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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嶄新視角認識自然與人文——《地球深歷史》導讀

導論二、大尺度與多樣性:看歷史與科學的另類方式?

許多人去過臺中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筆者也不例外。對壹個把圖鑒裏所有恐龍名稱倒背如流的大男孩來說,科博館簡直是樂園天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展場「生命科學廳」,即使我最近壹次參觀已經是約二十年前了,鮮明的印象仍然恍如昨日。穿過眾妙之門後,地球生命三十幾億年的歷史在眼前壹路展開,從生命的起源、演化、登上陸地,直到恐龍稱霸地球。這趟旅程在恐龍廳達到 *** ──暴龍咆哮、腕龍垂著脖子從天而降,壯觀的化石骨架與活動模型足以讓孩子興奮不已。然而生命史的故事尚未終結,人類的遠祖悄然登場。露西凝視著遊客,遠處空中回蕩著披頭四的旋律。

這段地球與生命長河的史詩,是博物館常客或科普書籍書迷再熟悉不過的經典敘事。它之所以經典,不僅在於故事規模恢弘,也在於從科學的角度解答人類歷久不衰的大哉問:我們是誰?我們從何處來?我們在自然界中又處於什麽位置?它揭示了生命經過億萬年的演化,成為現今世上的蕓蕓眾生;而作為生命演化的地球舞臺,本身也歷經四十五億年的漫長歲月。

地球與生命長河的史詩,是博物館常客或科普書籍書迷再熟悉不過的經典敘事。Pixabay

對今天的讀者而言,地球四十五億年的漫長歷史已是天經地義的「常識」。這個常識在科普敘事中,還常被用來彰顯人類理性克服宗教迷信的勝利。基督教認為神創造世間萬物,甚至有人曾精算出,從神創世到耶穌基督降生,地球僅有四千多年的歷史。這樣的宣稱在「民智已開」的當下,無疑荒唐可笑。正如哥白尼把地球從宇宙中心移走、達爾文將人類降格成受自然法則主宰的動物壹般,對地球深歷史的認知,也成為科學進步的最佳例證。

然而,「大自然自有其漫長歷史」的道理,真的那麽顯而易見嗎?這個改變人類觀念的「革命」過程,真的如此水到渠成嗎?

英國科學史學者馬丁.魯維克的這本專書《地球深歷史》,就旨在回應上述問題。魯維克指出,人類對地球深歷史的認識,並不是那麽理所當然,而是歷經曲折復雜的路徑,才建構並確定今天的「常識」。在這個曲折的過程中,也沒有黑白分明的扁平臉譜,無論是科學家英雄還是阻礙知識進步的冥頑信徒。

基督教的線性歷史觀念

首先,不能不提魯維克的學術背景與經歷。他是資深的科學史研究者,曾在劍橋大學、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等機構任教,專長於十八至十九世紀的地質學、地球科學、野外與博物館相關科學領域的歷史。他並不是紙上談兵的純粹人文學者──在轉行從事科學史專門研究之前,他是受過科學訓練的專業地質學家,有豐富的野外工作經驗。他對達爾文以前的地球科學史的研究成果,被譽為「具有權威且對學界影響力深遠」。他的終身成就獲得許多獎項肯定,包括於二○○七年獲頒科學史學界最高榮譽的薩頓獎(Sarton Medal)。而本書《地球深歷史》也獲得二○壹五年英國科學史學會獎勵年度最佳通俗專著的丁格獎(Dingle Prize)。

魯維克的背景使他處於壹個得以綜觀全局的特別位置。由於曾經身為科研工作者,作者對地球科學領域的現狀及其知識規範(norm)自然相當熟悉,這使得他欲挑動──還不至於到挑戰或翻案,但至少是挑動與 *** ──對現有標準敘事再思考的企圖能切中要害。書中常見這樣的調侃,例如對斯泰諾「疊置原理」及赫頓「地質學之父」頭銜的吐槽。作者也不時透露當年親身參與或旁觀的地球科學業界「八卦」,特別是談到二十世紀後半的發展時,使得本書除了通常的知識敘述外,還多了從當事人視角口述的個人觀點。

