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代書畫家政治家劉墉（1719～1804），字崇如，號石庵，另有青原、香巖、東武、穆庵、溟華、日觀峰道人等字號，諸城縣逄戈莊（今屬高密市）人。
劉墉是乾隆十六年的進士，做過吏部尚書，體仁閣大學士。劉墉的傳世書法作品以行書為多，這些作品總體上都表現了墨色濃厚，筆勢濃肥，線條輕重粗細變化隨心所欲的筆畫特征。他的書法經歷了三個階段：早年學習董其昌，字體秀媚妍潤；中年，學習顏真卿、蘇軾各家，筆力雄健，豐澤厚實；晚年則鋒芒內斂，造詣達到了高峰。
劉墉於清乾隆十六年（1751）中進士，壹年後散館，授編修，進入仕途，再遷侍講。乾隆二十年（1755）十月，其父劉統勛（時任陜甘總督）因辦理軍務失宜下獄，劉墉受株連而遭逮治，旋得寬釋，降為編修。次年六月，充廣西鄉試正考官。十月，提為安徽學政。任職期間，針對當時貢監生員管理的混亂狀況，上疏“請州縣約束貢監，責令察優劣”，並提出了切實可行的補救辦法，“部議準行”。
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月，調任江蘇學政。在任期間，他又上疏：“生監中滋事妄為者，府州縣官多所瞻顧，不加創艾。（行政官員）既畏刁民，又畏生監，兼畏胥役，以致遇事遲疑，皂白不分，科罪之後，應責革者，並不責革，實屬阘茸怠玩，訟棍蠹吏，因得互售其奸。”這壹看法深刻而又切中時弊，因此深受乾隆皇帝的賞識，稱贊其“知政體”，並於乾隆二十七年（1762）任命他為山西省太原府知府。
乾隆三十年（1765），升任冀寧道臺。第二年，因任太原知府期間，失察所屬陽曲縣令段成功貪侵國庫銀兩，坐罪革職，判死刑。乾隆帝因愛其才，特加恩詔免，發軍臺（清代西北兩路傳達軍報及官文書的機構，即郵驛）效力贖罪。次年赦回，命在修書處行走。乾隆三十四年（1769），授江寧府知府，有清名。第二年，遷江西鹽驛道。乾隆三十七年（1772），擢陜西按察使。第二年，其父劉統勛病故，回家服喪。
乾隆四十壹年（1776）三月，劉墉服喪期滿還京，清廷念劉統勛多年功績，且察劉墉器識可用，詔授內閣學士，人直南書房。十月，任《四庫全書》館副總裁，並派辦《西域圖誌》及《日下舊聞考》，任總裁。次年七月，充江南鄉試正考官，不久，復任江蘇學政。在任期間，曾劾舉秦州舉人徐述夔著作悖逆，要求按律懲辦。是年底（乾隆四十三年），劉墉以劾舉徐述菱著作悖逆事有功和督學政績顯著，遷戶部右侍郎，後又調吏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五年（1780），授湖南巡撫。時值湖南多處受災，哀鴻遍野，無災州縣也盜案叠起，貪官汙吏猖撅，百姓怨聲載道。劉墉到任後，壹面查明情由，據實彈劾貪官汙吏，建議嚴辦；壹面稽查庫存，修築城郭，建倉儲谷，賑濟災民，井準許民間開采硝石。僅壹年余，庫銀充實，民糧豐足，劉墉贏得了百姓的愛戴。
乾隆四十六年（1781），遷劉墉為都察院左都禦史。次年三月，仍入直南書房；不久，又充任三通館總裁。此時，禦史錢灃彈劾山東巡撫國泰結黨營私等。劉墉奉旨偕同和珅審理山東巡撫舞弊案。劉墉至山東，假扮成道人，步行私訪，查明山東連續三年受災，而國泰邀功請賞，以荒報豐。征稅時，對無力繳納者，壹律拿辦；並殘殺進省為民請命的進士、舉人9人。及至濟南，經審問，查清國泰已知貪贓案發，遂湊集銀兩妄圖掩飾罪行。劉墉如實報奏朝廷，奉旨開倉賑濟百姓，捉拿國泰回京。此時皇妃已為國泰說情，有的禦史也從旁附和，和珅亦有意袒護國泰。劉墉遂以民間查訪所獲證據，歷數國泰罪行，據理力爭，終使國泰伏法。在處理國泰壹案上，劉墉不畏權要，剛正無私，足智多謀，與錢灃壹起挫敗了皇妃及和珅等人的阻撓而成功地執行了大清律法，為民除了害。後來，民間曾據此事寫成通俗小說《劉公案》，對這位“包公式”的劉大人大加頌揚。
