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元：現代中國版畫界“卓絕之天才”。古元，是延安木刻最具代表性的畫家之壹，他的不少作品因為濃郁的鄉土氣息、獨特的民族與地域特色成為新興版畫的經典。當時藝術大師徐悲鴻於展覽會上見到古元的木刻，興奮地在報上發表文章，稱其為“中國藝術界壹卓絕之天才”，“惟對於還沒有二十年歷史的中國新興版畫界已誕生壹巨星，不禁深自慶賀。”
新中國成立後，古元的作品以歌頌社會主義建設和美好生活為主，抒情風格和獨特的水印技巧與語言迎來其創作歷程中的另壹高峰。他去世時，曾經受其影響頗深的當代藝術家徐冰，在文章中分析道，他的作品呈現的是生活中的中國人，而不是話劇中的中國人，我們從中得到的是壹種真正的關於中國人的信息。歷史如何塑造了這樣壹位大藝術家，這樣壹位藝術家又能給我們當下藝壇給予何種啟示，這是我們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生活的新氣象
我們籠統地將古元木刻創作分為兩個大的時期：延安時期和新中國時期，依照歷史的線索來展現這位藝術家的心路歷程。
古元1919年出生於廣東香山縣那洲鄉（現屬珠海市）。1932年入廣東省立第壹中學（廣雅中學）學習，他愛好美術，課余常作水彩寫生。1938年春天回家鄉農村當小學教員，並參加民眾抗敵後援會工作。9月由八路軍駐粵辦事處介紹，到達陜北，入陜北公學學習，課余參加美術小組，進行革命宣傳活動，並開始練習木刻。次年1月到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美術系第三期正式學習木刻創作。《運草》是其1940年在學習期間所作的重要作品。從他對馬的運動神態以及車輪結構的準確把握，黑白對比關系、柔和氣氛的精心經營，可看出他對生活的細微觀察及木刻技術的日臻成熟。
美術家、教育家
1940年6月，古元於魯藝畢業到延安縣川口區碾莊參加農村基層工作。《入倉》、《牛群》、《鍘草》等反映碾莊人民生活的作品就是在這裏創作的。這幾件作品都比較註重對畫面灰調子的刻畫，黑白層次細膩豐富，氣氛恬靜，韻味雋永。第二年5月，古元離開碾莊回到魯藝，在美術工場任木刻組長，並擔任部隊藝校美術教員，創作了《逃亡地主歸來》、《騾馬店》等作品。《逃亡地主歸來》刻畫地主全家騎著馬或毛驢，載運著箱櫃緩緩行進在歸家途中的情景，前面由壹名駝背長工牽馬引路，後有壹只哈巴狗緊緊跟隨，頗為生動形象。1942年延安開始整風運動，古元積極地投入到這壹運動中去，並被選為代表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哥哥的假期》就是在這壹年創作的。作品表現的是壹名八路軍戰士假期中回到家中為家人及鄉親們所圍聚的歡樂場景。戰士在興致勃勃地講述著部隊生活，鄉親們聚精會神地聽著，壹位小姑娘上前指著戰士的臂章比劃著“八路”二字，另壹位小姑娘則左手拿著報紙右手牽著壹個小男孩，小男孩穿戴上戰士的行裝，笨拙地模仿著戰士的動作。整個場面洋溢著極富感染力的快樂氣息。《哥哥的假期》有兩個版本，初拓本整體上顯得明朗，刀法也比較豐富，畫面較為輕松活潑，但個別人物刻畫稍顯單薄；另壹個版本則在刀法刻線方面更加統壹規整，人物刻畫的層次也更細膩，某些人物動態的細微調整和明暗關系的再處理，使畫面組織更加緊湊，形式感更強。古元的版畫參加重慶舉行的全國木刻展，引起極大關註。徐悲鴻先生給予很高評價，將其譽為中國新版畫界的巨星。