線性歷史的觀念是基督教帶給西方文化與學術最大的影響之壹。Pexels

另外,從書中許多細節,讀者不難體會魯維克本人是位虔敬的基督教徒。他對聖經典故與基督教知識的熟悉,使他得以比壹般對宗教無感、甚至主張無神論的科學家,更理解部分宗教基要主義者的想法與修辭,而他對「創造論」運動的譴責(見附錄)也更能鞭辟入裏。宗教信仰與科學求真,並不總是像大眾想像的那般勢不兩立。魯維克個人的信仰,不妨礙他的科學史研究,反而使他能洞察基督教在現代科學與人文學發展過程中的遺產。

基督教帶給西方文化與學術最大的影響之壹,就是線性歷史的觀念。魯維克在本書開頭便爬梳「世界有獨壹無二的起點、無法逆轉方向的線性歷史」這種源自猶太教、在基督教與 *** 教繼續發展的思想。線性歷史可謂亞伯拉罕諸教信仰的特色:從神創世開始,經過連串事件(例如舊約聖經中描述的故事),到救世主(彌賽亞)降臨、犧牲乃至回歸,迎接最終末日的審判。這種時間方向感強烈的世界觀,跟其他文化(例如古希臘哲人)的時間「循環觀」或宇宙「穩定狀態」觀,成鮮明的對比。

以中國來說,中國古代雖然早有連續且系統性的史學書寫實踐,但「史」的原義只是記錄所發生事件的官吏,強調的是史事紀錄,而不是像亞伯拉罕諸教傳統那種有始有終的線性時間。也因此中國傳統雖然有「過去」與「現在」的古今之分,卻沒有線性史觀。甚至,受陰陽家「五德終始說」解釋朝代更替,或是儒學、佛教裏類似思想的影響,較傾向某種循環論。相關的思想史或史學史探討,在杜維運、許倬雲、王泛森等前輩學者的著作已有深入討論,有興趣的讀者可另參照,在此不贅述。

魯維克指出,基督教的線性史觀對地球歷史的科學研究有深遠的影響。對近代早期的歐洲人來說,聖經裏記載的不是宗教神話,而是真實發生過的歷史事件。尤其當歐洲人接觸更多古文明如埃及、巴比倫與中國的文獻紀錄時,對聖經與這些域外記載的比較,就不得不調解兩造在時序早晚上的矛盾。也因此,本書開頭那位十七世紀編年史學者烏雪著名的理論──神造萬物於「主前四千零四年」──在今日的人們眼中或許荒唐可笑,但對當時的基督徒來說,卻是認真且符合「科學」定年的嘗試。烏雪用編年學方法,匯集並對比各種語言的聖俗文獻,試圖整理並重建詳細、精確的世界歷史時間線。

愛爾蘭天主教會大主教烏雪用編年學方法,試圖構建以聖經為基礎的世界歷史時間線。Pexels

當我們把烏雪及同時代歐洲編年學者的嘗試,與其他地區的史家相比,就不難發現前者其實相當特別。中國古代的史學撰述雖然發達,也有《春秋》、《資治通鑒》等編年體裁的史書,但編年的起始有限,並非上溯至壹個整體的、創世的起點。司馬遷的紀傳體通史《史記》雖然從上古傳說的五帝開始談起,卻不用某種絕對的量尺,去度量五帝事跡在時間軸上「確切」的位置。可以說,西方編年學者追求精準量化定年的做法,固然有其宗教信仰驅動,卻也將史學研究提升到「歷史科學」的層次。

將世界的起點定在「主前四千零四年」在現今當然是已過時的揣測。姑且不以成敗論英雄,如果說科學是壹種「系統性觀察、測量、實驗,並建構、測試、修正假設」的方法(在此我引用牛津英文辭典裏的定義),烏雪用編年學方法仔細考據並比較蒐集到的資料,很難說是不「科學」的思維與做法。後世鉆研地球歷史的科學家,盡管方法或技術上有所差異,其實和烏雪的誌趣相同。

人文與科學的交互影響

十七世紀的編年學者努力整合跨文化、不同語言的文獻(包括他們視為最重要的史料《聖經》)來為人類歷史定年,依據的不僅是人工的文物,也利用彗星、日食等天文現象的紀錄。自然界本身也充斥著「文物」,像是化石、貝殼、寶石與礦物。讀者如果有去過博物館,就不難想像這些「自然文物」和人工器物及圖書文獻壹樣,都是收藏家眼中的珍品。著名的大英博物館,原先也兼藏上述自然文物,是到了現代才將這部分拆分出去成獨立展館,即今日的倫敦自然史博物館。

