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陶俑的產生始於新石器時代，那時的人們用泥塑的各種人物和動物形象作裝飾，當時的陶塑人像並不是古代文獻中所詮釋的俑，而是與原始社會圖騰崇拜以及其他更為復雜的宗教觀念有關。至殷商時期，出現了作為人殉替代品的“俑”，自此，陶制的俑開始成為中國古代陶塑藝術的主體。隨著歷史的推移，陶俑雕塑藝術在風格上經歷了秦的博大雄健、漢的樸拙豪放、唐的瑰麗大氣、宋的淡雅含蓄以及元明的粗率衰落這樣壹個發展過程。
目前考古發掘所見最早的陶俑,是1937年河南安陽小屯殷墟商代晚期王室墓葬中出土的三個帶手枷的陶制人物俑，俑的尺寸不大，頭發盤起，男俑雙手被枷於背後，女俑雙手被枷於胸前，面部表情憂郁，據推測其身份應該是奴隸或是戰俘。這三件陶俑用於隨葬其作用應與人殉是相同的。
陜西是中華民族民族生息、繁衍，華夏文明誕生發展的重要地區之壹，中國古代歷史上最為輝煌的周、秦、漢、唐等十三個王朝曾在這裏建都。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千姿百態的歷代陶俑不斷被發現，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古代陶俑雕塑藝術的認識。目前，陜西地區時代較早的陶俑有陜北黃陵新石器時代的人頭像，但屬於真正意義上的陶俑應是銅川市棗廟鄉春秋晚期秦墓中出土的彩繪泥俑。泥俑分為侍衛、侍仆和動物俑三類，用紅膠泥捏塑而成，未經焙燒。這批泥俑沿襲了商周時期陶塑作品的風格，莊重有余而活潑不足。
戰國時期的陶俑有1954年寶雞市李家崖出土的樂俑，1995年鹹陽市塔爾坡秦墓出土的2件彩繪騎馬俑。後者屬於戰國晚期，以捏制的方法制成，未經燒制，僅僅表現出俑的用途及其身份，且造型稚拙，在雕塑藝術上較為原始。
秦始皇統壹中國後，發天下刑徒七十余萬，穿治驪山，為自己構築陵寢。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起在秦始皇陵東側陪葬坑陸續發掘出大批陶兵馬俑，其數量之多、個體之美，在中國乃至世界考古史上都堪稱奇跡。它們壹方面為我們展現了兩千多年前秦軍兵強馬壯、叱咤風雲、橫掃六合、統壹中國的歷史畫面，另壹方面也充分說明了秦代的陶俑藝術已經達到了中國陶俑藝術的第壹個高峰。
秦代陶俑擺脫了商周陶俑的呆滯和戰國陶俑缺乏活力的面貌，以寫實見長，在藝術風格上開創了活潑開朗的現實主義先河。工匠們將不同身份、不同年齡和不同地域的人物刻畫得栩栩如生，各具特色，顯示出我國古代雕塑藝術日趨成熟。秦武士俑比例準確、機警聰敏、驍勇威猛、形象逼真；百戲俑造型生動、魅力四射；文吏俑儒雅拘謹、溫文儒雅、憨厚樸實、獨樹壹幟。馬的塑造也頗具特色，主要表現為馬身體的每壹個部位使用了不同的雕塑手法。馬的頭部塑造多變而細膩，面頰用大刀刮削，使頜骨突出、頜角分明；馬的眼皮、鼻翼和嘴唇用陰線精雕細刻；馬四肢的塑造運用線面結合，棱角分明，強健有力；馬的身軀肌腱隆突、肌豐骨勁，背脊結實有力，形象而生動地再現了秦馬的神駿。總之，秦代陶俑明快洗練、渾厚宏大的藝術風格，為漢唐陶俑藝術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外，在制作工藝上，秦俑以捏制和模制為主，並運用了粘貼、刻劃、彩繪等多種制作手法，幾乎包含了陶俑制作的所有工藝，以後陶俑的制作基本上都以此為基礎。