國泰案結，劉墉被命署吏部尚書，兼管國子監事務。不久授工部尚書，仍兼署吏部，並充任上書房總師傅。乾隆四十八年（1783）六月，命署直隸總督。八月，又調吏部尚書，不久，充順天鄉試正考。是年底，充經筵講官。次年五月，復兼理國子監事務。六月，授協辦大學士。乾隆五十壹年（1786），充玉牒館（修帝王族譜之處）副總裁。
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月，以上書房阿哥師傅們久不到書房，劉墉身為總師傅而不予糾正，被降職為侍郎。不久，授內閣學士，提督順天學政。乾隆五十六年（1791）初，遷都察院左禦史，旋擢禮部尚書，並再次兼管國子監事務。五月，又署吏部尚書。嘉慶二年（1797）四月，授劉墉為體仁閣大學士。五月，奉旨偕同尚書慶桂到山東辦案，並察看黃河決口的情況。察看黃河之後，他上疏請求於秋後在決口處“堵築”，下遊“寬浚”。朝廷采納了他的意見。嘉慶四年（1799）三月，加太子少保。後奉旨辦理文華殿大學士和珅植黨營私、擅權納賄壹案。劉墉不畏權勢，很快查明和坤及其黨羽橫征暴斂、搜刮民脂、貪汙自肥等罪行20條，奏朝廷。皇上處死了和珅，沒收了他的家產。
嘉慶四年底，劉墉上疏陳述漕政，對漕運中的漏洞體察至深，憂國憂民之情溢於言表，嘉慶皇帝看後，深以為然。嘉慶六年（1801），劉墉充任會典館正總裁。
劉墉不僅是政治家，更是著名的書法家，是帖學之集大成者，是清代四大書家之壹（其余三人為成親王、翁方綱、鐵保）。清徐珂在其《清稗類鈔》中稱贊劉墉道：“文清書法，論者譬之以黃鐘大呂之音，清廟明堂之器，推為壹代書家之冠。蓋以其融會歷代諸大家書法而自成壹家。所謂金聲玉振，集群聖之大成也。其自入詞館以迄登臺閣，體格屢變，神妙莫測。”劉墉是壹位善學前賢而又有創造性的書法家，師古而不拘泥。劉墉書法的特點是用墨厚重，體豐骨勁，渾厚敦實，別具面目。劉墉之書，尤善小楷。後人稱贊他的小楷，不僅有鐘繇、王羲之、顏真卿和蘇軾的法度，還深得魏晉小楷的風致。劉墉兼工文翰，博通百家經史，精研古文考辨，工書善文，名盛壹時。著有《石庵詩集》刊行於世。
嘉慶七年（1802），皇上駕幸熱河，命劉墉留京主持朝政。此時，他八十有余，卻輕健如故，雙眸炯然，寒光懾人。
嘉慶九年(1804年)十二月，劉墉卒於官，享年85歲。卒後贈太子太保，謚號文清，入祀賢良祠，諭祭葬。
2.紀昀，(右圖）字曉嵐，壹字春帆，晚號石雲，道號觀弈道人。生於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卒於嘉慶十年（1805）二月，歷雍正、乾隆、嘉慶三朝，享年八十二歲。因其“敏而好學可為文，授之以政無不達”（嘉慶帝禦賜碑文），故卒後謚號文達，鄉裏世稱文達公。
紀昀祖籍為應天府上元縣，傳其家為紀家邊。明永樂二年（1404），奉命“遷大姓實畿輔”（乾隆《獻縣誌》），始遷來獻縣，入安民裏四甲籍，蔔居獻縣城東九十裏之景城鎮。到紀曉嵐，北遷已十四世。
有據可考，自紀曉嵐上推七世，都是讀書人。高祖紀坤（1570—1642），庠生，屢試不第，有詩名，著有詩集《花王閣剩稿》。曾祖父紀鈺（1632—1716），十七歲補博士弟子員，後入太學，才學曾受皇帝褒獎。祖父紀天申（1665—1732），監生，做過縣丞。父親紀容舒（1685—1764），康熙五十二年（1713）恩科舉人，歷任戶部、刑部屬官，外放雲南姚安知府，為政有賢聲。其道德文章，皆名壹時，尤長考據之學，著有《唐韻考》、《杜律疏》、《玉臺新詠考異》等書。至紀容舒，紀氏家道衰而復興，更加重視讀書，遺訓尚有“貧莫斷書香”壹語。紀曉嵐為紀容舒次子，他就是出生於這樣壹個世代書香門第。