魯維克在本書呈現的另壹個重要觀點,便是人文(歷史)學與自然科學的交互影響。他指出,歐洲近代早期的「鴻儒」(那時候還沒有「科學家」這種現代概念),挪用歷史學家的工具,尤其是編年學的觀念及方法,將研究對象從文化領域轉移到自然界,奠定此後探索地球歷史的基礎。既然人工文物能用來重建人類的歷史,沒理由說自然文物不能作為自然界歷史的佐證。山川湖海與寄寓其間的生物,不僅是人類歷史大戲固定不動的布景,還自有其劇烈變化。歐洲近代早期的博物學家(研究自然史的人)運用自然界的文物,反復辯證地球歷史及聖經敘事的合理性,進而認識地球的過去比原本以為的更加漫長,甚至人類在其中很晚才登場。這個時間跨度從烏雪宣稱的幾千年之譜,逐漸展延至百萬年、千萬年,最後到今日公認「常識」的四十五億年。

寫下《物種起源》的達爾文,就是壹位以地質學研究起家的博物學者。Pixabay

以上這段曲折,作者於本書中多所鋪陳,在此亦不重復。我們可以從作者的敘述中了解,博物學的發展多麽受到人文學科及歷史學方法的啟發。博物學與探究造成自然現象之因素及法則的「自然哲學」,壹起構成西方近代科學的兩大部門。生物學、地質學等專門領域,即是從博物學的傳統出發而分化。在現代科學分科專精化之前,至少在那些「鴻儒」的時代,學科彼此的範疇並未嚴格區分,人文與自然科學的交疊相當普遍。

達爾文就是壹位以地質學研究起家的博物學者。本書雖然不是專門談達爾文演化論,生物物種的演化與地球的深歷史,這兩種問題自十七世紀以降總是相輔相成,盡管前者由於達爾文的聲名大噪而更引起大眾關註。當演化論於十九世紀中葉起逐漸被西方智識階層接受,演化及進步(progress)等科學的話語又回頭滲透人文學各種領域,包括歷史學。我們能夠從作者旁征博引的綜述,壹窺不同學科知識體相生相伴、互相關連的網絡。

即便在自然科學內部,不同學科領域或門派各有其立場,對同壹事物的詮釋也可能天差地遠。例如,物理學家曾經對地質學家動輒上億的地球年齡估算嗤之以鼻,認為牴觸了地球從太初熾熱而逐漸冷卻的物理速率。達爾文的摯友萊爾與同時期學者的爭論,在本書中也有精彩的剖析。萊爾繼承赫頓等人的看法,主張在我們周圍無時無刻不存在的水流侵蝕、沈積、風化等細微作用,在久遠的過去也同樣存在,這些「現時因素」塑造了壹切地質景觀,使地球處於均衡的穩定狀態。這種「均變論」(或譯成漸變論,然而「均變」更切合其核心思想的精髓)對達爾文影響極深,以至於達爾文思考物種演化時,也認為此過程是世代累積的細微改變,而不是突然發生的劇烈「突變」。萊爾提倡均變論,是有意識地對抗「災變論」,後者認為地球歷史中曾有超越現今規模的劇烈作用,例如巨大的海嘯或火山噴發,造成今日的地球環境。災變論容易令人聯想到聖經所提的大洪水,而這正是崇尚人類理性、亟思改革的萊爾欲除之而後快的。

由於萊爾在今日地質學教材中的顯赫地位,加上他與達爾文緊密的同盟關系,我們很容易忽略的事實是:像萊爾及達爾文這樣堅持均變論的人,在當時的地質學界反而是少數。正如魯維克指出,其他人也不是笨蛋,而是有很好的理由反駁均變論。許多地質學家留心地層間不連續的介面,認為是發生重大事件使前後環境改變的證據,並劃分各種地質年代來表記(就像歷史學家記錄不同朝代或時期,這又是人文學和自然科學相仿的例子)。古生物學家也易於傾向災變論;在他們眼中,化石證據不但暗示演化的方向,還顯示突然的大滅絕或生物物種急速的大爆發是確實發生的。這使得古生物學家即便接受演化論,也對達爾文式「世代緩慢改變」的演化模型存疑。況且,按均變論的說法,保持恒定均衡的地球,其過去只有平淡的漫長時間,根本就沒有跌宕多姿、充滿事件的線性「歷史」。這幅圖像難以說服大部分地質學家,以及企圖以化石重建生物演化譜系的生物學者。

