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在內蒙額濟納河流域的居延地區,西北科學考察團中的瑞典學者F.貝格曼,對30余漢朝烽燧遺址進行調查挖掘,出土簡牘壹萬余支,後被稱為「 ”居延漢簡”,史譽其為20世紀中國檔案界的「 ”四大發現”之壹。 這批漢簡現藏臺灣「 ”中央研究院”,其內容絕大部分為漢代邊塞上的屯戍檔案,壹小部分是書籍、歷譜和私人信件等。 自此之後,在歷年考古發現中,不斷在漢朝烽燧遺址中出土竹簡。出土的漢簡固然珍貴,比如1981年在甘肅敦煌烽燧遺址中出土的漢簡,就有壹條特殊法令——《擊匈奴降者賞令》,從側面解讀出漢軍兇猛的壹個原因在於重賞,但這批漢簡存在的地點卻也非常值得深思。 眾所周知,所謂烽燧就是我們熟知的烽火臺,往往處於最前線,壹般只有數人,軍中地位比較低下或者說極為普通。更重要的是,這些應該都是「 ”大老粗”的邊塞軍人。 那麽問題來了:為何邊塞烽燧有漢簡,這些軍人讀得懂嗎? 答案非常明確:通過考古發現可以確認,不可能100%識字,但識字的的確不在少數! 其實,別說漢朝邊塞軍人了,即便到了明清之際,很多將軍都是大老粗,大字不識壹個,近代軍隊中,就有不少文盲將軍。 難道漢朝擁有壹支有文化的軍隊?如果這壹結論成立,顯然顛覆了我們傳統印象,但卻能從另壹個冷門角度解釋漢朝強大的原因。 根據居延漢簡內容,可以看到漢代邊塞軍人識字率確實不低,漢朝壹個邊境小型烽燧有9人,可能2-3人識字! 壹,居延漢簡中有戍卒日常勞作的記錄《日跡簿》,武器裝備的登記《守備器簿》,糧食發放的記錄、衣物存放的記錄等。可見,壹個小小邊塞烽燧中,至少有壹個擔任文書職責的軍人。 二,這批竹簡中還有小學字書《倉頡篇》、《急就章》等。這些竹簡的存在,說明邊塞軍人有學習風氣。有跡象表明,漢朝是促使將士們主動去讀書識字,以更好地完成本職工作。 三,在壹些竹簡上,明顯可以看到是練習書法,學者研究認為這些是習字簡,是書寫練習的遺存。根據出土情況,習字簡數量頗多,說明烽燧軍人不僅學習,而且還想提高書法。 四,在居延漢簡中,還發現了壹些個人債務記錄、私人信件等。通過分析,學者認為是出自普通軍人之手。顯然,識字的普通軍人也不在少數。 建國之後,在甘肅玉門關市花海鄉鎮的壹座漢代烽燧遺址(「 ”花海漢代烽燧遺址”)中,考古專家發現91枚漢簡,內容佐證了這壹判斷,木簡記載有詔書、簿籍、甲子表、書信等,尤其是發現小學字書《倉頡篇》字書,與居延漢簡中發現的壹樣,都屬於軍人熱情學習的證據。 令人奇怪的是,為何漢軍識字率會如此之高?其實也很簡單,漢承秦制,是以制度治國治軍,值班用度行軍打仗等等都要壹壹記錄在案,所以軍人想要升官,那麽必須要識字,不然無法處理軍務,讀懂眾多規章條例,以及各種軍中信件。出土的裏耶秦簡等,證實秦朝小官文案工作非常多。 就以上述烽燧來說,入庫糧食多少、每天用了多少、裝備情況、值班排表等,秦漢時期都要求壹壹記錄在案(從出土竹簡中推測出),那麽烽燧軍事長官雖然未必操勞此事(或由文書管理),但肯定要識字,不然根本無法管理烽燧。 管中窺豹,通過壹個小小的烽燧,可以看到整個漢軍的識字率應該不會低。 不能說漢軍識字就壹定會比匈奴強,但壹支識字的軍隊,無論軍隊組織、還是學習及利用裝備的能力,往往都會比壹支文盲軍人更強,尤其領頭的還是壹只好戰的獅子(漢朝皇帝都比較好戰)。 因此,從識字率這個冷門角度來看,漢軍能夠戰勝匈奴並非偶然,而是蘊含著必然的因素。 這就帶來另壹個有趣的疑問:漢朝識字率有多高? 史書上肯定沒有直接答案,但卻留下了壹些蛛絲馬跡。漢朝《四民月令》中有「 ”貧子冬日乃得學書”,農忙時做農活,但冬天閑暇之余卻是讀書,而且還是「 ”貧子”。 《史記》中記載了壹則故事,說的是漢文帝妻子竇太後弟弟的傳奇。竇太後弟弟叫竇廣國,字少君,「 ”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4、5歲時被人拐走成為奴隸,但20歲時大難不死跑到長安,聽到皇後是竇太後,就覺得是自己親姐姐,於是「 ”上書自陳”是竇太後弟弟。而且史書記載,「 ”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采桑墮,用為符信”。壹個四五歲的貧家子,卻「 ”識其縣名及姓”,而且做奴10多年後還能「 ”上書自陳”, 其實,透過《史記》、《漢書》等,可以頻繁看到小人物上書的記載。固然有些可能是找人代筆,但也可能是自己直接書寫。 可見,雖然無法準確統計漢朝識字率,但通過史書記載和考古發現,卻可以看到漢朝人的識字率可能超出我們想象! 因此,漢朝的強大漢軍的犀利,絕非單純武器裝備的先進、戰爭意誌的堅決、戰術戰略的得當等原因,更有大漢帝國民眾的內在素質。 令人遺憾的是,宋朝文武對立之後,武將不識字壹下子仿佛成了時尚,如果武將識壹點文字,就是「 ”文武雙全”。其實在秦漢時代,這只是稀松平常之事,文人上馬能打仗,武將提筆下千言,文武沒有明顯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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