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址位於新樂市何家莊村北約300米處，遺址北約300米為中同村，南距新樂市約7公裏。遺址地表早年因燒磚取土被挖掉1.5米-2.5米，使遺址上部堆積遭到嚴重破壞。根據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京石段引水明渠從遺址的西部邊緣穿過的情況，本次發掘保護工作在遺址的西部進行，I區和Ⅱ區位於西南部近何家莊村壹側，Ⅲ區位於西北部近中同村壹側。
本次發掘總面積3000平方米，鉆探15000平方米；清理灰坑97座，房址1座，墓葬3座，馬坑1座；出上陶器、瓷器、石器、骨角器、青銅器、鐵器等約300件；遺存分屬新石器時代、夏商時期、西周晚期、戰國晚期和金代。
新石器時代遺存未發現獨立的堆積，單位，主要是散見於晚期堆積中的陶片，有泥質橘紅陶，器表裝飾細繩紋和紫紅彩。器形有雙耳小口尖底瓶、彩陶缽、夾砂繩紋罐等。文物性質屬西陰文化，與早年曲陽釣魚臺遺址發現的同類遺存性質相同。
夏商時期遺存的遺跡主要是灰坑，多作圓形筒狀。出土遺物多為陶器和石器。陶器的陶系車要有夾砂灰陶、夾砂灰褐陶、夾砂紅褐陶和泥質灰陶；器形主要有侈口袋足鬲、鬼臉足鼎、單耳茸、觚形杯、侈口鼓腹罐、敞口平底盆等；夾砂陶器表多裝飾細繩紋、弦紋和附加堆紋，素面陶器表則見有磨光和刮抹的處理方式。石器主要有石斧、石杵、石刀、石鐮、石鏟等，均為打制和磨制成器。在文化面貌上既表現出與豫北冀南地區下七垣類型的相同特征，又表現出同時期分布在太行山西側以及分布在黃河下遊地區的考古遺存的特征。
西周晚期遺存的遺跡主要有墓葬1座、馬坑1個及灰坑若幹等。墓葬為長方形土坑豎穴，有二層臺，二層臺上放置隨葬器物破壞較甚，未見人骨；馬坑為近方形豎穴，雙馬並列陳放，頭南面西，不見飾件隨葬；灰坑多為圓形筒狀。出土遺物主要為陶器和銅器，陶器為隨葬的仿銅鬲，夾砂黑灰陶，寬沿弧襠，柱足，器表裝飾繩紋和扉棱；銅器有殘戈及當盧、節約(四通)、泡飾和圓形銅飾、方形銅飾等。
戰國晚期遺存的遺跡主要有房址1座和灰坑若幹，房址為圓形單間，地面建築，直徑近4米，殘存高0.1米-0.2米，中心有壹圓形地面竈，竈面有用火痕跡及殘陶罐1件。灰坑多見圓形筒狀，少見圓形鍋底狀和橢圓形鍋底狀。出土遺物主要為陶器、銅器和鐵器，陶器的陶系主要有泥質灰陶、泥質黑灰陶和夾砂紅褐陶；器形主要有鼓腹甕、小口壺、敞口盆、深腹弧襠鬲、斂口缽、敞口碗等；除素面陶器外，器表裝飾主要有細繩紋、花生皮狀繩紋、籃紋、弦紋、方格紋、附加堆紋等。銅器和鐵器主要是武器和生產工具，銅器主要有銅鈹和銅杖頭帽等。鐵器主要有鐵犁鏵、鐵錐、鐵釘、鐵環、鐵鍤、鐵鑿、鐵刀、鐵鐮、鐵錘、鐵鉤形器等金代遺存主要是壹座殘墓。墓葬開口在耕土’層下，破壞嚴重，殘存高約0.2米，墓葬平面呈圓形，直徑約5.2米，墓壁由長方形灰磚壘砌而成。墓室底部遺留有腐朽的棺木殘體和散亂的人體肢骨，從殘存的入骨看，應為單人葬。從墓室底部清理出南宋銅錢約20枚，主要有開元通寶、元豐通寶、鹹平元寶、宋元通寶、祥符元寶、皇宋通寶、皇宋元寶、天禧通寶、景德元寶、熙寧元寶、大觀通寶、唐國通寶、建炎通寶等。
先秦時期考古遺存的發現並清理是本次發掘的主要收獲。西陰文化遺存的發現，表明在仰韶時代的中期冀中平原為強大西陰文化居民所控；西陰文化遺存不見於冀南地區，而於太行山東麓的曲陽釣魚臺發現，這壹現象表明西陰文化居民進入華北平原是自太行山西側的汾河流域翻越太行山實現的。夏代“先商”遺存的多樣性表明，從主體上看其與豫北冀南的“下七垣類型”關系親近，同時又受到自太行山西側和黃河下遊地區的滲透，但未表現出來自燕山南側的文化因素。西周晚期二層臺墓葬出土的仿銅陶鬲和銅車馬飾件屬於典型的周文化遺存，表明分封後周王室對這壹地區的實控和周文化對這壹地區的同化。與西周時期墓葬材料表現的問題有所不同，戰國時期的材料主要來自遺址，深腹弧襠鬲、鼓腹甕、小口壺、敞口盆、斂口缽、敞口碗等，卻顯現出更多的地方特點，表明這壹時期王室勢力的收縮和諸侯勢力的張揚。
