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原性重建――永定門城樓的重建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為增加北京外城的防範功能，在城樓外增建甕城，甕城墻南面開門洞，與城樓門洞相對應。1644年，李自成的大順軍在被迫退出北京城時，放火焚燒了壹些宮殿和城樓。清乾隆三十壹年（1766）重修永定門時增建箭樓，同時將城樓規制提高，使永定門成為外城七門中規格最高、最大的壹座城門。1950年，為打通北京環城鐵路，將甕城拆除。（見圖1）1957年，為擴充通向永定門外的交通大道，將城樓、箭樓拆除，原本環繞甕城的護城河被裁彎取直。從此，北京中軸線的南端起點消失，不再完整。直到2000年6月1日以王世仁先生為主的著名文物及建築界專家給北京市政府有關部門寫了《關於重建永定門的建議書》，請求以歷史文脈的保護為重，恢復中軸線的完整，建議得到了政府的批準。2004年9月，根據瑞典國家博物館學者奧斯伍爾德?喜仁龍1921拍攝的北京城門與城墻照片以及相關的考察測繪資料、梁思成先生在1930年代的考察資料、1937年永定門的城樓實測圖、以及基泰工程建築師事務所在1941至1945年的測繪資料，仿照清乾隆年間的樣式，參照正陽門，重新復建了永定門城樓（見圖2）。歷史、測繪資料的豐富，使得永定門的重建減少了推測的成分；做法、材料、工藝的原汁原味，再現了永定門的風貌。所以，重建的永定門從實體的真實性上講是“假古董”，但在壹定程度上又是真文化，是北京皇城文化軸線的開端。
北京舊城的永定門至前門壹線是明清北京城的中軸線南段，是北京城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7.8公裏中軸線的起首――永定門，更是如此。中軸線被認為“寄托著國家民族統壹，優良文化賡續，社會結構平衡，生活秩序合理種種大同理念，象征著政令貫通，權力集中法統延續等政治理念”，以其蘊含的禮制精神價值成為了北京城的核心景觀。永定門是北京外城與中軸線的垂直交叉點，從明代北京前門外的關廂圍建城墻、納入城防以後，它就取代前門（正陽門）而成為了北京城向南開啟的正門，既是城門又是中軸線的端點，在中國面南為重的文化中，無論是出於自然因素的考慮，還是從精神層面的需求來看，永定門的地位都是十分重要的。從“永定門”的意義賦予中，中國古代社會的統治體希望“江山永定”，“江山永定”之後人民可以安居樂業，整個社會才能和諧有序地發展，國家才能興旺富強。中國古代社會被看作是壹個“家天下”的文化體，“家”的概念統禦天下，家的安定是“萬事興”的前提，所以在首都北京的正門額上把理想“永定”標彰給世人，宣示所有的禮、規、法、制均以此為基礎和前提，可見永定門對於北京城、中軸線的重要作用，它被賦予了極高的政治、文化意蘊。從歷史、文化、社會等多個角度評價，永定門和其它城門壹樣，是壹個重要的歷史文化載體。它的重建，使得人們對北京城門、城墻的記憶再次成為了部分的真實，觀念和現實再次重疊在了壹起，北京城的歷史文化得到了實體性的保存與傳承。
推斷性重建――前門大街的改造
從前門箭樓的月亮灣往南至珠市口的路段已在改造之後於2008年8月7日重新開放，新前門商業街改為步行街，為北京城的老商業區擴大了活動空間，增加了活動內容，註入了新的活力。這條著名的商業街在修繕方案之初確定為恢復前門大街民國初年的風貌，理由是“這條明清時期形成的前門大街（見圖3）早在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就被全部焚毀了。老北京人所熟悉的前門大街是清末民初形成的，並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達到鼎盛。”