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民本思潮進入鼎盛階段。無論是此時托管晏之名而明確概括出的法家化的“民本”提法，還是此時產生的農家“饔飧而治”（君主自食其力業余從政）的政治空想，抑或是老莊基於悲天憫人而形成的淡化政府權力的深邃思辯，都顯示出民本思潮的多角度展開和全方位推進。但直接把民本思潮推向巔峰的是以道德為本位、以教化為己任的儒學陣營中的孟荀兩位主帥，尤其得力於孟子。孟子呼籲解民於“倒懸”及“水深火熱”，強調從“恒產”即產權制度入手建立社會和諧。孟子將君與民放在政治天平上權衡，得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超越政治的結論，奏響了民本思潮的最強音。孟子還深入闡發了“憂民之憂”及“與民同樂”的思想，這種情懷及快樂追求使民本真正成為壹種文化信念及精神境界，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影響極深。荀子此後也發出許多振聾發聵的警告。如說：“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荀子·王制》) “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荀子·大略》)這在兩千年來同樣起著警鐘長鳴作用。
私學興起的歷史原因有多種，首先是當時士階層的變化與教育的新需求，改變了“學術官守”和“學在官府”的教育格局。尤其是在由西周走向春秋的社會大變革中，原有的壹些貴族階層逐漸沒落，士階層在不斷壯大。沒落貴族具有“六藝”等文化知識，便成了求職謀生的壹種技能，能在文事方面為統治者和貴族提供所需的服務，可充當官吏等。同時，也由於當時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為私學的發展開辟了相應的市場。其次，由於政治鬥爭的需要，養士成風。大批的自由民向往加入士階層，學習文化，就成為改變身份、實現理想的壹個重要途徑。“沒落的貴族官學已不可能培養士，它那傳統的六藝教育也不能適應新時期培養士的要求，能適應這種社會新需要的，就是新的教育組織機構——私學。創辦私學，開展私學講學活動，專門訓練士的大師先後出現。‘學在四夷’說明春秋末葉私學已存在於四方各地”[1]。
春秋私學的興起，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代的到來奠定了教育基礎。“春秋時期私學所以興盛，就在於它的出現滿足了社會各階級（階層）出於政治鬥爭對人才的需要，因而得到了政府的扶植”[2]。首先是適應了當時政治變革的需求。割據的各列強統治集團亟需壹批具有新思維，掌握新文化的文士為他們的集團利益服務，官學已不能擔當此歷史重任，私學便應用而生。各種學派的出現，既豐富了當時思想文化的內涵，拓寬了教育途徑，創新了教育方法和手段，又為維護各統治集團或貴族階層的利益，培養了所需的人才；同時，為士階層向統治者們宣傳各自的主張，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搭建了橋梁，提供了舞臺。他們也借此逐步擴大了其政治影響力。私學的蓬勃發展，打破了“學在官府”的教育傳統，文化開始通過廣泛的私學形式傳播於民間。私學逐漸形成了自由辦學、學術自由的新風尚，形成了以鄭國的鄧析、魯國的少正卯、孔丘等為代表的私學教育家和學術思想流派。私學的規模和影響力也日益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