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康時期佛教的盛行
“千裏葷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這是晚唐詩人杜牧在題為《江甫春》的詩篇中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這壹龐大的數字，並非出於詩人的誇張。據史書記載，梁武帝時建康的佛寺數甚至超過了500座。這正好與同期北魏首都洛陽的佛教盛況不相上下，反映了中古時代我國南北兩地佛教的廣泛流行，以及意識形態領域裏的新的特點。
在東吳時期，建業都城最早的壹座怫寺是建初寺，系赤烏十年（公元247年）孫權為西域高僧康僧會所造，當時的佛寺以塔為主，所以寺的中心有壹座供養佛骨“舍利”的寶塔。由於此寺位於秦淮河畔的大市後面，所以又名“大市寺”，地名就叫做“佛陀裏”，康僧會在建初寺裏翻譯了幾部佛經，這是江東地區譯經事業的開端。另外，在長幹裏還有壹座佛搭——“阿育王塔”（阿育王是古代印度的壹個非常信佛的國王），塔基地宮內也埋藏有佛骨舍利，塔旁原有尼寺，於東吳中期被毀，西晉初年慚復為長幹寺。
到了東晉時期，由於佛教徒迎合了當時統治階級中流行的玄學和清談之風，使佛教逐漸中國化，得到了皇室和世家大族們的普遍信仰。建康的佛寺相應地增加了不少，現在有名可查的，就有40座左右。又因翻譯佛經是傳播佛教的重要手段，所以建康的譯經事業進壹步興盛起來。印度、南亞和西域諸國的文化藝術也隨之而大量傳人，在我國古代的文化中註入了新的血液。
在建康從事佛經翻譯和中外文化交流事業的代表人物，以東晉和劉宋時期的我國高僧法顯、寶雲和從中印度來的佛馱跋陀羅等人的貢獻最大。法顯既是當時的大翻譯家，又是壹位大旅行家。他以65歲的高齡，於公元399年從長安出發，經西域諸國，超過帕米爾高原，周遊天竺（今印度）諸國，尋訪佛跡和佛經。歸途中經錫蘭島和蘇門答臘島，本來想回到廣州，但所乘船舶被海風吹至山東半島的牢山（今青島附近嶗山），他登陸後只好經廣陵（今揚州）和京口（今鎮江）等地，於公元4l3年才回到東晉的首都建康，這時候他已經79歲了。法顯在回到建康的第二年（公元414年），就寫成了他的旅行記。全文雖然只有9500多字，卻是敘述當時中亞、印度和南海諸國的歷史、地理和風俗人情的年代最早的壹本重要著作，被稱為《法顯傳》，又名《佛國記》或《歷遊天竺記傳》。這部書和後來唐代三藏法師玄奘著的《大唐西域記》，可以說是六朝和隋唐時代我國最傑出的兩部國外旅行記。
位於建康南郊的道場寺（又名鬥場寺，約在今雨花門外），是晉、宋之際的佛經翻譯中心。在法顯回到建康的前壹年（公元412年），他在長安結識的中印度高僧佛馱跋陀羅及其大弟子慧觀，已由東晉大將劉裕請到道場寺。接著，與法顯在北天竺會過面的高僧寶雲也來到道場寺。寶雲普經在國外鉆研並掌握了印度的古文字“梵文”，這就為他的翻譯佛經工作準備了良好的條件。法顯在道場寺裏大約住了5年左右，除了寫成《佛國記》外，還翻譯了佛經六部，***100多萬字。佛馱跋陀羅則和上百名中國僧人，從公元418年起在道場寺***同翻譯出大部頭的《華嚴經》。其中寶雲在道場寺從事譯經工作的時間最長，據說他能壹邊看著梵文本的佛經，壹邊立即口譯成流利的中文。經過他譯成和訂正的佛經有《無量壽經》等多種，質量都很高，人們評論說：“江左譯經，莫不推寶雲為第壹。”