1943年延安整風繼續進行。古元隨運鹽隊到三邊體驗生活。這壹年創作成績顯著，《離婚訴》、《宿營》、《練兵》、《八路軍秋收》、《減租會》、《馬錫五調解婚姻訴訟》都是這時的重要作品。《離婚訴》也有兩幅。兩幅的構圖、人物形象塑造及表現技法完全不同。第壹幅作於1941年，以陰刻為主，表現眾多鄉親圍觀壹名婦女向蹲在桌上吸旱煙的村幹部傾訴自己不幸的場景，畫面色調濃重，層次感強；作於1943年的這幅同名版畫則是另壹種藝術面貌。以陽刻為主，畫面極為簡潔明快，執筆的村幹部、訴苦的婦女，門口圍觀的鄉親，以及村辦公室的陳設交代得清楚明了，讓人壹目了然，整幅畫面格調清健，富有民間意味。《減租會》是堪稱典範的壹幅作品，描繪的是農民與地主面對面的減租鬥爭，農民將地主團團圍住，有人直指其面，有人在按指逐條說理，有人拿出賬本，有人在交頭議論，有人在吸煙沈思，抱著嬰孩的婦女也參加了會議，地主被圍困在中間，壹手撫懷，壹手指天，替自己作著辯解。人物眾多，但表情神態各異，形象動作無壹不鮮明生動，既符合了主題揭示的需要，又沒有扭曲真實的面貌；陳設道具皆富於典型性，畫面黑白對比處理精到，組織布局張弛有度，場面戲劇感強。1944年魯藝美術工場改為研究室，古元任研究生、創作組長，因歷年在美術創作的傑出成績，被選為甲等文教模範，參加陜甘寧邊區文教代表大會，受甲等獎。這壹年他創作了《給老炊事員祝壽》、《人民的劉誌丹》等優秀作品。《人民的劉誌丹》是壹幅描繪歷史題材的圖畫，描寫陜甘寧邊區創造者之壹的劉誌丹前往新解放的村莊接見貧苦群眾的情景。對劉誌丹睿智堅強的領導者形象與勤勞善良、深受苦難的群眾熱忱擁護劉誌丹場面的刻畫絲絲入扣，情感交融的場景與奔放有力的刀法相得益彰，版畫語言的特色和主題形象的彰顯均表露得淋漓盡致。
1945年11月古元隨魯藝離開延安前往東北，因途中交通受阻滯留華北解放區。在那裏，他擔任了華北聯合大學文藝學院美術系教員，並參加了土地改革運動。轉入東北解放區後，他又再次參加土改。這壹階段，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焚毀地契》和《人橋》。前者描繪了土改中激動人心的壹幕，農民們沖進地主宅院，將地主的土地房產契約翻搜出來壹把火燒掉，升騰的火焰，敲鑼打鼓、歡呼雀躍的人群，構成農民革命勝利的戲劇性畫面。
抒情“詩人”
新中國成立以後，勝利的氣氛以及社會建設的火熱場面給古元以巨大鼓舞，他以畫筆辛勤地歌頌著革命的歷史和新的社會生活。建國初的幾年，他的藝術道路較為順暢，政治地位也很高。他參加了當時政府極力推崇的新年畫運動，作品《毛主席和農民談話》獲得文化部頒發的二等獎。他又曾訪問朝鮮和印度，創作了反映中朝***同抗美以及印度人民熱情好客的版畫。1956年他創作了眾多藝術家都表現過的題材《祥林嫂》，但他通過對人物形貌及眼神的深入刻劃，生動準確地展現了原著中的人物精神，給人以強烈的震撼。
1956至1957年古元創作中另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甘蔗園》和《劉誌丹和赤衛軍》。他以濃郁的抒情筆調刻劃了鶯雁翻飛、壹片綠色蔗園裏，農民們在收割甘蔗的富有詩意的畫面。而劉誌丹的題材他之前已經有過成功的創作，這次以向心團聚的構圖方式表現了劉誌丹與環繞四周的赤衛軍在戰鬥間歇暢談的熱烈場面。用筆大刀闊斧，黑白對比強烈，繁簡結合得當，虛實相生，可說是又壹幅完美成功之作。
然而在1957年的時候，古元遇到了意外的挫折，好友江豐被打成“右派”給他很深的刺激，他也因為替江豐鳴不平而受到批判，幸有某位中央領導力保才未被劃成“右派”，但他還是被下放農村勞動，心境受到影響。 不過很快他便得以調中央美術學院任教授。
古樸泰然
他沿著講究色澤與朦朧的抒情格調的水印版畫壹路於1962年創作出了可視作建國後巔峰之作的套色木刻《玉帶橋》，畫面裏的弧形橋身如白玉般潔白，拱形的橋洞與映射在池水中的倒影形成完整的橢圓，有垂釣者立於橋下，岸上綠樹蔥蔥，池水中荷葉翩翩，粉紅的花蕾與行走在橋上的持紅傘女子形成呼應，構成和諧美好的景致。很顯然，他的創作取向受到當時版畫整體環境的影響，上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領導層對於風景畫有所提倡，版畫中出現了向抒情的、優美的、細膩的方向發展的取向；而古元本人壹直都對抒情性的風景寫生有著濃厚的興趣，兩相結合鑄就了他的創作上的又壹個重要發展階段。 “文革”開始的時候，古元如其他很多藝術家壹樣被迫停止了創作。但1972年他又被借調回北京，獲得創作和參加美術活動的機會。
