宗教史料
我國儒家經典有刻石的傳統，東漢刻《熹平石經》以後，有魏《三體石經》、唐《開成石經》、五代《蜀石經》、北宋《二體石經》、南宋《禦書石經》、《清石經》等，現唐、清石經完好保存，其余有殘石存世。研究歷代石經，成果很多，是經學和金石學的交叉學科，壹向很受重視。佛經刻石也很多，最有名的是北京房山石經，從隋朝到清初，刻石15000余塊，佛經1000余部，其中有88部佛經為其它藏經所未收。另外，這些佛經有不少刻經題記，是重要的佛教史料，北京圖書館金石組和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石刻組編有《房山石經題記匯編》，由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