紀曉嵐兒時，居景城東三裏之崔爾莊。四歲開始啟蒙讀書，十壹歲隨父入京，讀書生雲精舍。二十壹歲中秀才，二十四歲應順天府鄉試，為解元。接著母親去世，在家服喪，閉門讀書。他才華橫溢，文思敏捷，勤奮好學。博古通今。正如自謂的“抽黃對白、恒徹夜構思，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騁。”他襟懷夷曠，機智詼諧，常常出語驚人，妙趣橫生，盛名當世。三十壹歲考中進士，為二甲第四名，入翰林院為庶吉士，授任編修，辦理院事。外放福建學政壹年，丁父憂。服闋，即遷侍讀、侍講，晉升為右庶子，掌太子府事。乾隆三十三年（1768），授貴州都勻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為侍讀學士。同年，因坐盧見曾鹽務案，謫烏魯木齊佐助軍務。召還，授編修，旋復侍讀學士官職，受命為《四庫全書》總纂官，慘淡經營十三年，《四庫全書》大功告成，篇帙浩繁，凡3461種，79309卷，分經、史、子、集四部。紀並親自撰寫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凡二百卷，每書悉撮舉大凡，條舉得失，評騭精審,論述各書大旨及著作源流，考得失，辨文字，為代表清代目錄學成就的巨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實際上是壹部學術史，對每壹部書和源流、價值等都作了介紹。它成為後來學者研究這些古書的壹個切入點。很多大學者都承認，他們是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入手作學問的。同時，還奉詔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基礎上，精益求精，編寫了《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卷，為涉獵《四庫全書》之門徑，是壹部研究文史的重要工具書。《四庫全書》的修成，對於搜集整理古籍，保存和發揚歷史文化遺產，無疑是壹重大貢獻。紀曉嵐壹生精力，悉註於此，故其他著作較少。《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總目》毫無疑問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但紀昀在其中所起的關鍵作用絲毫不可忽視。以《總目》而言，全書行文風格壹致，思想主旨貫通，都昭示了紀昀“筆削壹貫”的重要作用。四庫館總閱官朱珪在紀昀墓誌銘中寫道：“公館書局，筆削考核，壹手刪定為《全書總目》。”張維屏《聽松廬文鈔》雲：“或言紀文達公（昀）博覽淹貫，何以不著書？余曰：文達壹生精力，具見於《四庫全書提要》，又何必更著書！”“壹手裁定”、“壹手刪定”、“壹手編註”《總目》或者說紀昀“壹生精力，萃於《提要》壹書”，都說明紀昀對《總目》所傾註的心血得到時人和後人的公認。從這個意義上說，《總目》最大限度地反映了紀昀的學術文化思想就不是什麽無本之木了。正如黃雲眉所言：“就形式觀之，《提要》似為多人心血之結晶品，其實此書經紀氏之增竄刪改、整齊畫壹而後，多人之意誌已不可見，所可見者，紀氏壹人之主張而已。”
紀昀總纂的《四庫全書》和壹手刪定的《總目》問世以來，得到歷代學者的高度贊譽。阮元說：“高宗純皇帝命輯《四庫全書》，公（紀昀）總其成，凡六經傳註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罔不抉奧提綱，溯源徹委。所撰定《總目提要》多至萬余種，考古必求諸是，持論務得其平允。”江藩指出：“《四庫全書提要》、《簡明目錄》皆出公手，大而經史子集，以及醫蔔詞曲之類，其評論抉奧闡幽，詞明理正，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可謂通儒也。”有目***睹的學術價值還使得這部大著的文化影響歷久不絕。晚清張之洞對讀書士人談到：“今為諸生指壹良師，將《四庫全書提要》讀壹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對該書有精深研究的余嘉錫說：“《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為讀書之門徑，學者舍此，莫由問津。”他還談到清朝嘉道以後通儒輩出，“莫不資其津逮”，將其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他對《總目》的缺點多有指摘，但也承認自己“略知學術門徑，實受《總目》之賜”。