均變論及災變論,誰對誰錯?或許兩派都對了、也都錯了,端視從什麽角度(或尺度)來看。兩派都有些見樹不見林的毛病,或者像摸著大象的盲人,都摸索出了部分的「真相」,卻指責對方看不清全貌。

看歷史、宗教及科學的新方式

值得讀者註意的是,本書做為壹本通俗的「科普」作品,卻有意避免、甚至高調反對「輝格式」(Whig)的科學史書寫方式。所謂的「輝格」原本指英格蘭歷史上的輝格黨,其支持者樂於將英國政治史描寫成壹部議會民主 *** 的進步史──簡單的說,將歷史人物分成推進或妨礙民主 *** 進步的好人或壞人,並基於此價值觀來評判歷史事件。

「輝格式」價值觀將人事物劃分為推動與阻礙進步二元對立的敘事。Pixabay

科學史的書寫也經常落入「輝格式」的窠臼,渲染成推動或阻礙科學進步這兩者之間的對決。經典的「科學革命」敘事即為壹例,將哥白尼、克蔔勒、伽利略與牛頓視為同壹「道統」傳承,突顯這些科學偉人(甚至有些還是殉道者)為啟蒙進步貢獻的價值,而忽略其學說在歷史上的內容及脈絡,可能與今日的認知有極大出入。「科學」與「宗教」的對立,也往往在輝格式的詮釋中被無限放大。魯維克認為,仔細檢驗歷史後,就能發現這種「科學與宗教之間壹再發生本質上的沖突」的看法經不起考驗。前面也提過,作者多次對「○○○之父」這樣書寫偉人的方式表達異議,就是批評坊間科普書及科學體制內對科學先輩的標準敘事。

魯維克提醒讀者要厘清基要主義者塑造的迷思。這裏所謂「基要主義」,不僅是宗教陣營的,也包括科學界裏的無神論基要主義,兩者在作者眼中都是壹樣極端。當然,作者在此的論斷自然有其宗教信仰立場,讀者可以自行判斷其書寫是否符合他想達到的不偏不倚。

總之,《地球深歷史》不僅是講述人類如何認識地球漫長歷史的科普書,也是壹部以多元視角探討地球科學學科領域發展的歷史。在這個曲折復雜的知識探索過程中,各種跨文化、跨學科的知識資源被整合,不同的知識群體也以各自的觀點與方法參與其中,交互辯證或影響。「歷史」的意義也隨之擴大。原本「歷史」專指人類過去活動的事跡,特別是以文字紀錄為史料來源的信史。自從人們將編年的觀念挪用至自然界,探究地球與生命的發展歷程,大幅擴展了地球的時間跨度,並認知到自然界自有其歷史,人類僅僅在這出戲劇的最後壹幕才登場。對人類起源的追尋,又使「史前史」的概念與範疇應運而生。

這壹套整合了地球(甚至宇宙)深歷史、生命演化、人類史前史與信史的宏觀敘事,是科學界與博物館習慣解讀世界的方式,現代的歷史學界反而少談。近年來,歷史學界亦有人稱之「大歷史」(Big History)並加以宣傳(註意不要和知名華裔學者黃仁宇的「大歷史觀」混淆。這裏所謂的「大歷史」由美國歷史學家大衛.克裏斯欽〔David Christian〕提倡,克裏斯欽並撰寫多部書籍闡釋此理念,中國臺灣亦有發行中文版。)。然而由本書可知,這種宏觀敘事其實不是什麽新鮮玩意,至少在十七世紀的編年學家試圖重建從創世至今的時間軸時,就踏出探索世界的壹小步了。

——本文摘自新知網 2021 年 4 月選書《地球深歷史:壹段被忽略的地質學革命,壹部地球萬物的歷史》,2021 年 3 月,左岸文化。 相關標簽: 人文科學 地球深歷史 地球科學 基督教 線性歷史 自然科學 輝格式 達爾文 馬丁.魯維克 yahoo 紐蟲 圓周率 雷達 康乃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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