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戰爭是壹場日本發動的非正義侵略戰爭。 從中法戰爭結束到甲午戰爭爆發的九年，是中國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壹段最好的時期。在此期間，國內無大亂，遠東的國際環境緩和，中國與西方各國都處於和平狀態。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洋務運動，歷經三十年，效果明顯。這表現在：左宗棠收復新疆之戰的勝利；馮子材在鎮南關及諒山之役中大敗法軍；劉永福的黑旗軍屢創法軍；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鮮開化黨人制造政變遭到失敗等。當時中國的國勢並不比日本弱。英國權威人士評論說：“亞洲現在是在三大強國的手中——俄國、英國和中國。”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進行了五次對外戰爭，中法和約是唯壹壹個沒有割地賠款的和約。當時的環境應當說對中國的自強相當有利。 甲午戰爭前，遠東地區基本是俄、英爭霸，中國和日本的情況雖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條約的制約。甲午戰爭的勝利，使日本壹躍成為亞洲強國，完全擺脫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國的國際地位則壹落千丈，財富大量流出，國勢頹微。甲午戰爭的失敗，對中國社會的震動之大，前所未有。壹向被中國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殲北洋水師，索得巨款，割走國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喪失殆盡。清政府的獨立財政至此破產，靠向西方大國舉債度日。 中日甲午戰爭博物館
甲午壹戰，日本成為亞洲的暴發戶。戰爭賠款二億三千萬兩庫平銀；艦艇等戰利品價值也有壹億多日元。而當時日本政府的年度財政收入只有八千萬日元。當時的日本外務大臣高興地說：“在這筆賠款以前，根本沒有料到會有好幾億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萬日元。所以，壹想到現在有三億五千萬元滾滾而來，無論政府還是私人都頓覺無比的富裕。”占領朝鮮、臺灣後，在戰略上對東北、華東構成了直接威脅，成為進攻中國大陸的跳板。日本第壹次嘗到了侵略的甜頭，極大地刺激了其擴張他們侵略領土的欲望。
編輯本段戰爭之前
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頒行詔書，宣稱“遂開拓萬裏波濤，宣布國威於四方”，誌在向海外擴張。1868年明治維新後，近代中日兩國簽訂了第壹個條約《中日修好條約》，第壹款就說：“嗣後大清國、大日本國信敦和誼，與天壤無窮。即兩國所屬邦土，亦各以禮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獲永久安全。”這是壹個平等的條約。 然而，在條約待批期間，發生了琉球船民遇害事件。1871年12月，琉球船民因風漂流到臺灣，其中54人被臺灣土著（即“原住民”）殺害，其余由清政府護送回國。當時的琉球是清朝屬國，對此並未提出異議，事件就此平息，日本政府也不知道。第二年日本使者到中國換約，從清政府邸報中看到此事，於是壹面向本國報告，壹面到總理衙門交涉，試探清政府對琉球、臺灣的態度。總理衙門回答說：“二島（指琉球、臺灣）俱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決固在於我。何預貴國事，而煩為過問？”這本來說得很好了，偏又畫蛇添足地說：“殺人者皆屬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窮治。”這下叫日本抓住個把柄，拿“化外”二字大作文章，說臺灣土著的居住地不是中國領土，借口進攻臺灣。 1874年1月，日軍在臺灣瑯嶠登陸，開始了對臺灣的進攻。對日本來說，這次行動相當冒險，不僅當時中日國力懸殊，國際輿論也不支持。戰爭至8月，日軍增至3600人，但仍進攻不利，酷暑疫病，士氣低落。此時日本看到勝算太小，就派了公使大久保利通到北京，爭取體面地結束戰爭。 9月日本公使來華後，先是虛聲恫嚇，後來又表示結束戰爭的“誠意”，說日本出兵臺灣費盡財力，中國也不能讓日本軍隊空手而歸，應當支付壹些兵費然後日本撤兵，這樣雙方面子上都過得去。清政府覺得在戰爭中處於優勢，以賠錢來結束戰爭說不過去，而又不想為“化外生番”費太多精力，也想息事寧人，就表示可以考慮對在臺灣“被害之人”酌情“撫恤”，等於承認了賠款的原則。在10月31日簽訂的《北京專約》中，琉球人遇害寫成了“日本國民遇害”，日軍進攻臺灣寫成了“保民義舉”，中國以“撫恤”名義，賠償白銀五十萬。《北京專約》為日本兼並琉球提供了根據，1879年4月，日本占領琉球，更名沖繩縣。 擺弄完臺灣後，又開始擺弄朝鮮。當時的朝鮮仍處於封閉自守的封建王朝控制下，生產力落後，國內政局飄搖，靠清王朝的支持茍安壹時。 明治維新後，日本開始加強發展在朝鮮的勢力，並通過外交手段，力爭使朝鮮脫離清政府控制，成為“獨立國”。由於沒有足夠的實力作後盾，外交努力並不太成功。