據此，重新開放的街道上，青白石路面再次出現在禦道的位置上，五牌樓作為標誌性建築重現在大街北端，有軌電車在消失40年後重新出現，壹些沿街建築根據民國時期的照片加以重建。但是，前門大街最先秉持的保護、修繕原則沒有完全實現，最終實現的是“仿民國壹條街”，而且是壹種推測性成分過多的仿造（見圖4）。另外，在仿造的壹條街中出現了壹些後現代的設計手法，部分中國傳統造型、裝飾元素被應用到了街道的美化裝飾中，例如鳥籠、撥浪鼓式的街燈，石鼓狀的花盆等等。雖然極力營造富含中國意蘊的街道意象，但卻偏離了歷史街區保護的原則，使得改造後的前門大街變成了“再詮釋”之後的前門大街，後現代的成分掩蓋了仿古建築和仿民國建築的意象，民國初年前門大街的歷史風貌蹤跡難尋。
局部改造――廊房二條胡同的微循環改造
廊房二條是前門大柵欄商業區的壹條胡同，有悠久的歷史，自明代成街以後商業就比較發達，到了清代，沿街店鋪以經營珠寶、翡翠、玉器、珊瑚和書畫為主，是北京有名的珠寶玉器經營中心，珠寶玉器的經營活動壹直持續到解放前夕。由於南城的城市形成與內城的嚴謹規劃不同，多帶有自然生成的意味，所以，大多數的建築形式比較小巧、自由，不似內城受規制約束那麽嚴謹。其原因可以上溯到清兵入城以後采取的“滿漢分城而居”政策的實施，漢人被迫由內城遷出，雜居在地勢低窪、池塘羅布的外城。再加上商業的繁盛導致了地價昂貴，店鋪的門面也就較為窄小，以圖經濟。街東口有十幾座清末小樓，窗外有鐵花欄桿眺臺，檐頭上鐫刻的“當朝壹品”“延年益壽”“其大心得”等字樣隱約可見。街道中其余的建築絕大部分為中式、中西結合式建築，建築式樣的變遷並沒有消磨掉明代永樂年間規範的商業制度，依然見證著前門商業的發展歷史。早期的金銀珠玉貿易活動，現在已經被北京小吃所替代，零星的字畫玉器店鋪只能在歷史的追溯中才能找到淵源。但是，街道功能的轉變不影響歷史遺存的珍貴，不影響城市街區的格局、尺度、建築藝術所匯合而成的歷史名城精神。在政府和許多文物保護專家的***同努力下，沿街的歷史建築在大柵欄地區的微循環改造的過程中，以具體情況具體對待的態度實施了保護和拆遷，多數有價值的建築被以局部整修改造的方式保護下來。有如謝辰生先生建議的那樣“有些實在需要改建或者需要拆遷但又有價值的地方，可以選擇就地翻建，要最大限度地保持胡同肌理”， 另外壹些沒有價值的房屋被拆掉。廊房二條胡同的微循環改造和前門大街的重建做法不同，最大限度地保護了街道空間尺度和其中的單體歷史建築，在延續歷史文化的同時盡可能地實現了城市文化保護的真實性。（見圖5）
三種結果
在前門外舊城區的改造中，依據不同的價值取向，針對文物建築采取了三種不同的做法：復原性重建、推斷性重建與微循環改造，最後完成的建築呈現為三種不同的改造結果。前門大街的改造帶有壹定的主觀推測性，建成後的街區風貌失真的程度最大；而永定門的重建有更多的依據和參照，屬於復原性重建，在歷史文化的精神層面上具有壹定的“文化真實性”；以廊房二條為代表的局部維修改造屬於微循環改造，在比較大的程度上保護了舊城的胡同肌理、保護了街區建築的原汁原味、延續了街道空間中的場所精神，保護了歷史街區的文化“原生態”。
對北京舊城的保護應該參照世界各國對文化遺產進行保護的原則和實際操作經驗進行，要以我們自己文化特色為出發點，以文化生命的延續為核心。前門外的歷史街區結構、文物建築、歷史建築群和場所是北京平民生活的主要載體，前門外的歷史是北京平民的歷史。擁擠的街區是明代關廂居民的聚居點，豐富多彩的市井生活是清代以降下層官吏、普通民眾混居所產生的文化多樣性的母體，它的價值涵蓋範圍應該是更加寬泛、包容力更強的壹種泛價值取向，像廊房二條那樣，不僅能夠包容珠寶玉器，也完全能包容特色鮮明的地方小吃。對它的街道風貌保護應該如謝辰生先生所建議的那樣，盡可能地保留，盡可能地修復，以便盡可能地保留胡同肌理，但實在該拆的也要拆掉。在微循環改造完的胡同中，有歷史內容和價值的金銀珠玉店鋪建築得到了較好的修繕，墻面上鑲嵌的磚石匾額得到了清理保護，局部腐朽的木制構件得到了修補替換，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形制和風貌。廊房二條的保護在前門外舊城片區的保護中是相對較好的壹種做法，價值取向符合了片區內原有的經濟、文化多樣性的要求，舊城的文化和活力有望得到進壹步的延續。