因此，秦俑在我國雕塑史上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漢代是中國古代陶俑藝術發展的第二個高峰。壹方面國家的強大，絲綢之路的開通，中外文化交流的擴大為陶俑藝術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另壹方面漢代“事死如事生”的厚葬觀念的盛行，則極大地推動了陶俑的制作和使用。從考古資料看，漢代陶俑的種類多種多樣，除了傳統的男女侍俑外，還有武士俑、騎馬俑、文官俑、武官俑、歌舞伎樂俑、百戲俑等，此外陶畜禽俑在漢代大量出現，如馬、牛、羊、豬、犬、雞、鴨、鵝、鳥等，總之，後世所見各種陶俑在這壹時期基本上都已經出現。
西漢前期陶俑的制作明顯地繼承了秦代註重細節刻畫、明快洗練的寫實風格。1965年陜西鹹陽楊家灣漢墓出土的陶兵馬俑群，1991年鹹陽漢景帝陽陵從葬坑出土的大量陶俑，是漢代前期陶俑的代表。楊家灣漢墓是漢高祖長陵的陪葬墓，是目前所發現的西漢時期研究價值極高的兵馬俑群，出土的彩繪陶俑有騎兵俑、步兵俑等，具有規格整齊劃壹、工藝精良、塑造精美的特點。漢景帝陽陵陪葬坑出土的陶俑則生動真實地反映了“文景之治”時期社會生活尚簡樸實的濃郁風氣。這兩批陶俑都明顯表現出了官府作坊陶俑制作的特征。
西漢中後期，陶俑的制作完全擺脫了官府手工作坊陶俑風格的束縛，陶俑藝術呈現出壹種新風貌。如陶俑的取材更加廣泛，反映追求享樂的各種陶塑以及表示地主階級占有財富的奴婢和家畜形象等在漢墓中普遍發現。人物的塑造註重內在神韻的刻畫，人物形象生動活潑，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和生活情趣。總體藝術風格粗獷豪放，註重追求簡潔明快的動態美。
東漢陶俑藝術在繼承西漢寫實風格的基礎上，又將浪漫主義的創作手法融入其中，形成了壹種寓巧於拙的簡樸豪放的藝術風格。東漢陶俑形象的塑造，不刻意追求形體比例的準確和對細節的精雕細琢，而是通過大輪廓剪影式的雕塑形式來表現塑造對象的內在神韻。此外，東漢陶俑題材也更加廣泛，各種樂舞俑、雜技俑、百戲俑大量出現。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各民族之間戰爭頻繁的紛亂時期，北方少數民族的遷徙和漢族人民的南下，促使了全國範圍內的民族大融合，表現在陜西地區陶俑雕塑藝術上就是南北方特色兼有的獨特時代風格。
這—時期最為重要變化是新的隨葬禮儀制度的確立，陶俑的造型和俑群的構成都有了新的模式，並且逐漸成為制度。這種新的模式對後世影響極大，以後歷代隨葬陶俑的種類和內容大都基本沿襲這種喪葬制度而沒有太多的變化，偶有變化也多隨朝代更替在隨葬陶俑的組合上有壹些增減調整。魏晉南北朝時期這種新的埋葬制度中隨葬陶俑大體分為四類：
第壹類是鎮墓俑，包括武士俑、天王俑、鎮墓獸和十二生肖俑。
第二類是以牛車和鞍馬為中心的出行儀仗俑，包括文官俑、武官俑、男女騎馬俑、樂俑以及隨行載物的馬、駱駝、驢等。
第三類是家內侍仆俑，包括男女侍俑、伎樂歌舞俑。
第四類是庖廚明器及動物模型，有豬、狗、雞等。
從全國範圍來看陜西地區魏晉南北朝時期墓葬不是很多，較重要的是1953年西安南郊草場坡1號墓的發現 ，此墓出土陶俑達120余件，隨葬陶俑內容與種類與新模式極為吻合，特別是甲騎具裝俑的出土更顯重要，它是目前考古發現的同類俑中時代較早的。所謂“甲騎具裝”，即人和馬都披鎧甲的重裝騎兵。此類武士俑的出土，壹方面體現了中國古代騎兵裝備的進步，另壹方面也折射出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戰亂頻繁的歷史大背景。1982年陜西安康市長嶺南朝墓出土的壹批陶俑，則反映了當時莊園經濟生活中普通百姓的風貌，與陜西關中地區的陶俑在造型風格上迥然不同。