瓦官寺是當時保存藝術珍品最豐富的壹座佛寺。如東晉著名的畫家顧愷之和雕塑家戴逵（kui讀葵）、戴頤顒父子，都在瓦官寺內留下了他們的傑出作品。瓦官寺的位置在今南京城西南角的花露崗上，創建於公元364年，原來是東晉政府官營的陶器作坊，稱為“瓦官”，所以就用來作為寺名。當瓦官寺才建成的時候，寺僧向社會上募集經費。壹些皇室、大族和官僚紛紛捐款求福，但都沒有超過10萬個銅錢的，唯獨年僅20歲的顧愷之卻寫上壹筆百萬錢的捐款，因而被認為是說大話。不久，寺僧向他索取款項，顧擋之就要寺僧在大殿上準備好壹堵白墻，然後關起門來在裏面專心畫了100多天的壁畫，畫的主題是《維摩詰居土像》。據佛經說，維摩詰是壹個道行很高的居士（“居士”就是信仰佛教，但沒有正式出家當和尚的人），在佛教人物中非常有名，相傳他經常同文殊菩薩辯論問題。當這幅巨大壁畫基本完成，將要給維摩詰點眼珠之際，顧愷之通知寺僧請人來參觀並捐款。這時，壹個光彩煥發、清瘦聰慧、凝神沈思著的維摩詰居士就呈現在人們的面前，使整個寺院的氣氛為之大變，觀眾們紛紛踴躍捐錢，很快就超過了100萬個錢。這幅著名的壁畫據說到唐朝時還存在，大詩人杜甫曾經親自到金陵來看過這幅畫。後來，此畫曾壹度移到鎮江的甘露寺，晚唐時又被移到長安的皇宮中，可見這畫的價值之大。
顧愷之的住所就在瓦官寺附近，後代稱為“顧樓街”。據說，他為了專心作畫，特地位在樓上，平時把樓梯抽掉，經日不下樓，人們稱他為“才絕”、“畫絕”和“癡絕”。東晉的丞相謝安稱贊他的畫是“自生人以來，未之有也”。但顧愷之自己卻認為，畫人物最重要的是要畫好眼睛。他在畫人物扇面時，甚至不點眼睛。有人間他，答復道：“那可點眼，點睛便語。”又說：“傳神寫照，正在阿堵（指眼睛）中。”他主張畫人物要掌握每個具體人物相貌中的特征和他們特定的性格。他的作品，流傳下來的極少，現存的《女史箴圖》和《洛神賦圖》，都是唐代前後的摹本，但仍然可以看出，他的用筆“如春蠶吐絲”，又如“春雲浮空，流水行地”。
在瓦官寺中，還有大雕塑家戴逵和戴顒父子兩人的作品。戴逵曾經為瓦官寺鑄造過5尊銅佛像，當時人們把這幾尊精致的佛像，連同顧愷之所作的“維摩詰像”壁畫，以及獅子國（今斯裏蘭卡）送來的高4尺2寸的白玉佛像，合稱為瓦官寺的“三絕”。據記載，戴逵在進行雕塑時，常常虛心聽取觀眾的評論，來改進自己的作品。有壹次他雕刻了壹尊高達1丈6尺的無量壽佛的木像和兩尊菩薩，看來看去總不夠滿意。他就把自己藏在像旁的帷帳中，聽取觀眾的評論，然後又以三年的時間重作新像，從而得到了人們的贊賞。戴顒繼承了他父親的雕塑技藝，也完成了不少優秀的作品。他還善於修改已成的佛像，有壹次，劉宋的太子送了壹尊高達1丈8尺的銅佛像給瓦官寺，人們看了都覺得面部太瘦。後來請戴頤來看，才發覺是由於肩膀和手臂太肥了的緣故。工人按照戴顒的意見進行了修改，居然成為瓦官寺中最雄偉的壹尊佛像。