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借機出兵朝鮮，逼迫朝鮮政府同意日本軍駐紮朝鮮。1884年，日本趁中國忙於中法戰爭之際，駐朝公使竹添策動親日的“開化黨”政變，12月4日壹夜間推翻了保守派政權。次日，國王下詔革新政治，建立了開化黨政府。保守派連忙請求中國軍隊支援，於是，袁世凱以保護朝鮮政府為名，率兵二千聲討亂黨，12月6日攻入王宮。竹添寡不敵眾，自焚使館，連夜潛逃。動亂中開化黨首相、大臣及三十多日本人被殺。 日本政府接竹添急報，立即派外務大臣率大批軍隊入朝，清政府也派了欽差大臣帶了陸軍和軍艦到朝鮮。對峙中日本感到軍事準備不足，因此並沒有采取軍事行動，轉而運用外交手段。當時日本不少人主張趁中法戰爭之機迅速發動對華戰爭，但以伊藤博文為首的壹派人，考慮到日本國力，特別是軍事力量不足，主張“速節冗費，多建鐵路，趕添海軍”，積蓄力量。 伊藤博文
1885年春，日本派伊藤博文為特派全權大使，到中國談判朝鮮問題。談判中伊藤每每以回國相要挾，後來李鴻章大怒道：“朝鮮事，中國並未辦錯，其錯處全在竹添；若因此決裂，我惟預備打仗耳！”盡管這樣，糾纏多日後簽訂的《天津條約》中，日本仍取得了向朝鮮派兵的權利。 條約簽訂後，清政府任命袁世凱總領朝鮮事務，加緊控制朝鮮。而日本則加強經濟滲透，並且加緊擴軍備戰，等待時機。 以後的九年，表面上風浪不興，但形勢正在悄然變化中…… 日本壹直註意著中國。1880年日本參謀本部長山縣有朋向明治天皇進呈的中國軍隊調查報告指出，清政府正在改革軍制，如果仿效歐洲，則平時可征兵425萬，戰時可達850萬人之多。所以他認為“鄰邦之兵備愈強，則本邦之兵備亦更不可懈”。1890年後，日本以國家財政收入的60%來發展海、陸軍，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決定每年從自己的宮廷經費中撥出三十萬元，再從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壹，補充造船費用。舉國上下士氣高昂，以趕超中國為奮鬥目標，準備進行壹場以“國運相賭”的戰爭。在1890年時，北洋海軍二千噸位以上的戰艦有七艘，***二萬七千多噸；而日本海軍二千噸位以上的戰艦僅有五艘，***壹萬七千多噸。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擴軍計劃，到了甲午戰爭前夕，日本已經建立了壹支擁有六萬三千名常備兵和二十三萬預備兵的陸軍，和排水量七萬二千噸的海軍，超過了北洋海軍。 而在此期間的清政府，看到經過數十年的洋務運動，在壹系列的軍事對抗中，已經不像鴉片戰爭時那樣，洋人幾艘炮艦就應付不了，所以不免有些飄飄然。又在與西方各國打交道的過程中，意識到西方人並無意吞並國土，只是想在貿易上占些便宜而已，於是就更加放松了軍備意識。雖然說最近幾年東鄰日本的壹些動作，使人隱約感到將來會是個麻煩。 北洋海軍自1888年正式建軍後，就再沒有增添任何艦只，艦齡漸漸老化，與日本新添的戰艦相比之下，火力弱，行動遲緩。1891以後，連槍炮彈藥都停止購買了。這倒不是因為軍火工業實現了國產化——錢被慈禧拿去修頤和園了。慈禧太後說：“光緒1875年登基時年幼，我不得不垂簾聽政，到1886年改為“訓政”，1889年“歸政” 。我什麽都不過問了，修修花園養老還不行麽？”慈禧與明治天皇相比，對照何其鮮明。 1894年春，朝鮮爆發東學黨農民起義，朝鮮政府請求清政府派兵協助鎮壓。日本政府同時也誘使清政府派兵，為自己出兵朝鮮制造借口，清政府接到朝鮮政府請求後，派直隸提督葉誌超、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淮軍兩千五百人分批赴朝，屯駐牙山，並電告駐日公使汪鳳藻，令其根據1885年的《中日天津條約》，知照日本外務省。其時，日本內閣見陰謀得逞，壹面派兵入朝，占據漢城附近各戰略要地，壹面設立有參謀總長、參謀次長、陸軍大臣、海軍軍令部長等參加的大本營，作為指揮侵略戰爭的最高領導機關。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訓令駐朝公使大鳥圭介“得施行認為適當之臨機處分”，授權大鳥挑起釁端，發動侵略戰爭。 當中日兩國向朝鮮出兵時，朝鮮政府已接受東學黨起義軍提出的要求，雙方簽訂休戰和約，起義軍退出全州。朝鮮內戰實際上已經停止，清軍並未與東學黨起義軍交戰。朝鮮政府為消除日本出兵借口，6月13日請求中國撤兵。葉誌超部準備從牙山訂期內渡，清政府要求日本同時撤兵。日本雖已失去出兵朝鮮的借口，但仍決心擴大事端，促成中日關系破裂，它不僅拒絕撤兵，反而繼續向朝鮮增派軍隊，並提出所謂***同“改革”朝鮮內政的方案，以達到既使日軍賴在朝鮮不走又能拖住中國軍隊的雙重目的。7月12日，陸奧電令大鳥：“目前有采取斷然處置之必要”，“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開始實際行動”。大鳥接訓令後，於19日和20日連續提出強硬要求，脅迫朝鮮政府廢除中朝通商條約，並驅逐中國軍隊出境。23日，日軍攻占朝鮮王宮，拘禁國王李熙，成立以大院君李昰應為首的傀儡政府。25日，大鳥指令大院君宣布廢除中朝兩國間的壹切商約，並“授權”日軍驅逐屯駐牙山的清軍。當天，日本不宣而戰，在豐島海面對中國海軍發動突然襲擊，擊沈中國運兵船“高升”號；同時日本陸軍向駐牙山中國軍隊發起進攻，終於挑起了這場侵略戰爭。8月1日（七月初壹），中日政府同時宣戰。甲午戰爭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