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陶瓷類文物。北京故宮有35萬件,壹級品1100多件,二級品約5.6萬件,還有上世紀以來在全國110多個窯口所采集的3萬余片陶瓷標本。臺北故宮有25248件清宮舊藏瓷器,宋代五大名窯瓷器及明代官窯瓷器收藏均占優勢,著名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琺瑯彩瓷器絕大多數都藏在臺北故宮。但北京故宮的收藏數量是臺北故宮無法比擬的,特別是在新石器時代彩陶、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瓷器、清代嘉慶至宣統官窯瓷器、歷代民窯瓷器以及古陶瓷窯址標本、實物資料收藏方面,北京故宮均占有明顯優勢。北京故宮在歷代官窯瓷器收藏方面,無論數量還是質量,也都相當可觀,不容忽視。在古陶瓷收藏方面,兩岸故宮各有千秋。
三、青銅器方面。北京故宮藏歷代銅器1.5萬余件,其中先秦青銅器約1萬件,有銘文的1600余件,這三個數量均占中外傳世與出土數量總和的1/10以上,是國內外收藏中國青銅器數量最多的博物館。另外有歷代貨幣1萬余枚、銅鏡4000面、印押1萬余件。臺北故宮收藏有5615件青銅器,先秦有銘文的約500件。兩岸故宮青銅器都以傳世品為主,臺北故宮藏品的總量和精品數量都較少,但毛公鼎、散氏盤、宗周鐘等重器則十分有名。
四、工藝類藏品方面。北京故宮藏有玉器28461件,數量上多於臺北故宮的11445件,而且又征集了考古發掘出土的珍貴玉器數百件,其中安徽淩家灘遺址與六安楊公鄉戰國墓出土的壹些玉器,為世所罕見,目前僅北京故宮有收藏。另外,北京故宮的“大禹治水”玉山,重逾萬斤,還有重量數千斤的幾件玉山,是臺北故宮所不能及的。漆器、琺瑯、玻璃、金銀器、竹木牙角雕刻,以及筆墨紙硯等“雜項”,臺北故宮總計7605件,北京故宮則有101355件。漆器總體上臺北故宮精品較少;金屬琺瑯器,兩岸所藏特點相近,但北京故宮的壹些大型金屬琺瑯制品則是臺北故宮所沒有的;從臺北故宮出版的有關如意、文玩等出版物所選文物看,其工藝水平明顯遜於北京故宮藏品。另外,北京故宮還藏盆景1442件,匏器590件,而臺北故宮無此收藏。
五、宮廷類文物收藏。北京故宮具極大優勢,從代表皇權的典制文物到皇家日常生活用品文物,無所不藏。例如清代玉璽“二十五寶”、鹵簿儀仗等為臺北故宮所無,帝後冠服也最為齊全;反映清代科技發展水平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天文儀器、鐘表亦為北京故宮特藏。清代皇帝稽古右文,重視文玩鑒賞,其鑒賞所用的印章,絕大部分藏在北京故宮。清代皇家信仰多種宗教,以本民族傳統的薩滿教、道教與藏傳佛教為主。北京故宮收藏有大量薩滿教與藏傳佛教的法器、祭器、造像、唐卡等,還完整地保存了宮廷中壹些藏傳佛教及道教殿堂的原狀。
六、圖書典籍方面。臺北故宮所藏版本時代早(宋、元、明版較多)、卷帙完整、書品好者居多,如文淵閣《四庫全書》、?ぴ逄謾端目餿?書薈要》、《宛委別藏》及部分“天祿琳瑯”藏書等,多是獨有的巨帙或孤善之品,相當珍貴。北京故宮所存數量不多的宋元版書多已撥交國家圖書館,但現存的明清抄、刻本,品種、數量眾多,包括內府修書各館在編纂過程中產生的稿本,呈請皇帝禦覽、待刻之書的定本,從未發刻的清代滿、蒙、漢文典籍,為便於皇帝閱覽或攜帶而重抄的各式書冊,以及為宮內外殿堂陳設而特制的各種賞玩性書冊。此外還有翰林學士、詞臣自撰的未刊行書籍,各地藏書家進呈之書;壹大批宮中戲本和檔案;帝後服飾和器物小樣、“樣式雷”建築圖樣、輿圖等特藏文獻,等等,以上***約19.5萬冊(件)。另有20余萬塊精美的武英殿“殿本”的原刻書版。這些構成了北京故宮善本特藏的特色。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藏品,除了所存舊藏外,有近1/5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中央政府的直接領導和各省市積極支持下征集、購買的散佚清宮文物及社會各界人士的捐贈。解放初期,國家就毅然花50多萬港幣從香港買回著名的“三希”中的兩希——《伯遠帖》和《中秋帖》。當時臺灣也想買,但經費沒有落實,他們至今引為憾事。迄今為止,先後有600多人向北京故宮捐獻文物。毛主席三次將友人送自己的文物轉送故宮保存。張伯駒、朱翼庵、孫瀛洲等人的無私捐贈,彪炳千秋。新征集的文物,許多在價值上比清宮舊藏毫不遜色。這使故宮很快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歷代文化藝術的巨大寶庫,成為最有代表性的中華文明的象征。
由於多種原因,許多人對北京故宮文物藏品狀況不很清楚,有人以為好東西都到了臺灣,有的甚至說:“臺北有文物沒有故宮,北京有故宮沒有文物”,這顯然是誤解。當然,文物自有其本身的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是不可以互相替代的。兩岸故宮的收藏本來就是壹個整體,有著很強的互補性,只有從整體上來看待,才能全面地認識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和豐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