紀昀在四庫館修書十年，“自始至終，無壹息之間”，其辛勞不言而喻，卻也是人生收獲頗豐的十年。他既為恰逢“王事適我”的歷史機遇而欣慰，又為“期於世事有補”願望的實現而自豪。正如他在《自題校勘四庫書硯》詩中所雲：“檢校牙簽十余萬，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頭白休相笑，曾讀人間未見書。”“曾讀人間未見書”只是壹個表象，紀昀和他的同仁們為中國學術文化樹立的壹座豐碑才是看不見的永恒！ 在主編《四庫全書》期間，紀曉嵐由侍讀學士升為內閣學士，並壹度受任兵部侍郎，改任不改缺，仍兼閣事，甚得皇上寵遇。接著升為左都禦史。《四庫全書》修成當年，遷禮部尚書，充經筵講官。乾隆帝格外開恩，特賜其紫禁城內騎馬。嘉慶八年（1803），紀曉嵐八十大壽，皇帝派員祝賀，並賜上方珍物。不久，拜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銜，兼國子監事。他六十歲以後，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禮部尚書。紀曉嵐卒後，築墓崔爾莊南五裏之北村。朝廷特派官員，到北村臨穴致祭，嘉慶皇帝還親自為他作了碑文，極盡壹時之榮哀。
紀曉嵐還有口吃的毛病。當然，紀曉嵐既然能通過各層科舉考試，其間有審音官通過對話、目測等檢查其形體長相以及說話能力，以免上朝時影響朝儀“形象”，應該不至於醜得沒法見人，但無論如何，紀曉嵐長相不好看，卻是無疑的。長得醜，近視眼，口吃，這些生理特點都成為紀曉嵐壹輩子與乾隆貌合神離、不得乾隆真正信任的重要原因。
紀曉嵐壹生著述甚豐，既有以官方身份主持編纂的《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熱河誌》等，也有以私人身份著述的《閱微草堂筆記》。但在紀曉嵐生前，就有關於他平生不著書的說法流傳。
有人說，紀曉嵐認為自己的作品超不過古人，所以不重著述，不存作品。紀曉嵐的門生劉權之就說他老師文名滿天下，經常給人寫文章，但都“隨手散失，並不存稿”，原來紀曉嵐總是認為這些文字不過是古人的糟粕而已，沒有刊刻的價值。紀曉嵐的另壹門生陳鶴也說，老師自從主持纂修《四庫全書》，縱觀古今著述，知道該有的都已經有了，後來的人再怎麽挖空心思，所著也不出古人的範圍，而那些自謂超過古人的人，都是自不量力罷了。所以紀曉嵐“生平未嘗著書”，偶爾為人作序記碑表之類的文字，也都隨即丟棄，未嘗保存。陳鶴感慨地說，如今某些人偶爾寫了壹點小東西就四處炫耀，急欲表露，真是厚顏啊！
清代大學者江藩在其《漢學師承記》中卻說，紀曉嵐壹生精力全都耗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壹書，又喜歡寫些稗官小說，故而“懶於著書”，他青少年時期的著作都藏在家中，未曾流傳於世。
莊氏史案本末而按照紀曉嵐自己的說法，與上面都稍有出入。紀曉嵐晚年就曾講起，“我早年就學習詩歌，其間意氣風發，與天下同好互相唱和，總是不甘人後。如今我年紀差不多80歲了，卻轉而瑟縮不敢著壹語，平生所寫的稿子也不敢自存”。他說這是因為隨著閱歷的增長，回過頭來看自己的得意作品，大多都是古人已經說過的東西，自己辛辛苦苦地著述，不過是徒自苦耳。從紀曉嵐的話來看，他並不是“未嘗著書”，早年還是勇於吟詩弄賦的，只不過後來他對自身所處的世道逐漸有了深刻的體會，越來越不敢從事寫作了，而且也不敢保存自己的稿件。要說是因為怕超不過古人而罷筆，這個理由似乎很是勉強。這個理由背後還有著極大的社會政治背景，那就是乾隆年間思想控制的加強，文字獄屢見不鮮。