瓦官寺的聞名於世，除了因為東晉時寺中有“三絕”以外，還由於南朝宋、齊、梁三代對它的大事擴充。如在梁代時增加了著名畫家張僧繇繪制的大幅壁畫，並新建了壹座高達340尺的瓦官閣。張僧繇是壹位善於畫人物，特別是畫佛像的名畫家。他在建康的許多佛寺裏都創作過壁畫，見於記載的除瓦官寺外，還有烏衣巷附近的安樂寺。相傳他曾經給安樂寺畫了四條白龍，但都沒有點眼睛。後來，寺僧堅持要他點，結果其中兩條龍點睛後立即破壁飛去。這就是“畫龍點睛”這壹成語的由來。張僧繇還善於學習國外的繪畫技巧，傳說他在青溪壹乘寺的寺門兩側畫過許多凹凸花，就是使用紅色和青綠色等由濃變淡的色彩，來表現花葉的明暗透視，遠望起來好像有著凹凸的立體感。實際上，他是采用了當時流行於天竺的“暈染法”。所以，當時人們又稱壹乘寺為“凹凸寺”。
瓦官閣建於粱武帝時，因距離當年的長江很近，所以在臨近中午的日照下，閣影可以映入江中，是當時眺望江中景色的壹處名勝。唐代大詩人李白曾登臨此閣，並在他的作品《橫江詞》中提到此閣說“人言橫江好，我道橫江惡、－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官閣。”可惜在南唐滅亡時，這閣被吳越國的軍隊燒毀了。
在瓦官寺的東面，還有壹處南朝名勝叫做“鳳凰臺”，傳說在劉宋年間，曾經有三只類似孔雀的異鳥飛到今花露崗上來，並且吸引了許多普通鳥類前來“百鳥朝鳳”。由於在封建時代這是天下太平的祥瑞之兆，因此劉宋政權就在那裏建造了壹座高臺，叫做“鳳凰臺”。大詩人李白曾登臨此臺，並且留下了《登金陵鳳凰臺》的著名詩篇。全文是“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鴛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以上我們所介紹的建初寺、道場寺和瓦官寺等寺廟倘位於秦淮河畔。這個地區從東吳以來壹直是繁華的工商業區和居民區，像建初寺的前面是著名的大市，道場寺的前面是鬥場市，瓦官寺也距離大市很近。這與後來開封的大相國寺和蘇州玄妙觀的情況差不多，都是寺廟前面有壹個熱鬧的市場，此外，東晉和南朝的皇室、大族和官僚還紛紛把他們的住宅捐給和尚作寺院，稱為“舍宅為寺”。這壹類的寺院為數很多，像上面提到的張僧繇畫龍的安樂寺，原是東晉大族代表人物中的王坦之的花園。以凹凸花著稱的壹乘寺，也是梁邵陵王蕭綸的府第，後來陳朝的大官僚、文學家江總又把他的讀書堂施舍給此寺。大致東起青溪，西迄石頭城，南至雨花臺，北抵都城北郭的中心區域裏，就分布有南朗四百八十寺中半數以上的寺院。
南朗皇帝為了利用佛教統治人民和為自身求佛，曾在宮城內外修造了壹系列金碧輝煌的寺廟，以便於他們朝夕參拜，同泰寺（今雞鳴寺前身）就是其中規模最大的壹座。早在公元300年左右（西晉永康年間），雞籠山上就已經有了佛教寺院。公元527年，梁武帝蕭衍又創建同泰寺，並使寺的南門正對著宮城的北門，以便利他的出入。寺裏***有六座大殿，10余座小殿和佛堂，還有7層的大佛閣和9層的寶塔，供牽著非常壯麗的十方金像和十方銀佛等。梁武帝本人曾經四次假意“舍身”到同泰寺裏去當和尚，再讓進臣用巨款為他贖身，利用這種手段幫助寺僧騙取到幾萬萬個銅錢，後來，同泰寺著了火災，梁武帝還想再建造壹座更高的12層寶塔，終因“侯景之亂”而沒有完成。因此，同泰寺所浪費的人力和財力，在南朝所有佛寺中是最為突出的。