永定門屬於紀念性的文物建築，與今天的生活不必發生直接的聯系，在歷史文化方面有更重要的價值，它聯系著北京城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是北京“集體記憶”的壹部分，是北京的記憶、夢和希望的構成體。可惜，永定門在20世紀50年代與北京的城墻壹起被拆除了，原先具有歷史性、真實性的建築實體隨著城市的發展而消失了。重建之後的它，若以《威尼斯憲章》來衡量，不具備實體的原真性和歷史性，也不具備完整性。但是針對中國木構建築的特點和原真性概念的靈活掌握，它卻起到了保存歷史文化、延續城市精神的作用。永定門的重建源自北京舊城中軸線的復原需求，作為中軸線的發端它的重建是完整的，作為更大的環境組成部分它卻不具備完整性，因為城墻、甕城、箭樓不存在了，護城河被裁彎取直了。所以綜合衡量永定門的重建結果，它只具備文物建築部分的精神支撐作用，建築本身雖然不是歷史文物，但重建依據的準確性和參照物的有效性，又使得它在觀念上具備了文化的真實性。它對北京皇城文化的延續有壹種不容懷疑的承托作用，它使得幾千年來濃縮了中國人的設計、文化、智慧、想象的這條軸線恢復了完整性，其意義超越了文物建築所具備的歷史價值，人們對永定門的想象、對皇城輝煌的神往、對國家安定富強的期望，已經使人們脫離了質疑其真實性的文物保護層面。
相比之下，前門大街的改造是仿造的歷史街區，沿街的歷史建築在改造的過程中，因重建依據欠缺，僅有少量建築留存有民國初年的照片等原因，改造後的建築只註重現代生活的實用性，拋棄了老商業街的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從歷史文化保護的角度來看，既不是民國的風貌，也不是仿古的風貌，而是折衷式城市設計的結果。
廊房二條胡同屬於歷史街區，沿街的建築部大部分屬於歷史建築。與前兩者相比，在微循環改造的過程中，多數歷史建築遵循了歷史性、真實性和完整性三大保護原則。前門外舊城區中大多數建築是木結構的危舊房屋，人口密集，生活設施落後，房屋使用者的生活質量遠遠落後於現代生活，這促成了舊城改造的原動力，同時也構成了舊城保護的障礙。解決好現代生活與文物建築之間的矛盾，將有效延續舊城歷史建築的時代生命。微循環改造基本符合世界通行的文化遺產保護原則，在建築的形制與精神上維持了建築的原真性；在有價值建築的保護中堅持了壹定的歷史性；通過舊城胡同肌理的保護實現了局部的整體性。廊房二條胡同實施的微循環改造，使得大柵欄片區的保護比永定門和前門大街兩者更為成功，其原因就在於對保護對象價值更加準確的判斷與把握。
縱觀前門外歷史街區的改造，分析針對歷史文化保護對象的三種不同做法，可以看到，舊城歷史文化的各個載體有著內涵上的區別，價值凝結點也存在著差異，保護的策略和措施應該分別制訂、實施，但應以準確、恰當的價值判斷為前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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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軍：清華大學美術學院
欄目策劃、責任編輯：趙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