紀曉嵐壹生，有兩件事情做得最多，壹是主持科舉，二是領導編修。他曾兩次為鄉試考官，六次為文武會試考官，故門下士甚眾，在士林影響頗大。其主持編修，次數更多，先後做過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館纂修官、功臣館總纂官、國史館總纂官、方略館總校官、四庫全書館總纂官、勝國功臣殉節錄總纂官、職官表總裁官、八旗通誌館總裁官、實錄館副總裁官、會典館副總裁官等。人稱壹時之大手筆，實非過譽之辭。紀曉嵐晚年，曾自作挽聯雲：“浮沈宦海同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堪稱其畢生之真實寫照。
紀曉嵐天資穎悟，才華過人，幼年即有過目成誦之譽，但其學識之淵博，主要還是力學不倦的結果。他三十歲以前，致力於考證之學，“所坐之處，典籍環繞如獺祭。三十以後，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抽黃對白，恒徹夜構思。五十以後，領修秘籍，復折而講考證”（《姑妄聽之》自序），加之治學刻苦，博聞強記，故貫徹儒籍，旁通百家。其學術，“主要在辨漢宋儒學之是非，析詩文流派之正偽”（紀維九《紀曉嵐》），主持風會，為世所宗，實處於當時文壇領袖地位。紀曉嵐為文，風格主張質樸簡淡，自然妙遠；內容上主張不夾雜私怨，不乖於風教。看得出，他很重視文學作品的藝術效果。除開其階級局限外，其在文風、文德上的主張，今天仍不失其借鑒價值。紀昀對於文學的批評，主要見於《四庫全書總目》與若幹書序(如《愛鼎堂遺集序》、《香亭文稿序》、《雲林詩鈔序》、《田侯松巖詩序》、《挹綠軒詩集序》、《四百三十二峰詩鈔序》等)，另有《文心雕龍》評和《李義山詩集》評。他的文藝批評標準，雖仍不脫“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儒家傳統見解，但不甚拘泥，較為通達。承認“文章格律與世俱變”，“詩日變而日新”，認為文學的演變取決於“氣運”和“風尚”，強調後代文學對於前代文學既應有“擬議”又要有“變化”。在藝術風格上，肯定“流派”，而反對“門戶”，反對“舍是非而爭勝負”的朋黨之習。紀昀晚年主持科舉會試時，曾以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內容出題策士，實為創格。紀曉嵐以才名世，號稱“河間才子”。但壹生精力，悉付《四庫全書》。只有筆記小說《閱微草堂筆記》和壹部《紀文達公遺集》傳世,十卷《評文心雕龍》、六十三卷《歷代職官表》、四卷《史通削繁》三十六卷《河源紀略》、《鏡煙堂十種》《畿輔通誌》、《沈氏四聲考》二鄭、《唐人詩律說》壹冊、《才調集》、《瀛奎律髓》評、《李義山詩》、《陳後山集鈔》二十壹卷、《張為主客圖》《史氏風雅遺音》、《庚辰集》五卷，《景成紀氏家譜》等。他還參與編選、評點其它壹些書籍，也參與了另外壹些官書的纂修。 。《閱微草堂筆記》***五種，二十四卷，其中包括《灤陽消夏錄》六卷，《如是我聞》四卷，《槐西雜誌》四卷，《姑妄聽之》四卷，《灤陽續錄》六卷，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慶三年（1798）陸續寫成。嘉慶五年（1800），由其門人盛時彥合刊印行。本書內容豐富，醫蔔星相，三教九流，無不涉及，知識性很強，語言質樸淡雅，風格亦莊亦諧，讀來饒有興味。內容上雖有宣傳因果報應等糟粕的壹面，但在不少篇章，尖銳地揭露了當時的社會矛盾，揭穿了道學家的虛偽面目，對人民的悲慘遭遇寄予同情，對人民的勤勞智慧予以贊美，對當時社會上習以為常的許多不情之論，大膽地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張， 在藝術上，文筆簡約精粹，不冗不滯，敘事委曲周至，說理明暢透辟，有些故事稱得上是意味雋永的小品；缺點是議論較多，有時也不盡恰當。