在建康東郊的鐘山和東北郊的攝山（今棲霞山），是南朝佛寺的另外兩個集中地。分別在鐘山南北的佛寺很多，梁以前就已有70座，梁時佛教最盛，數量應該還有增加。其中較為著名的，有北高峰上的大愛敬寺、法雲寺和頭陀寺，今明孝陵所在地獨龍阜的開善寺和定林寺，還有北說的草堂寺（明朝常遇春墓所在地）等等。開善寺創建於梁武帝天監十四年（公元5l5年），是為了紀念當時的高僧寶誌而設立的。據說，當寶誌死後，梁武帝曾出了20萬個銅錢買下了定林寺前面的獨龍阜來埋葬他，墓上建有壹座五層寶塔，塔頂嵌有國外進口的無價琉璃寶珠，所以又名“玩珠塔”。當時的大畫家張僧繇曾為寶誌畫過肖像。後來，唐代的名畫家吳道子重新畫像，並由大詩人李白作贊詩，書法象顏真卿寫字，刻在同壹塊石碑上，所以也叫“三絕碑”。到元朝初年，砷上又加上了書畫家趙孟頫（讀甫）寫的《誌公十二時歌》。明朝初年，因為建造明孝陵，便將寶誌墓塔、三絕碑與佛寺壹同遷到今靈谷寺所在地。現存靈谷公園內的“三絕碑”，已經是清朝乾隍以後的仿刻品。
攝山的南朝佛寺略少，見於記載的只有棲霞寺、慶雲寺和止觀寺等幾座，但卻以人工開鑿的石窟寺――“千佛巖”而聞名。千佛巖位於今棲窟寺後的千佛嶺上，最早的壹個大石窟名叫“無量殿”或“三聖殿”。該殿的主佛為高達3丈2尺5寸的無量壽佛坐像，兩側為各高3丈的觀音和勢至兩菩薩，會稱為“西方三聖”開鑿於南齊永明七年（公元489年）創建棲霞寺後不久。其余的近300個佛龕和500多尊佛像，絕大多數是齊、梁兩代的皇族和大官僚出資為自己求佛的，其中有齊朝的文惠太子、豫章王、竟陵王和始安王等提到的那個愛錢如命的梁臨川王蕭宏，因為他自己舍不得花錢，就動用梁朝國庫的公款大規模地修造和裝飾石窟。這些佛龕內部的基本布局，都是“壹佛二菩薩”，或“壹佛二弟子”（二弟子通常是老年的“迦葉”和少年的“阿難”），有的佛座下蹲有雙獅（稱為“獅子聽道”），窟門兩側還常有天王力士像。它們的雕刻作風都較圓潤細巧，秀麗典雅，與北朝雲崗、龍門等石窟的藝術風格似有所差別。可惜千佛巖的石質為紅色沙巖，易於風化。又經明代太監們的大事重修，以及解放前無知寺僧們的用水泥修補裝新，現在已經面目全非了。
集中在建康壹地的南朝四百人十寺，是當時人民的壹項極為沈重的負擔。它不僅占用了大量的民田、民宅和名勝之地，浪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來建寺造塔和雕鑄佛像，還要養活十幾萬的和尚和尼姑。每座佛寺都擁有龐大的莊園，並從事商業和高利貸活動。他們既是神權的代表者，又兼世俗的大地主和大商人。這樣，人民所受到的壓迫和剝削也就更為沈重了。因此，當時的壹些有識之土紛紛起來反對。劉宋時曾在今太平南路四象橋（古代叫青溪中橋）之北建有宏麗的“湘宮寺”，寺址原是宋明帝劉彧的王府，他做了皇帝以後，就“舍宅為寺，造了兩座五層寶塔，並在銅佛像上使用了金箔制成的背光，極其奢麗。在宋明帝叫群臣參觀他的所謂“功德”時，有壹個名叫虞願的官員就直言不諱他說：“這是老百姓賣妻賣兒錢所建成的，這種罪惡比寶塔還要深重，有什麽功德可言呢？”