西魏、北周的勢力範圍以今天的陜西、甘肅和寧夏地區為主，統治中心在長安，因此這壹時期的主要墓葬基本上集中在陜西地區。其代表是漢中崔家營西魏墓和鹹陽國際機場北朝墓出土的陶俑，這批陶俑觀賞價值極高，每壹件俑塑都運用了熟練的雕塑手法，制作精良，造型別致。
唐代是中國古代陶俑雕塑藝術發展史上的第三個高峰，陶俑藝術在此時大放異彩，無論從數量和質量、創作題材和創作手法上都比秦漢時期有了很大的進步，特別是三彩俑的出現更加豐富了陶俑的表現力，唐代陶俑所包含的豐富社會內容以及藝術上華麗燦爛的風采，將我國古代雕塑藝術的發展推向了頂峰。
依據考古資料，陜西地區唐墓內隨葬陶俑大致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第壹期為隋至初唐，即隋文帝至唐高宗末年。這壹時期盛行以牛車為中心的出行儀仗俑群。
第二期為盛唐，即武則天至唐中宗時期。這壹時期仍以出行儀仗俑群為主，只是牛車的位置逐漸被馬或駱駝所代替，形成了以乘馬或駱駝為中心的儀仗俑群。
第三期為中唐，即唐睿宗至唐肅宗時期。這壹時期出行儀仗俑群逐漸淡出，取而代之的是表現家居生活的男女侍俑等。
第四期為晚唐，即唐德宗至唐末。陶俑數量和種類銳減，其它材質的俑數量增多。
上述各期陶俑組合的變化，也反映了唐代社會的盛衰以及喪葬習俗、審美觀念和社會風尚的演變。
從唐墓出土的陶俑來看，初唐時期的陶俑制作工藝較前代有了顯著的提高，表現手法和雕塑技巧日趨嫻熟，對於人物外形和神情的刻畫細致入微，表達準確，人物形象清秀俊美。懿德太子墓、章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出土的陶俑是這壹時期的代表。
盛唐時期陶俑的形象塑造以肌豐骨柔為特征，崇尚壹種以豐腴為美的美學風格，這種美學風格貫穿整個盛唐時期，不僅影響到了女俑的塑造，甚至影響到了男俑乃至胡人俑的塑造。1959年西安中堡村唐墓出土的三彩女俑就是這壹時期陶俑豐腴為美風格最典型的體現。這種審美意識壹直延續到中唐元和年間以後才逐漸消失。
唐代開放的社會風氣和豐富多彩的生活，為盛唐以前的雕塑家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素材，儀仗、出行、狩獵、裝扮、侍奉、歌舞、旅行、商賈、勞作、飼養等等盡入陶俑造型，陶俑人物形象極為豐富，男女老少、胡漢異族、文官武將、高官顯貴、侍仆胡商、樂師舞娘呼之欲出，就連馬、駝、驢、牛、狗、獅、鷹、豹等動物也是栩栩如生。可以說，唐代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幾乎都被工匠們獨到的眼光和神奇的雕刀所囊括，他們在創作時既註重外形的刻畫，又註意對人物及動物的性格特征的把握，將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有機的結合在壹起，創造出了許多具有鮮明時代特點和強烈生命力的藝術作品。
中晚唐時期陶俑雖然仍具有大唐盛世的風範和余韻，但也逐漸顯現出壹種頹唐的面貌，陶俑題材、種類和數量明顯減少，陶俑制作粗簡，程式化趨向日益濃厚。