何家莊遺址在南水北調工程文物保護規劃中屬於A類遺址，本次發掘工作獲得的5個史前和歷史時期的豐富的考古遺存，證明了其遺產價值和保護意義。 新樂何家莊，千余戶居民沒壹戶人家姓何，何以村名為“何家莊”？原來早在北魏時期，遠處遷徙而來的“徒何”人在這裏建立了村莊，世代繁衍生息，如今這個村莊已經是壹個5000多人的大村。而在何家莊，比村莊的歷史更古老的，則是村西那處載入史冊的伏羲臺。
伏羲被尊為“百王之先”和“三皇之首”，相傳伏羲氏生於成紀(甘肅天水），長於新市(河北新樂），與女媧在新樂伏羲臺成婚，組建了華夏民族第壹個家庭，並在此教民漁獵，開創了 中華文明的先河，受到歷朝歷代的尊崇。祭祀伏羲的新樂伏羲臺，與何家莊的村民們***同書寫了 近2000年綿延不絕的歷史。
元代建築六佐殿
龍師殿建於高臺之上
追溯
無人姓何，為何名為何家莊？
在新樂縣城往北10裏許，有壹個名叫何家莊的村子，屋舍儼然，道路平整，有著5000多人口。按照人們以往的印象，“何家莊”這樣的村名，自然應是何姓為主，然而村裏1000多戶居民卻沒有壹戶姓何。何家莊的“何”，又是從何而來呢？
何家莊的主幹道上有壹塊立了20多年的村碑，上面記載先人為“徒何族”，來到此村後定居下來，為了讓子孫後世牢記族名，故將村子命名為徒何莊，後將“徒”字去掉，正式定名為何家莊。
細諳中國少數民族發展史，找不到關於“徒何族”的記載。新樂當地文博學者、67歲的老文保所長相振穩推測，村民們口耳相傳的“徒何族”，應為北朝時期的鮮卑族。在白山黑水的東北大地，遼寧錦州壹帶從先秦時期便是屠河方國的領地。此後，中央政權設置郡縣時，因“屠”字不雅，改“屠”為“徒”。由於傳寫的錯訛，在不同的古書中，有的寫作“徒河”，有的寫作“徒何”。
公元3世紀中葉，部分鮮卑人離開東北，向西南遷徙，通過不斷的南征北戰，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天興元年(398)春正月庚子，拓跋珪和隨從們壹路南下，考察都城選址，先到了常山真定，再到趙郡之高邑，最後來到宮室壯麗的鄴城(今邯鄲臨漳)，最後將帝都選在了平城(今山西大同)。拓跋珪將“山東六州民吏及徒河、高麗雜夷三十六萬，百工伎巧十余萬口”安置到平城，“以充京師”。
這些宏大的歷史事件，看似與蕞爾小莊何家莊無其幹系，然而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徒河人從遙遠的東北來到了漢文化發達的中原。
如今，在唐山、廊坊、秦皇島乃至首都北京等地，依然有“張各莊”、“梁各莊”之類的村名，這些名字便是魏晉之際“徒河鮮卑”、“慕容鮮卑”和“宇文鮮卑”等民族的聚居地。而新樂的“徒何莊”，推測起來可能也是鮮卑人建立的村莊。這裏地處南北交通要道，不同民族的文化在這裏激烈的撞擊、融合，最終，遊牧文明投入了農耕文明的懷抱。“唐朝時，皇帝曾封不少少數民族人士為李姓，何家莊的居民也得到了李姓，至今村裏的第壹大姓便是李。此外，韓姓也為數不少，但是到何家莊的年代應該稍晚。”相振穩推測。
遺跡
趙武靈王建野臺，後成伏羲臺
原在白山黑水間逐水草為生的鮮卑人來到何家莊壹帶時，壹定會被壹座古代祠廟深深吸引。這座廟宇便是如今位於村東兩裏許的伏羲臺，這裏是祭祀伏羲的聖地。
伏羲臺到底是什麽時候建的，問起村裏年紀最大的老人，得到的答復也是連他們的祖輩都不知道，伏羲臺似乎從來便有.