公元489年時，壹場中國哲學史上非常有名的“無神論”者和“有神論”者之間的大辯論，在雞籠山旁的南齊竟陵王蕭子良的“西邸”裏展開了。其中無神論者的代表人物是傑出的思想家範縝，有神論者的代表人物就是蕭子良、蕭衍和沈約等，還有大批的佛教僧徒參加辯論。範縝壹面進行口頭辯論，－面積極起草《神滅論》的文章，證明物質是具體存在的，而精神則是附生的。這對於當時廣泛流行的佛教迷信，更是壹個極其嚴重的打擊。所以《神滅論》在公元507年公開發表後，範縝再次受到了佛教徒的大圍攻。但是，他毫不畏懼，聲明決不“賣論求官”，繼續據理駁斥怫教徙的騙人鬼話。據說他經常“日服千人”，許多佛教信徒都被他駁得啞口無言，最後，他們只好把梁武帝請出來，利用政治壓力把範縝流放到了廣州。但是，鬥爭並沒有到此結束，範縝被流放以後，又有郭祖深等繼續進行反佛鬥爭，壹直到“侯景之亂”建康被毀時才告壹段落。
在建康近郊六朝佛寺的周圍，分布著壹系列的東晉至南朝的帝王陵墓。這些陵墓之前，多數豎有巨大而生動的石刻，保存到今天的還有20多處，它們是我國中古時代石刻中的代表作品，歷史藝術價值很高。
建康地區年代最早的六朝陵墓，要算是三國東吳孫權的陵墓。他死於公元252年，史書都記載說是葬於鐘山之陽，稱為“蔣陵”，或“吳大帝陵。明清時代的南京地方誌則進壹步指出是在朝陽門（今中山門）外的第三個山崗，俗稱“孫陵崗”，那麽，孫陵崗的具體位置又在何處呢？由於北宋時的政治家王安石說過：“南朝九日臺在孫陵崗旁，去吾園（指今中山門內半山園）數百尺。”由於北宋時今中山門壹帶沒有城墻，由半山園直接向東南走不遠，就到今明孝陵的前面，那裏較大的山崗，只有壹座“梅花山”，而梅花山壹帶的舊地名又稱為“蔣陵裏”或“吳王墳”。此外，在南京民間還流傳說，明太祖建造孝陵時，曾經講過要孫權為他“看大門”。綜合上述資料，我們認為孫權的陵墓很可能就在今梅花山下。據史書記載，蔣陵內葬有孫權和他的後妻潘夫人，他的前妻步夫人和宣明太子孫登，也分別葬於蔣陵附近，俗稱“步夫人墩”和“宣明太子墳”。但是，在地面上都已看不到任何遺跡了。
東晉***有ll個皇帝，據唐代著作《建康實錄》記載，除廢帝司馬奕葬於吳縣外，穆帝葬於建康幕府山之陽，元帝、明帝、成帝和哀帝葬於雞寵山陽，康帝、簡文帝、孝武帝、安帝和恭帝葬於鐘山之陽。而且，絕大多數都是所謂“平葬，不起墳”，因此陵墓的位置不易確定。1961年11月，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在太平門內富貴山南麓發現了壹塊石刻，上書“宋永初二年太歲辛酉十壹月乙已朔七日辛亥晉恭皇帝之玄宮”26字，這就說明了今富貴山乃是東晉後期五陵的所在地，而東晉恭帝諸皇後在附近覆舟山下所建的“青園寺”，當與此陵區有關。到1964年，南京博物院又在距離晉恭帝石竭發現地的西面400米處，發掘到壹座建築結構較為復雜的東晉大墓。我們認為該墓很可能就是晉安帝司馬德宗的陵墓，因為《建康實錄》中說過：晉恭帝沖平陵“在蔣山之陽安帝同處”。而且，今後還可能在富貴山壹帶繼續發現康帝、簡文帝和孝武帝的陵墓。至於葬在“雞寵山之陽“的四座晉陵，根據現有跡象判斷，我們認為可能是在鼓樓崗的南麓。1972年4月在南京大學北園發掘出來的東晉大墓也許就是這四陵之壹，它的地理位置符合於《建康實錄》中所說的：“在今縣（指唐代上元縣治，在今朝天宮壹帶）北九裏。”據《南朝佛寺誌》，附近還有東晉時所建立的“耆阇《du讀都》寺”。