宋元明清時期是中國古代陶俑雕塑的衰落期。宋代是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最為發達的時期，對自然界的更多認識使人們的喪葬觀念較以前有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這壹時期使用木質明器和焚燒紙明器習俗的興起，使得墓葬隨葬陶俑大大減少。盡管這壹時期紙制明器的出現與使用對陶制明器產生了巨大的沖擊，但是，漢唐以來的陶俑雕塑傳統依然存在，陜西旬邑縣1965年和1978年出土的精美兒童俑就是這種傳統藝術的延續。此外，當時理學思想的興起，也對陶塑藝術產生了壹定影響，1984年安康市白家梁出土的女侍俑所具有的婉約含蓄的風格，就是對理學影響下宋代陶俑藝術風格鮮明而生動的註解。
元代陶俑的制作粗率，這是因為，壹方面紙制明器的繼續流行，另壹方面則是深受蒙古族喪葬習俗的影響。蒙古族素以深埋不墳為傳統，所以壹般不用俑來隨葬，只有部分漢族和少數契丹族官僚仍以陶俑隨葬。元代陶俑主要出土於陜西和四川，陜西以西安曲江池西村元至元二年(1266年)段繼榮夫婦墓、長安縣韋曲村泰定三年(1326年)賀氏墓、寶雞元墓等出土的元俑為代表。陜西元俑都為深灰胎，不上釉，在技巧和制作方法上尚有壹定的藝術水準，風格寫實，種類有男女侍俑、騎馬俑、駱駝俑、馬俑等，大部分俑的形象為蒙古族人和胡人。在陶俑的組合上，五代、宋時頗為盛行的神煞俑已消失，人物面貌多具有少數民族及域外文化色彩。
明代隨葬器物中瓷制明器幾乎完全代替了陶制明器的使用，陶俑僅見於分封各地的藩王墓和壹些高級官僚的墓中。陜西出土明代陶俑最重要的墓葬是1986年長安縣韋曲朱公鍍墓和1990年長安縣簡王井鄉明簡王墓。後者出土的300多件彩繪儀仗陶俑，俑的腳底部多有墨書標明其身份，真實地反映了明朝初年藩王貴胄在喪葬上所恪守的禮儀制度。
陶俑作為壹種隨葬品，是古代人喪葬觀念的產物，它不僅直接反映著當時的喪葬習俗和喪葬禮儀制度，同時它又是歷史和社會生活的壹種載體，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是研究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生產、生活、對外交流等歷史的重要實物資料，是對文獻資料的形象補充。從藝術角度來看，陶俑是以古代現實社會生活中的人為主要表現對象的雕塑藝術品，它不僅真實地塑造了各個時代不同社會階層、不同身份地位、不同國家民族的人物形象，同時也昭顯著歷代人們對於美的理解，通過歷代陶俑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各個時代雕塑藝術發展的水平和時代審美風尚的演變。
目前，文物和藝術品收藏熱方興未艾。在收藏過程中，由於利益因素的驅動，我們見到的文物難免魚目混雜，陶俑作為壹個主要門類更是如此。所以，無論是國家文博機構還是社會團體及自然人，對所要收藏的陶俑均應進行全面、認真的鑒別。目前古玩市場上的陶俑和三彩俑以假充真的仿制品多來自陜西和河南，常見的是用新土或石膏等做胎再施彩繪或釉，這類假俑較粗糙，易辨別。還有用古墓裏的泥土或漢磚粉末制胎後，再上釉施彩，這類陶俑需要認真辨識。總之，只要從造型、陶胎、彩繪、釉色、工藝等方面加以綜合考慮和仔細鑒別，就不難做出正確的判斷。由於陶俑的質地較脆，彩繪容易脫落，收藏後在保藏上更要註意用科學方法進行養護，只有這樣才能夠較長久地保存並體現其歷史及藝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