此外，評詩文，談考證，記掌故，敘風習，也有不少較為通達的見解和可供參考的材料。不失為壹部有很高思想價值和學術價值的書籍。當時每脫壹稿，即在社會上廣為傳抄，同曹雪芹之《紅樓夢》、蒲松齡之《聊齋誌異》並行海內，經久不衰，至今仍擁有廣大讀者。魯迅先生對紀曉嵐筆記小說的藝術風格，給予很高的評價，稱其“紀昀本長文筆，多見秘書，又襟懷夷曠，故凡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見者，雋思妙語，時足解頤，間雜考辨，亦有灼見。敘述復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後來無人能奪其席，固非僅藉位高望重以傳者矣。”（《中國小說史略》）。其《紀文達公遺集》，是紀曉嵐的壹部詩文總集，包括詩、文各十六卷，為人作的墓誌銘、碑文、祭文、序跋、書後等，都在其中。此外還包括應子孫科舉之需的館課詩《我法集》，總之多系應酬之作。另外，二十歲以前，在京治考證之學，遍讀史籍，舉其扼要，尚著有《史通削繁》多卷，為學者掌握和熟悉中國史典提供了方便。
在政治上，紀曉嵐也是很有見地的，惜為其文名所掩。他認為，“教民之道，因其勢則行之易，拂其勢則行之難”。主張“酌乎事勢”，趨利避害。也就是根據實際情況，實行因勢利導。其目的在於避免因矛盾激化而引起壹決橫流，出現明末農民大起義那種局面。紀曉嵐的家族，在明末動亂中經受過嚴重的挫折和打擊。紀曉嵐重視民情，因勢利導的主張，不能不說是壹種經驗之談。同時也說明，他對當時在“盛世”掩蓋下的各種社會矛盾，看得比較尖銳。正是由於這壹點，他對民間疾苦比較關註。乾隆五十七年（1792）夏，北京附近遭受嚴重水災，盜賊蜂起，大批饑民擁入京師就食，秩序十分混亂，大有幹柴烈火，壹點就著之勢。紀曉嵐看到這種情勢，急忙向皇帝上疏陳情，剖析利害，奏請截留南漕官糧萬石，到災區設粥放賑，京師饑民不驅自退，社會秩序安定下來。雖然其主觀上是為了維護朝廷統治，但在客觀上幫助災民度過了饑荒，不能不說是壹宗善政。
在政治上提倡“酌乎事勢”，因勢利導，在理論上就不能不起來批判宋儒之苛察。自從宋儒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口號以後，流毒明清，三綱五常等封建倫理道德被擡到了嚇人的高度，程朱理學成了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壹些道學家只會空談義理性命，壹遇實際問題，就茫然如墜五裏霧中。等而下之的，更是壹些滿口仁義道德壹肚子男盜女娼的偽君子。紀曉嵐對道學家的迂腐和虛偽十分痛恨，其冷嘲熱諷，但有機會，壹觸即發，措詞也相當尖刻。在《閱微草堂筆記》的壹則故事中，他甚至借冥王之口，向社會疾呼道：“宋以來固執壹理而不揆事勢之利害者，獨此人也哉！”在他八十歲那年，還挺身而出，就烈女範疇問題向程朱理學展開了壹場挑戰。有司規定，婦女抗節被殺者為烈女，予以旌表；而對“捆縛受汙，不屈見戕”者，不以烈女視之，例不旌表。紀對此大不以為然，以為純屬道學家不情之論。他公然鄭重上表稱：“捍刃捐生，其誌與抗節被殺者無異。如忠臣烈士，誓不從賊，雖縛使跪拜，可謂之屈膝賊廷哉？”經他慷慨陳詞，皇帝“敕下有司，略示區別，予以旌表”。紀曉嵐無疑是勝利了。這雖然是在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壹場爭論，但在如何看待婦女這個社會問題上，當時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稱紀曉嵐“處世貴寬，論人欲恕”，是十分中肯的。他與那些虛偽的道學先生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物。紀曉嵐及其作品，都是很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