總起來說，我們認為建康的東晉陵墓主要集中在兩個區域：壹在宮城之東，即今太平門內富貴山南麓，該處有古地名“東陵”；壹在宮城之西，即今鼓樓崗南麓，該處也有古地名“西陵”。此外，在1981年4月，南京市博物館曾在幕府山南麓的北崮山發掘過壹座東晉大墓，其規模略小於富貴山的東晉皇陵，而與南京大學北園晉墓相仿。這三墓都發現有象征著帝王特殊地位的龍頭形和虎頭形的陶座各壹對，這是作為懸掛絲織品帷帳之用的座子，還分別出土有精致的青瓷器、金器、玉器以至玻璃器等高級的隨葬品。所以，幕府山大墓很有可能即是東晉穆帝的永平陵，附近也有南朝古剎幕府寺。
由於南朝齊、梁兩代的蕭氏皇帝死後，都歸葬其故鄉南蘭陵郡的南蘭陵縣，所以齊、梁的皇陵都分布在今丹陽市境內，建康地區僅有宋、陳兩代的皇陵。
劉宋王朝的皇陵，地點比較明確的只有宋武帝劉裕的初寧陵壹處，位於今南京市東郊的麒麟門，其東有“本業寺”。陵前的神道入口處，保存著造型優美的雙翼石獸壹對，長度和高度各有3米左右，重達2萬多斤。左邊的石獸為雙角，通稱“天祿”；右邊的石獸為獨角，通稱“麒麟”，二者合稱“麒麟”。“麒麟”是壹種獅形的神獸，在生物界中並無實物，石刻品從漢代起就出現於大墓的神道中。它的淵源可以上溯到商周的青銅器，特別是近年來在河北平山縣發現的戰國時期中山國王墓中，出土了與南朝石獸造型非常相似的錯銀雙翼銅獸，更說明了這類神獸是我國傳統的藝術品。不過，到了南朝時期，由於佛教的廣泛流行，而獅子又是佛的護法神獸，所以這類獅形石刻也就更多地被用在帝王陵墓的前面。
在南京西南郊的西善橋附近，於1960年發現了壹座裝飾有《竹林七賢圖》磚印壁畫的南朝大墓，根據在丹陽胡橋和建山發現的兩座有同樣內容壁畫的南齊皇陵的情況，西善橋大墓亦應是南朝皇陵。不過，在年代上要比丹陽二陵為早，因西善橋大墓出土器物的時代風格，與南京甘家巷附近的劉宋元徽三年（公元475年）的大族明曇憘墓出土物非常相似。所以，我們認為西善橋的南朝大墓應屬劉宋皇陵，對照文獻記載，很可能是劉宋孝武帝劉駿的景寧陵。這幅《竹林七賢圖》壁畫，在南京和丹陽地區已發現的三處中，繪制得最為工整。畫中的嵇康、阮籍、山濤、王戎、向秀、劉憐和阮鹹等魏晉時期善於“清談”而又“嗜酒”的“七賢”，以及配置的春秋時期“高士”榮啟期，人物線條相當流暢，表現出南朝典型的”秀骨清像”的繪畫風格。關於這類的《竹林七賢圖》，根據有關記載，東晉的大畫家顧愷之和戴逵，以及南朝宋、齊之際的大畫家陸探微都曾有過創作，但均已失傳。從西善橋大墓這幅壁畫的風格看，以所謂“鐵線描”為主，不像顧愷之所常用的春蠶吐絲般的“高古遊絲描”，“秀骨清像”的特點也很顯著。有的人認為這壹壁畫的母本非常接近於陸探微的作品，而由匠師們復制成為磚畫，這種看法是有道理的。”
南朝陳代的皇陵，地點比較明確的有南京光華門外上方橋附近的陳武帝陳霸先的萬安陵，以及棲霞山甘家巷南獅子沖的陳文帝陳篟（讀欠）的永寧陵。二陵前各有石麒麟壹對，陳武帝陵前的石麒麟造型較為樸實，線條亦較簡單；但陳文帝陵前石麒麟的造型和裝飾卻相當華美，雕刻手法細致圓熟，是南京地區同類石獸中的代表作。此外，在南京西善橋附近的罐子山北麓，也發現過壹座南朝大墓，並且裝飾有“獅子圖“等磚印壁畫，還有反映佛教藝術風格的蓮花和卷草等的花紋磚。對照文獻記載，這座大墓很可能是陳宣帝陳頊（xu讀旭）的顯寧陵。