伏羲臺首次進入正史，是在北齊人魏收撰寫的《魏書》中。在《魏書·地形誌》中記載：中山郡，領縣七…….新市有藺相如冢、羲臺城、新市城。”隸屬中山郡的新市，便是新樂，也就是說，鮮卑人來到何家莊時，伏羲臺還不叫伏羲臺，叫羲臺城.所謂“城”者，大概便是指這組建築的規模之大，有如城市.
伏羲歷來被認為是百王之先，民間逐漸將其神化，成為壹個亦人亦神的古代帝王。為伏羲建立祠廟，東漢班固的《漢書·地理誌》中僅記載了位於首都長安附近的雍縣太昊祠(大多數學者認為“太昊”即“伏羲”)。到了北魏時期，伏羲的祠廟已有多處，伏羲的出生地甘肅成紀和河南淮陽均出現了伏羲的祠廟，新樂的羲臺城也正式登上了歷史舞臺。當時的羲臺城，或許是以趙武靈王時期的“野臺”為中心營建。
伏羲崇拜所在多有，為何河北壹帶惟新樂有伏羲臺？2006年，受河北省文物局委托，報請國家文物局批準，中山大學考古專業在石家莊市文物局、新樂市文物保管所的協作下，對南水北調中線壹期工程所穿越的何家莊遺址進行了發掘。據悉，這次發掘總面積3000平方米，鉆探15000平方米；清理灰坑97座，房址1座，墓葬3座，馬坑1座；出土陶器、瓷器、石器、骨角器、青銅器、鐵器等約300件；遺存分屬新石器時代、夏商時期、西周晚期、戰國晚期和金代。專家考證，何家莊壹帶出土的新時期文物性質屬西陰文化。西陰文化發源於山西河南山西交界地區，鼎盛時期，整個中原均受西陰文化影響。這些文物的出現，也證明上古時期，何家莊壹帶的確發展到了相當的文明。
展望
將躋身“國保”，打造新樂文化名片
何家莊當地傳說，農歷三月十八是伏羲誕辰日，附近村民都會來到伏羲臺為伏羲慶生。新樂市委宣傳部的王民介紹，三月十八這天這天當地百姓會準備各種食物，早晨8時許就開始置辦酒席，壹直到夜裏方散。其間，十裏八鄉數萬村民陸續來到伏羲臺，祈禱風調雨順，此事王崇簡的《重修伏羲臺碑記》也有記載。“可以說，三月十八的廟會，是何家莊壹帶僅次於過年的重大節日。”王民說，這個節日不僅流傳時間久遠，而且輻射範圍非常廣，甚至保定等地的人也會有人來參加。
利用伏羲臺的影響力，新樂已經成功舉辦五屆伏羲文化節，每壹屆都吸引到了全國各地的學者前來。在第二節伏羲文化節上，中國文物學會會長羅哲文看到具有元代風格的伏羲臺六佐殿時說：“就憑這個，伏羲臺也可以參評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了。”據介紹，已經是河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伏羲臺，很快將升級為全國重點文保單位。“這將是新樂第壹個國家級文保單位。”做了壹輩子文保事業的相振穩滿懷激動地說。
按照歷史記載，伏羲生於甘肅成紀，葬於河南淮陽。此前羅哲文在河南淮陽伏羲文化論壇上說：“伏羲從甘肅天水到河南淮陽，壹路上有很多遺址，有伏羲廟、伏羲祠，還有河北新樂的伏羲臺。我們不忘祖先，到處都有他的蹤跡，我們到處都在紀念他，不忘祖先這個美德應該繼承和發揚。” 這壹說法和100多年的壹個人物不謀而合。清朝光緒年間，正定府學教授趙文濂來到伏羲臺時，不免困惑，伏羲的時代，如何能行走數千裏？於是“退而考諸史”，但沒想到“其說頗支離”，史書也沒能給出解答。趙文濂掩卷思索，想起華夏之內隨處可見孔子和關羽的祠廟，“皆非本地人，到處有崇祠”，不禁釋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