“文革”壹結束，古元便歡欣鼓舞地創作了喻示新時代來臨的系列新作，如《十月的喜訊》、《悼念和戰鬥的詩篇》、《初春》、《瑞雪》等。“文革”之後，古元的行政領導工作逐漸多起來，社會活動也較為繁忙，但他仍然堅持下鄉寫生，表現壯美的自然風光。另外值得註意的是，他還創作了壹些富有寓意的作品。比如《給人們甜蜜》，通過表現養蜂人和蜜蜂的勞動表達為人民釀造精神甜蜜的主題。這個時候的作品總體風格上延續了以前的路子，但更趨簡練，更講求強烈的視覺效果。
古元對於自己的藝術方向是抱著堅定的態度的，上世紀80年代正是新潮美術興起的年代，在他的壹次個人展覽上，有觀眾留言道：“妳的展覽會我幾分鐘便看完了，老壹套，希望妳趕快創新！”可是古元卻處之泰然，並不為之動搖。這構成他藝術生涯中頗具意味的壹個插曲。他對自己的藝術有足夠的自信。他曾說：“藝術上應該各行其道，我不要求別人走我的道路，別人也無權要求我和他走壹樣的道路。”
古元的意義
作為延安時期極具代表性的版畫家，特殊的生活場景、學院教育和政治思想塑造促成了他創作的政治立場、審美傾向以及技術手法等。
延安的生活戰鬥景觀讓他看到了變革的新氣象和社會發展的出路。以把握藝術武器，繼承魯迅革命傳統，理論與實踐密切聯系，壹切服從抗戰為辦學宗旨的魯藝讓他在教育學習中掌握技術，在生活勞動中汲取養料。而政治意識形態的鍛造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他藝術創作的立場、深入生活的視角，進而影響到創作表現形式的選擇。毛澤東在“魯藝”視察的講話闡明藝術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場以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於藝術與政治關系的鮮明闡述，對古元的藝術創作起到根本性作用。尤其是後者使他的創作更加註意反映邊區的政治生活，同時在處理這些政治生活題材時，思想上的傾向性也是十分明顯的，以圖使自己的藝術起到宣傳黨的思想政策的作用。在配合政策、深入生活的過程中，他積極探索為群眾喜聞樂見的表現形式，產生了壹批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明朗簡潔的藝術作品。古元的木刻在思想內容上適應了抗戰需要，但又不是簡單地圖解革命概念，他還十分註重發揮版畫藝術的特點，構圖刀法皆精心經營，註意來自生活基礎的細膩塑造。當然，他對沈靜自然、單純樸實的風格的追求還與其樸素溫和的個人氣質有著密切聯系。
讓當代藝術家徐冰念茲在茲的古元的魅力，更多的也是指向延安時期，他說，古元的魅力“不僅在於他獨有的智性及感悟，而是他所代表的壹代藝術家在中國幾千年舊藝術之上的革命意義。不僅是其藝術反映了壹場社會革命運動，重要的是壹切有價值的藝術家及其創作所***有的藝術上的革命精神，這實際是壹種真正意義上的‘前衛’精神。”以他為代表的藝術家對社會的參與實踐、對藝術語言的改造和建設，以及拋棄舊藝術的腐朽氣和消除生吞西方藝術的痕跡，獲得與人民相濡以沫的平和自然等功績，極容易讓我們聯系到當下中國藝術家們在面對傳統和西方時依然存在的困窘處境。但我們應該看到，古元他們的革新精神是在政治的強力左右下，在與所植根的土地深入接觸中，更為重要的是在藝術家所遭遇的煉獄般的思想與心靈的鍛造過程中形成的。這種思想烙印是如此深刻，使得那壹代藝術家很難再產生新的革命性變化。即使是在改革開放的今天，這也是值得我們深省的。