齊、梁兩代的皇陵雖然都在今丹陽市，但王侯壹級的墓葬卻多數在今南京地區，尤以東北郊堯化門到棲霞山之間最為集中，附近有南朝古寺“寶城寺後改“衡陽寺”）和棲霞寺。該處分布有梁武帝的七弟安成郡王蕭秀墓、九弟鄱陽郡王蕭恢墓、十弟始興郡王蕭憺（dan讀淡）墓、堂弟吳平縣侯蕭景墓，以及蕭憺之子新渝縣侯蕭英墓等，梁武帝的六弟臨川郡王太尉蕭宏墓也在距此不遠的仙鶴門附近。這些粱代王侯墓前的神道中，通常是先列壹對大型的雙翼石獸，這類石獸均身軀肥壯，頸部粗短，作張口吐舌、闊步行進的狀態，重達1.5萬公斤左右，其造型比石麒麟更接近於獅子的形象、壹般稱之為“辟邪”。如果說南朝石麒麟給人的印象是窈窕而秀美的話，那麽石辟邪的藝術形象便是健壯而豐滿。南京地區現存的南朝石辟邪，以蕭景墓前和蕭宏墓前的最為生動。南朝王侯墓前神道中的第二列石刻是壹對高達6米左右的神道石柱。這種石柱分作柱蓋、柱身和柱礎三個部分。最上部是壹只屹立於蓮花紋石圓盤之上的小型石辟邪；中部是具有20余道直線凹棱紋的橢圓形柱身，其上端附有長方形石額壹塊，刻寫著墓主人的官銜和姓氏，通常是左柱刻正書，右柱刻反書，或左柱刻順讀文，右柱刻逆讀文；下部的柱礎上則蟠曲著壹對頭部相向、口銜寶珠的螭龍。全柱的造型勻稱，比例協調，使人有秀麗挺拔和端莊凝重的感覺。南京地區最完整的南朝神道石柱，僅有堯化門外太平村（即十月村）蕭景墓前的壹件。這種帶凹棱紋和小辟邪的神道石柱，過去壹般認為是受了希臘和印度藝術的影響。其實，在我國東漢時期已有出現。如北京西郊八寶山附近的東漢墓地中，就發現過這類凹棱紋的神道石柱，柱上端的石額上刻寫有“漢故幽州書佐秦君之神道”等字，柱礎上浮雕著雙虎奔逐的形象。不過，北京發現的東漢秦君神道石柱的上部為石刻的屋頂，而無圓盤和蹲獸。所以，南朝神道石柱的造型，應是我國固有的藝術傳統與佛教藝術融合以後的新的藝術創造。
神道石碑是南朝王侯墓前神道中的第三列石刻。這種石碑高有5米多，重達1萬公斤左右，分為碑首、碑身和碑座三個部分。碑首作渾圓而無棱角的碗形，飾以交相蟠曲的雙龍，碑額上鑿有被稱為“穿”的圓孔，這是古代利用成對的碑來懸棺下葬的遺制。碑身正面通常刻有為墓主歌功頌德的長篇碑文。碑座都做成昂首的巨龜形狀，稱為“龜趺”。這種巨龜名叫“贔屃”，據說它的氣力特別大，能夠負重，所以古人用它的形象來做成碑座。南京地區現存的最完整的南朝神道石碑，是位於棲霞山甘家巷西側的蕭憺墓碑。
以上所介紹的南京附近六朝陵墓，乃是中外聞名的古跡之壹。尤其是南朝陵墓之前的石刻群，堪稱為我國中古時代雕刻藝術中的精華，也是世界藝術寶庫中的瑰寶。現在，這些精美的石刻群都已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此外，考古工作者還在南京幕府山西南的象山發現了大族王氏的基地，在古石子崗（今雨花臺壹帶）發現了大族謝氏的基地，在幕府山西側的老虎山發現了大族顏氏的墓地，在棲霞山甘家巷北江邊貳壁山發現了大族明氏的基地。出土了大批精致的青瓷器、金銀器、銅器、陶器，以至壹些過去罕見的丹丸、黑墨、玻璃器皿和金剛鉆石指環等文物，為研究我國的陶瓷發展史、金屬工藝史、藥學史、文具史，以及中外經濟文化交流史等，補充了大量珍貴的實物。同時，也對東晉南朝世家大族的墓地選擇、排葬次序、墓室結構和隨葬品制度等方面，提供了可靠的研究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